加缪叙事的另一种阅读

在关于加缪叙事作品的研究中，我们讨论得最多的无疑是它们所表现的哲学主题。经 典的阐释方法是，将《局外人》与《西西弗的神话》所阐述的“荒诞”命题联系起来， 再将《鼠疫》与《反抗者》所阐述的“反抗”命题联系起来。如果仅就《局外人》和《 鼠疫》这两部作品而言，以上阐释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切中主题的，这不仅因为包括萨 特在内的许多读者和批评家都表达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而且首先因为加缪本人对这两部 作品的内涵作过明确提示。(注：这一阐释方式首先源自加缪本人的写作构思(他在1939 年7月25日致女友克丽丝蒂安娜·加兰多的信中首次披露了以论著、小说和戏剧三种形 式表现“荒诞”这一“第一阶段作品”的构想)，其次源自萨特1943年2月对《局外人》 的评论。参见1.Lettre à Christiane Galindo,25,Juillet 1939,Cahiers Albert Ca mus 4,Gallimard,1984,p.157.2.Jean-Paul Sartre,Explication de l'étranger,Cri tiques littéraires(Situations 1),Gallimard,1947,pp.92-112.3.Bernard Pingaud ,L'étranger d'Albert Camus,Gallimard,1992,pp.49-52.)

然而，上述两部小说的代表性导致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即对它们的阐释衍生出 一种普遍化的倾向：每当我们提到加缪的小说时，总是立即举出这两部作品，让人觉得 他的作品似乎都是写荒诞和反抗的，结果两部小说成了这位作家全部叙事作品的代表。

事实上，加缪生前以叙事名义(roman,récit,nouvelle)发表了九部作品(《局外人》 、《鼠疫》、《堕落》和《流亡与王国》中的六个短篇)，加上他的遗稿《幸福的死亡 》、《第一人》，以及被伽利玛出版社归到“随笔”名下但严格地讲仍然具有叙事性质 的文本(《反面与正面》中的前三篇(注：这里还不算加缪早年的两篇试笔之作《贫民区 的医院》(1933)和《贫民区的声音》(1934)，因为加缪从未打算发表它们，而是后来将 其作为《反面与正面》、《幸福的死亡》和《第一人》的部分素材。《反面与正面》中 具有叙事性质的三个文本是：L'ironie,Entre oui et non,La mort dans l' me.参 见L'envers et l'endroit,Gallimard,1958,pp.35-95。))，他的叙事作品总数为十四 篇。这些叙事并非都以“荒诞”和“反抗”作为表现内容，如果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 它们各自的内涵都相当丰富，其中贯穿了一个基本内容：孤独。对这个重要方面的研究 ，也许有助于我们进入这位作家的内心，进而更为深入地理解他所创造的叙事世界。

一

通常我们只是在研究《若纳斯》时提到孤独问题。

画家若纳斯艺术上的成功，为他赢来了众多的朋友和登门求教的弟子。每天他都在众 人的包围中作画，应酬不断。“然而生命短促，光阴飞逝，他的精力也有限度。难的是 既要描绘世界和人，又要同时和他们一起生活。”若纳斯越画越少，艺术创造力也在逐 渐衰退。为了逃避干扰，他躲到了自己建造的阁楼上，但是再也画不出画来。在“soli taire”(孤独的)和“solidaire”(团结的)矛盾之间，他茫然若失。作为一个以创作为 生命的艺术家，他体验的更多的是无法为外人道的内心孤独。

其实，加缪表现孤独的叙事远不止《若纳斯》一篇。与该作品同收在《流亡与王国》 中的其他五个中短篇，在本质上写的都是孤独。《叛教者》的主人公本来是个基督教的 传教士，崇拜强权和邪恶偶像的野蛮人用刀割掉了他的舌头，让他“学会了崇拜仇恨的 不灭的灵魂”，同时也使他背叛了原来的基督教信仰。然而，代表强权与恶的邪教却根 本不屑于接纳他，为此他倍感孤独。

另一个短篇《不贞的女人》的女主人公雅尼娜与丈夫婚后不久就失去了激情与心灵沟 通。做布匹生意的丈夫除了赚钱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雅尼娜只是感到孤独，“感到透心 的凉，心口上压着一块大石头。”在长途汽车上，一个士兵投向雅尼娜的目光隐约唤醒 了她某种沉睡的渴望。晚上，她悄然起身，离开了熟睡的丈夫，独自一人“投入夜的怀 抱”。她在城堡的平台上眺望着千万颗星星闪烁的夜空，呼吸着寒冷的空气，觉得终于 又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之根。

