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推出的一种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
作者:王晓明

转载:光启国际学者中心
原标题:《人工智能与多余人口》
很高兴到上海师大来参加光启通识课,今天讲的题目是“人工智能与多余人口”。
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生活在所谓“数码时代”,新的技术日益深刻地影响我们人类的生活。我常觉得,我们对于新的技术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件事情关注得不够,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这个事情,两个月之前出来一个ChatGPT,我们马上就会想,如果我们不用翻墙就可以用这个软件,老师上完课以后让你们做一个课程作业,你把这个任务输进ChatGPT,它就会出来一个很好的作业,这多好啊!出来一个新的技术,我可以拿它做什么:这种关心我们都有,但是这个新的技术怎么改变、影响我们整个的社会生活,然后通过改变或影响整个社会生活来改变我们整个的人生,在这样一个层面上的对新技术的关注,我觉得是不够的。但是这样不行,像我这样年纪大的人,可以无所谓,但是你们不行,你们起码还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六十年,你们跟新技术的关系是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你们整个人生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新的技术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粗略来说,这个“影响”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新的技术来了以后,极大地造福了人类;还有一种情况,新的技术极大地祸害人类;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一面极大地造福人类,一面又极大地祸害人类,比如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现在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人工智能呢?请大家看一篇新闻报道,讲碧桂园,中国规模最大的