《来客》也是收入《流亡与王国》的一个短篇。主人公达吕是一个在北非高原当小学 教师的法国人。一次，附近小镇的法国警察交给他一个阿拉伯犯人，让他押解去警察局 。尽管阿拉伯人的愚昧罪行激怒了达吕，但他没有执行押送命令，而是在半路上释放了 阿拉伯人，希望他逃走。可阿拉伯人却认命地仍然朝监狱方向走去。达吕回到学校，发 现黑板上有阿拉伯人的同村人写下的一行字：“你交出了我们的兄弟。你要偿还这笔债 。”小说的结尾传达出了这个既不与自己的法国同胞保持一致、又被阿拉伯人视为敌人 的主人公的深切孤独：“达吕凝视着天空、高原和那一片一直伸向大海的看不见的土地 。在这片他如此热爱的广阔土地上，他是孤零零的。”(注：本文中加缪叙事作品(除《 反面与正面》中三篇文章外)引文译本依据为：郭宏安(《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 学出版社，1987年)；顾方齐、徐志仁(《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袁莉、 周小珊(《第一个人》，收入《加缪文集》，译林出版社，1999年)。笔者在引用时对译 文略有变动。其他引文由笔者译出。本处注释原文参见：Albert Camus,L'exil et le

royaume,Gallimard,1957,p.101,p.187,pp.78-80,pp.123-124,p.135.)

按照加缪的写作计划，《堕落》本来也要收入《流亡与王国》，但因为篇幅较长而于1 956年5月单独发表。这篇重要作品与加缪本人的微妙关系、其中所隐含的他与萨特论争 留下的难以愈合的创伤，已有研究者作过精神分析(注：参见：Roger Quilliot,La mer

et les prisons,Gallimard,1970,pp.264-265.André Abbou,les structures superf icielles du discours,Revue des lettres modernes,série Albert Camus 3,Minard ,1970,pp.106-108.Jeanyves Guérin,Portrait de l'artiste en citoyen,Francois

Bourin,1993,pp.128-130。)。这里我们要侧重指出的是这部作品流露的孤独感。看过 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记得主人公让—巴蒂斯特·克拉芒斯那滔滔不绝、几乎不容听者插 话的诉说。这种诉说(或曰忏悔)首先是一种自我保护的策略，因为克拉芒斯发现同类“ 有一种不可抵抗的审判别人的倾向”，“人们为了自己不被审判，就匆匆忙忙地审判别 人。”于是他索性先作忏悔，以取得免于被别人审判和审判别人的权利，并引诱对方也 开始忏悔。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人都具有审判别人的倾向，因此这些“同类”为数众多 ，几乎就是“他人”的代名词：“对我来说，更苦难、更痛苦的是承认我在一些几乎不 认识或根本不认识的人中有敌人。”(注：Albert Camus,La chute,Gallimard,1956,p.84,p.35,p.139,p.140,pp.11-12.)相对于为数众多的他人，“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孤 独。在这个意义上，克拉芒斯对诉说的迫切需要显然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孤独和需要倾听 、理解的表现。“请跟我喝酒吧，我需要您的同情。”(注：Albert Camus,La chute,G allimard,1956,p.84,p.35,p.139,p.140,pp.11-12.)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道出了主人公的 真实心理。

事实上，克拉芒斯的诉说与其说是忏悔，不如说是辩护。他不仅想证明他并不比别人 更应该被审判，而且时刻流露出认为自己比他人更优越的自恋情绪：“当然了，我们是 在一个锅里。然而我优越的地方是我明白这一点”。“自从我找到了解决办法之后(注 ：“自从我找到了解决办法”一语指克拉芒斯发现“既然人不审判自己就不能判决别人 ，那就得自己攻击自己以获得审判别人的权力”。La chute,Gallimard,1956,pp.143-1 44.)……我终于处在支配地位……我还发现了一座高峰，我独自攀登，从那儿，我可以 审判所有的人。”不止一次，克拉芒斯觉得自己像个“超人”。这种超人的感觉是美妙 的，但是却必须承受专属于超人的孤独：“上帝不时髦了。况且这个字已无意义。”“ 对于一个孤独、没有神、没有主人的人来说，岁月沉重得难以忍受。”(注：Albert Ca mus,La chute,Gallimard,1956,p.84,p.35,p.139,p.140,pp.11-12.)

克拉芒斯的这种“超人”意识，与《局外人》中莫尔索的“局外”感，有着某种本质 上的关联：它们的前提都是对上帝信仰的崩溃。因为“不再有父亲，不再有规矩”(注 ：Albert Camus,La chute,Gallimard,1956,p.84,p.35,p.139,p.140,pp.11-12.)，克 拉芒斯感到自己成为超人。对于莫尔索而言，因为不承认在人与世界之上起整合作用的 上帝的存在，他必须面对“演员与舞台的分离”，成为一个体验荒诞的局外人。这两种 处境都包含着“众醉我独醒”和独自承担命运的深刻孤独。从这个角度看，《局外人》 既是一本表现荒诞意识的书，也是一本表现荒诞哲学意义上的孤独的书。每一个用心阅 读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为莫尔索那彻底的孤独而心悸：“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 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之以 仇恨的叫喊声。”(注：Albert Camus,L'étranger,Gallimard,1957,p.186.)

二

在加缪的叙事中，一个与孤独相对应的同样重要的内容是对“solidarité”(团结互 助)的希冀和呼唤。收入《流亡与王国》的另一个短篇《生长的石头》，写了一个法国 工程师与一个巴西土著厨师之间的故事。达拉斯特从法国来到巴西莽林边缘的一个小城 修筑水坝。这是一个厌倦了由“警察和商人”统治的欧洲的人，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在 欧洲找不到自己位置的人。然而在陌生荒凉的异域，他所能感受到的也只有流亡者的孤 独。有意无意中，他在等待一次能够改变自己的奇遇。

这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在油船上做事的土著厨子。厨子曾经因为油船在夜晚失事而落 入海中，惊慌之际，他突然看见了远处岸上耶稣教堂的灯光，于是他向耶稣求救，并许 愿说如果耶稣救了他，他就用头顶着一块50公斤重的石头参加仪式游行。后来他游回了 岸上，果真履行诺言，在耶稣节头顶一块沉重的石头参加游行。长距离的负重使他精疲 力竭，最终跌倒在地。人群中一直跟随着厨子的达拉斯特本来对他那荒谬的许诺感到恼 火，然而，厨子的虔诚、艰难无助和因为无力履行诺言而显出的绝望震动了他。不由自 主地，“达拉斯特俯身用手替他拂去肩上的血和尘土”，在明白厨子已经完全绝望的时 候，他毅然代替他将石头放在自己的肩膀上。他喘息着将石头扛到了厨子住的茅屋。当 他终于卸下重负，直起身来时，他对自己大口呼吸的“那种苦难和灰烬的气味”已经不 再陌生，他感到自己身上升起了“一股欢乐的暖流”。在帮助他人的行动中，达拉斯特 突然不再有流亡者的孤独之感，他心头“充满了纷乱的幸福”，感觉自己的“生命又重 新开始”。当厨子的兄弟邀他和他们坐在一起时，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注：本 文中加缪叙事作品(除《反面与正面》中三篇文章外)引文译本依据为：郭宏安(《加缪 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顾方齐、徐志仁(《鼠疫》，上海译文出 版社，1980年)；袁莉、周小珊(《第一个人》，收入《加缪文集》，译林出版社，1999 年)。笔者在引用时对译文略有变动。其他引文由笔者译出。本处注释原文参见：Alber t Camus,L'exil et le royaume,Gallimard,1957,p.101,p.187,pp.78-80,pp.123-124,p.135.)

“团结互助”(solidarité)意味着相互理解和同舟共济。《沉默的人们》就是表现这 一主题的。因为行业不景气，制桶厂老板拉萨尔冻结了工资。然而物价上涨使工人们的 收入“越来越不够用”。与老板谈判破裂后，他们决定罢工。20天过去了，罢工未能奏 效，工人们迫于生计压力只得复工。这些憋了一肚子气的人们以沉默来回答老板希望和 解的问候声。拉萨尔坦言，由于行业不景气，他不能答应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但生意 有了起色后他会做的，眼下希望大家能通力合作度过难关。工人们仍然以愤怒的沉默回 报。这时候，拉萨尔也遇到了不幸的事：他的小女儿忽然得了急病，被救护车送到了医 生那里。工人们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事情，他们依旧沉默地工作，但心中的怒气逐渐被同 情所取代。收工的时候，头发有些散乱、声音嘶哑的拉萨尔走进车间来向他们道别，主 人公伊瓦尔想对他说点什么，但是他已经出去了。伊瓦尔终于打破沉默，也向大家说了 晚安，而大伙儿则以同样的热情回答了他。生活仍然艰难，但人们心中多了一些宽容。(注：本文中加缪叙事作品(除《反面与正面》中三篇文章外)引文译本依据为：郭宏安( 《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顾方齐、徐志仁(《鼠疫》，上海 译文出版社，1980年)；袁莉、周小珊(《第一个人》，收入《加缪文集》，译林出版社 ，1999年)。笔者在引用时对译文略有变动。其他引文由笔者译出。本处注释原文参见 ：Albert Camus,L'exil et le royaume,Gallimard,1957,p.101,p.187,pp.78-80,pp.1 23-124,p.135.)

说到孤独的反命题，当然应该特别地提到《鼠疫》。在这部小说里，奥兰市民除了遭 受鼠疫的蹂躏之外，还经历着与世隔绝的孤独的折磨，“体验着一切囚徒和流亡者的深 切痛苦”。然而，如果说每个人都只能孤独地面对死亡，那么对生命的渴求却是集体的 。这种共同的渴求促使他们团结一致与灾难斗争，自发地参加卫生防疫组织。在对这场 生死搏斗的描述中，加缪使“团结互助”获得了具体真实的含义：它意味着患难与共和 并肩战斗。深夜里，里厄医生打开收音机。“从千万里外的天涯海角传来陌生而友好的 声音，笨拙地试图说出他们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感情。说是说了，但同时又证实任何人都 不能真正分担他所看不见的痛苦”。真正具有价值的，是那些与里厄医生并肩抗击死神 的人们：格朗、卡斯特尔、塔鲁……甚至那位帕纳卢神甫。神甫原来一直想从宗教角度 出发，把鼠疫解释为天主对世间罪恶的惩罚，以第二人称复数“你们”教导众人应该在 更虔诚的忏悔和祈祷中获救，但他最终也同意参加反抗鼠疫的斗争，“他说话时已经不 称‘你们’而改称‘我们’”。(注：Albert Camus,La peste,Gallimard,1974,p.202,p.263.)

三

以上对加缪小说的回顾使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在这位作家的小说中，对孤独的 表现和对团结互助的希冀与呼唤具有一种丝毫不亚于荒诞和反抗主题的重要性。事实上 ，这对正反命题乃是同一种生命体验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事实表 明，它们的共同根源，乃是作家本人真实的生命体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渴求。

1951至1952年与萨特的论争，是加缪一生中最苦涩的经历之一。他的重要论著《反抗 的人》出版之后，招来了法国知识界左右翼猛烈的攻击。萨特的弟子弗朗西斯·让松在 《现代》杂志1952年5月号发表长文《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认为“《反抗者 》首先是一本失败的伟大著作。”在让松看来，“加缪没有能力从形而上学的反抗转向 历史的反抗”，他“甚至拒绝承认历史进程和经济在革命的萌生中起过任何作用”，“ 显然，加缪不相信(经济)基础。”(注：Francis Jeanson,Albert Camus ou l' mé

révoltée,Temps modernes,mai 1952.)让松尖锐的批评口吻使加缪感到震惊，遂在《 现代》杂志当年8月号发表文章进行反驳。然而随之而来的是萨特本人更为尖锐的攻击 。萨特以轻描淡写的修辞手法化解和转移了加缪对苏联集中营的质疑：“是的，加缪， 我像您一样认为这些集中营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新闻”每天所使用的 那一套也同样是令人不能接受的。”(注：Jean-Paul Sartre,Situations IV,Gallimar d,1964,p.104,pp.93-94,p.91.)加缪低微的出身曾经使他饱尝贫穷的滋味，但也让他从 中领会到了值得骄傲的贫穷者的财富与高贵：地中海的阳光、海水，阿尔及尔下层人( 例如《第一人》中他的舅舅及其工友们)的质朴、纯真。针对加缪这种精神上的自豪感 ，萨特嘲讽道：“您也许贫穷过，但您现在不再是穷人，您是一个资产者，像让松一样 ，像我一样。”“苦难并没有委托您什么。”(注：Jean-Paul Sartre,Situations IV,Gallimard,1964,p.104,pp.93-94,p.91.)作为对加缪反抗哲学所强调的超越性的回答， 萨特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严厉指责说：“一种强暴而堂皇的专制在您身上建立起来，它 依附于一种抽象的官僚主义，企图建立道德的统治。”(注：Jean-Paul Sartre,Situat ionsIV,Gallimard,1964,p.104,pp.93-94,p.91.)

对加缪作出上述攻击的萨特正值向左转之际，他需要有一个机会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 。与交往多年的、甚至被外人误以为是存在主义同道的加缪分道扬镳，就成了一个意味 深长的举动。然而，加缪并未揣摩透萨特的用意，在他眼中，萨特仍然还是一个有着多 年交情的朋友，尽管这种交情如萨特所说“并不轻松”。他显然没有料到萨特所主持的 《现代》杂志以及萨特本人会如此公开地将他作为攻击目标。当时的法国知识界普遍左 倾，因此大多数人倾向于萨特的立场，这让加缪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惊与孤独。甚至 在与他关系密切的伽利玛出版社，他也感受到了这种处境。当他寻求罗贝尔·伽利玛和 克洛德·伽利玛的支持时，前者含蓄地表示自己站在萨特一边，后者则暗中高兴，因为 萨特对加缪的攻击使他的表兄兼对手、加缪的朋友米歇尔·伽利玛感到难过。除了政治 因素外，那些乐意看到加缪受创的人难以自持地流露出对他成功的妒意：这个来自阿尔 及尔的作家才三十多岁就因为《卡利古拉》、《局外人》、《西西弗的神话》和《鼠疫 》等杰作而成名，不仅如此，当二战期间巴黎的许多文人保持“明智的”沉默时，加缪 却作为抵抗运动报纸《战斗报》的主编为自由和解放大声疾呼，并因此在许多普通法国 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眼中成为代表社会道德、勇气与良知的希望。这段“完美无缺的经历 ”(注：Olivier Todd,Albert Camus,une vie,Gallimard,1996,pp.573-576.)让不少人 心怀妒意。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人性的基本因素，就更容易理解加缪在当时文人圈子中 的孤独处境在所难免。

在提到那场论争时，加缪总是用第三人称复数“他们”称呼对手，因为《现代》杂志 所代表的是一个以萨特为首的人数众多的群体，而他却是孤身一人。尽管也有一些友人 支持加缪，例如著名诗人勒内·夏尔和远在德国的汉娜·阿伦特，但是，巴黎知识界对 他表现出的普遍疏远深深伤害了他的自尊，以至于细心的研究者在他四年之后发表的中 篇小说《堕落》中，读出了那场论战给他造成的难以愈合的创伤。这篇作品对萨特当年 指责的影射与回应，已有研究者逐一指出，这里不再赘述。我们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 是加缪本人所体验的孤独与这篇小说主人公克拉芒斯的孤独之间的隐秘关联。我们注意 到，克拉芒斯是为了远离巴黎才独自一个到阿姆斯特丹的，而他之所以要远离巴黎，除 了个人的心理危机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个社会使他发现同类“有一种不可抵抗 的审判别人的倾向”，正如他向叙述接受者谈到的：“您没有注意到我们的社会就是为 了这种灭绝而组织起来的吗?您自然是听说过巴西河流中那些极小的鱼，它们成千上万 地一齐攻击粗心大意的游泳者，小口小口地，飞快地清扫他，这是一门职业，一个家庭 ，一种有组织的娱乐……这是我们的(组织)：争先恐后地清扫别人。”(注：Albert Ca mus,La chute,Gallimard,1956,p.84,p.35,p.139,p.140,pp.11-12.)

如果说给克拉芒斯留下痛苦和厌恶记忆的，显然不只是某些个人，而是整个巴黎社会 ，那么对于《堕落》的作者加缪而言，这个“社会”主要就是巴黎的文人圈子。在那个 圈子里他还体验过另外一种必须独自咀嚼的苦涩滋味，即小说《若纳斯》的主人公所面 对的孤独。如同自己笔下的画家一样，加缪很早就已成名，然而成功给他带来的不是更 多的创作自由和享受生活的自由，而是形形色色、令他疲于应付的社会义务。就在与萨 特的论战之后几个月，因为临时被人找去为帮助一些难民而签名售书，加缪被迫取消了 与记者皮埃尔·贝尔热的一次约会，后者于是写信埋怨“见他一面真不容易”，认为加 缪生活在“高傲的孤独”之中，加缪只得回信解释：“如果您了解我生活的四分之一和 它所担负的那些义务，您就绝不会写这封信了……实际情况是，我写作的每个小时都要 向他人争取，可还是徒劳……每写一封信会多带来三封信，每见一个人会多引来十个人 ，每出版一本书会招来一百封信和二十个通信者”，“最可怕的是，我再也没有时间以 及平和的心境来写作。在身心自由的状态下只需一两年就可以完成的作品。现在要花上 四年的时间。”(注：Albert Camus,Carnets Ⅲ,Gallimard,1989,p.76,p.50.)荒诞的 是，一方面贝尔热所说的出于高傲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独对于加缪并不存在，因为他 恰恰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与他人的交流和社会义务上；而另一方面，他 越是与人交流，尽自己的社会义务，就越是感到孤独：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首要存在 价值和真正使命在于创作，而他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当他为此陷 于苦恼和绝望时，却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和帮助他。在精神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加缪甚 至感到“所有的人都压在我身上，想要毁掉我。他们没完没了地要求他们的那一份，但 是从不，从不伸出手来救援我”。(注：Albert Camus,Carnets Ⅲ,Gallimard,1989,p.76,p.50.)大约就是在同一时期(1952年初至1953年)，加缪构思并写出了另一篇带有自 传性质的短篇《若纳斯》。熟悉加缪的人从画家若纳斯身上一眼就看出了作家本人的影 子：艺术上的成功既给他带来声誉，也带来了由于各种社会义务而不再有时间创作的苦 恼。若纳斯每天都要收到大量需要回复的来信，“有些是关于他的艺术的，另一些要多 得多，是关于写信者个人的，有的想在自己的画家志愿方面得到他的鼓励，有的要求金 钱方面的主意或帮助。随着若纳斯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杂志中，他也被要求，像所 有的人一样，参与揭露令人愤怒的不公正的事情。若纳斯复信，写关于艺术的文章，表 示谢意，出主意，在人家给他的正义抗议书上签字”。“这么多的义务，不容他延宕和 无忧无虑。他总是感到误了时，犯了罪，甚至在作画时也是如此”。(注：本文中加缪 叙事作品(除《反面与正面》中三篇文章外)引文译本依据为：郭宏安(《加缪中短篇小 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顾方齐、徐志仁(《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19 80年)；袁莉、周小珊(《第一个人》，收入《加缪文集》，译林出版社，1999年)。笔 者在引用时对译文略有变动。其他引文由笔者译出。本处注释原文参见：Albert Camus ,L'exil et le royaume,Gallimard,1957,p.101,p.187,pp.78-80,pp.123-124,p.135.) 被众多仰慕者和弟子围绕的若纳斯，恰恰内心最为孤独，承受着作为艺术家却被剥夺了 创作时间的折磨。他从自己家逃到外面咖啡馆，“心中充满一种奇特的悲哀，脸色阴沉 ，掩饰着慌乱，也掩饰着一种贪婪的、突然的对友情的渴望”。(注：本文中加缪叙事 作品(除《反面与正面》中三篇文章外)引文译本依据为：郭宏安(《加缪中短篇小说集 》，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顾方齐、徐志仁(《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袁莉、周小珊(《第一个人》，收入《加缪文集》，译林出版社，1999年)。笔者在 引用时对译文略有变动。其他引文由笔者译出。本处注释原文参见：Albert Camus,L'e xil et le royaume,Gallimard,1957,p.101,p.187,pp.78-80,pp.123-124,p.135.)

《若纳斯》和《堕落》所暗示的精神危机尚未摆脱，加缪发现自己又必须面对另一个 更为严重的挑战。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战争使法国人分成了两个阵营， 一边代表着国家利益(不维护国家利益就是不爱国)，另一边代表着正义和历史理性(阿 尔及利亚应该独立)。与阿尔及利亚血脉相连的关系使加缪发现自己处在左右两难的痛 苦境地。(注：参见拙文《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读书》2001年第9期。)如果他选择 法国的国家利益，那将意味着他无视殖民统治强加给阿拉伯人的不平等待遇，这是他的 良知所拒绝的；如果选择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那将意味着他和全家人在那片他们已经 生活了四代的土地上被视作外国人，这是他在感情上无法接受的。在内心深处，加缪憧 憬建立一个不同民族享有平等权利的阿尔及利亚联邦。但是这一温和的构想在那个矛盾 尖锐的年代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左右两个阵营都群起而攻之。被迫保持沉默将近两年的 加缪(注：Article de Dominique Birmann,Le Monde,14 décembre 1957.)，再次品尝 到了孤独的滋味，就是在这段日子里，他构思创作了后来收入《流亡与王国》的短篇小 说《来客》。这篇小说的主人公达吕——一个在北非高原做小学教师的法国人——和加 缪一样热爱那片贫瘠的土地，因为“他就出生在那里，到了任何别的地方，他都有流亡 之感”。尽管是法裔，但是他却与法国殖民当局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咒骂他们交给自己 的任务(将一个阿拉伯犯人押解去监狱)是“有损荣誉”的“奇耻大辱”。半路上达吕释 放了阿拉伯人，希望他逃走，可阿拉伯人却认命地仍然朝监狱走去。而犯人的同村人后 来却误认为是达吕交出了他们的兄弟，要他“偿还这笔债”。加缪本人也曾经历过与此 相似的事情。据当时的知情人让·达尼埃尔(Jean Daniel)和日尔曼·蒂利翁(Germaine

Tillion)回忆，从1955年到1957年加缪一共介入150宗案件，救援因武装行动而被法国 殖民当局逮捕判刑的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成员。但是阿解阵的一些成员仍然厉声指责他 没有为阿尔及利亚做任何事情。(注：参见拙文《加缪在斯德哥尔摩》，《读书》2001 年第9期。)《来客》中的最后那段话所流露的，无疑就是加缪本人当时的孤独心境。

四

贫穷，但并非不幸，这是加缪回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多次说到的，(注：Albert Cam us,L'envers et l'endroit,Gallimard,1958,pp.13-16,pp.60-61,pp.70-71.)因为地中 海慷慨的阳光、温暖的海水和沙滩让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快乐。这句话也许更应该被理解 为一个出生贫穷的少年对大自然平等馈赠的感恩和精神上的骄傲，而不意味着他的童年 和少年时代在所有方面都是阳光明媚的。事实上，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加缪叙事中的孤独 主题，其根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他少年时期的一些生活阴影。22岁时写作的《反面与正面 》是加缪的第一本书，这本带有自传性质的书里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段落，叙述者回忆了 少年时代所目睹的母亲的沉默与孤独。那是一个被战争夺去了丈夫的女人，靠替人帮佣 抚养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的母亲蛮横凶悍，而她则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着一切。傍晚， 她帮完佣精疲力竭回到家，此时的家里空无一人。老太婆出去买食物了，孩子们还在学 校：

于是她坐到一把椅子上，眼神茫然，使劲盯着地板上的一条槽缝发呆……如果孩子这 时候回到家，他就会发现那个肩膀瘦削的人影并停住脚步：他感到害怕。他开始感受到 了很多东西。他可怜自己的母亲……待在那儿久久地望着她。因为意识到自己是个局外 人，他感觉到了痛苦。她听不见他的声音，因为她的耳朵很背。再过一会儿，老太婆就 会回来，生活又将重新开始：煤油灯圆圆的光线，上漆的桌布，尖叫声，骂人声。但是 眼下，这寂静标志着一段停滞的时间，一个漫长的片刻。孩子模糊地感觉到这些，因为 他在激动中觉得自己体验到了对母亲的爱。(注：Albert Camus,L'envers et l'endroi t,Gallimard,1958,pp.13-16,pp.60-61,pp.70-71.)

这也许是加缪叙事中最感人的一个段落。它不仅讲述了母亲的孤独，而且讲述了孩子 面对母亲的孤独却无能为力的另一种孤独，以及他对母亲无法言传的深爱。类似的情景 ，加缪在《反面与正面》的另一段里再次提到，这时他已经成年，母亲则已经上了年纪 。儿子去看望母亲，他们面对面坐下来，沉默无言，但是目光相遇了：

“你还会来吗?”她问。“我知道你要工作。只是想，时不时的……”

母亲的孤独和自己面对母亲孤独的无能为力对于加缪显然是刻骨铭心的，这个内容在 他12年后创作的《鼠疫》中再次出现，尽管与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无关。主人公里厄医 生的母亲也是孤身一人，书中没有告诉我们她何时失去了自己的丈夫，但按照上下文推 断，那应该是比较久远的事情了(如同加缪的母亲失去丈夫一样)。儿子成了她在世界惟 一的亲人。每天做完家务之后，母亲便“静静地坐在饭厅角落的一把椅子里”，“双手 放在膝上等待”儿子回来。每当他一出现，“母亲的脸上就起了变化。平时勤劳的生活 给她的面部带来的默然的表情这时好像活跃起来”。然而，当他们母子相对坐下时，却 不知如何表达心中的情感：

里厄知道他母亲这时候在想什么，他知道她在疼他。但他也知道爱一个人并不是件了 不起的事，或者至少可以说，爱是永远无法确切表达出来的。因此，他母亲和他永远只 能默默地爱着。但总有一天会轮到她或他死去，然而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却没有能够 进一步互相倾诉彼此之间的爱。(注：Albert Camus,La peste,Gallimard,1974,p.202,p.263.)

事实应验了加缪在小说中的预言：尽管心中挚爱着对方，但是他和自己的母亲，那位 早年丧夫的、沉默的、半失聪的、文盲的、操劳的母亲之间，一直存在着沟通的困难， 直到1960年他因车祸离开人世(年迈的母亲在知道这个噩耗后只活了九个月也去世了)。

我们知道加缪出车祸时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装有他正在创作的自传体小说《第 一人》的手稿。在这部遗著中，我们发现母亲的孤独作为小说主人公雅克·高麦利早年 经历的重要内容之一再次出现。母亲凯瑟琳大约四十岁时(彼时她已守寡多年)，一个做 鱼生意的高个子男人(小说中叫安托万)经常来家里看她。“那人每次来，他母亲总穿得 要比平时花俏些，系上色彩明丽的围裙，甚至双颊还泛起可疑的红色”。不久，母亲剪 去了老式的长发，“显得清爽而年轻”。这让一向专制的外祖母看不顺眼，“她当着儿 子(凯瑟琳的弟弟)的面说女儿看起来像个妓女，然后转身去了厨房。”

凯瑟琳·高麦利的微笑消失不见了，脸上显出了世上不尽的贫苦和厌倦。她的目光与 儿子凝视她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她竭力想再笑一笑，但她的嘴唇颤抖着，眼泪汪汪地匆 匆跑回她的房间，扑到床上，那是她惟一可以放松一下自己、躲避孤独与痛苦的地方。目瞪口呆的雅克走到母亲身边，只见她把脸埋在枕头里，短短的环形卷发遮住了后颈， 瘦弱的后背因抽噎而抖动着。“妈妈，妈妈，”雅克腼腆地用手摸摸她，“你这样美极 了。”但她没有听见，求他把手拿开。他退到门口，靠着门框，因为自己无能为力，又 出于对母亲的爱，不禁哭了起来。(注：Albert Camus,Le premier homme,Gallimard,1 994,p.116,p.180.)

后来，再次上门的“安托万先生”被雅克舅舅的铁拳打走了。从第二天起，母亲“又 像从前一样穿上了黑色或灰色的裙子……永远地陷入了贫穷与孤独之中。”(注：这一 家庭事件也出现在《幸福的死亡》一书的草稿中，加缪的哥哥吕西安向该书的编辑出版 者让·萨洛齐(Jean Sarocchi)证实了事件的真实性。参见：Albert Camus,La mort he ureuse,Gallimard,1971,pp.85-86.Herbert R.Lottman,Albert Camus,Seuil,1978,p.3 3.)

与母亲的孤独相对应的，是加缪自己一出生就失去父亲的孤儿身世。我们在他后来的 许多作品中都能发现这一身世留下的痕迹：每一篇有母亲形象的叙事作品(《反面与正 面》、《局外人》、《鼠疫》、《第一人》)都不存在父亲的形象。如果说母亲的孤独 至少还有一些遥远的回忆伴随，那么儿子的孤独则更为彻底：他连对父亲的回忆都没有 。在《第一人》手稿问世之前，我们会以为父亲形象的缺失不过是作家早年记忆空白的 一种简单重复，不具有特别的意义。然而，《第一人》以及加缪为这部小说写的创作笔 记和提纲的问世向我们揭示出，此前父亲形象的缺失并非是因为加缪早年记忆的空白， 而是恰好出于对这种记忆空白的耿耿于怀，它预示着加缪将要处理的一个重要主题：寻 父。《第一人》的第一部分就是为此而作的。在那个期待已久的非常时刻，寻父的儿子 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墓前。面对死时只有29岁的父亲的墓碑，这个已经40岁的儿子体验到 了“一个男人在屈死的孩子面前那种摄人心魄的怜悯之情”，“柔情和怜爱的浪潮一下 子充满了他的心胸。”然而，就在这个最容易写出情感的时刻，就在写到雅克感觉地下 长眠的这个人“比世上任何人都更亲近”的时刻，加缪的笔端却不自觉地流露出了比此 前更为真切的陌生感和孤独感：“不，他永远都不可能了解父亲，父亲沉睡于此，音容 笑貌消失在骨灰里。在这个男人身上，存在着一个秘密，一个他很想识破的秘密，但最 终这个秘密只是贫穷，它抹去了苍生的名字与过去，使他们回到无名无姓的庞大拥挤的 死人队伍中去。”(33)正是怀着这种更为沉重的陌生感和孤独感，雅克·高麦利离开暮 色中的墓地，结束了他的寻父之行。

五

加缪在其创作计划中从未明确提到过孤独问题。他明确提到的是读者所熟悉的“荒诞 ”系列、“反抗”系列、“最后的审判”(即后来的《堕落》)、“第一人”，以及读者 不熟悉的“心碎的爱情”系列和“制度”系列(后两者仅存于创作计划)。(注：参见：A lbert Camus,Carnets Ⅱ,p.201。)然而就在致力于表现“荒诞”和“反抗”等明确构 思的同时，他的叙事作品却塑造了一系列孤独者的形象(母亲、若纳斯、莫尔索、里厄 、克拉芒斯、雅尼娜、达吕、达拉斯特、雅克·高麦利)。换言之，虽然加缪从未有意 识地将孤独作为表现主题，但是孤独却仍像挥之不去的阴影始终存在于他的叙事之中。这一无法从他的创作计划中找到答案的事实，也许应该被看作是一种他本人并未明确意 识到或并未有意为之的潜意识产物。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一系列孤独者形象在加缪叙 事中的反复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其主要根源在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所导致和强化的心 理记忆。在意识层面，加缪也许更希望忘掉这些记忆(与萨特断交之后，他对这一事件 保持沉默达四年之久)，然而在无意识层面，这些记忆却顽固地存留下来，并且一有机 会就出现在他的叙事之中。事实上，与形而上的“荒诞”、“反抗”相比，孤独对于加 缪而言乃是更为切身的生命体验。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尝试探讨了加缪叙事作品的另 一种阅读可能，并希望说明在这些作品里，对孤独的表现(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对“团结 互助”的希冀)具有一种丝毫不亚于荒诞和反抗主题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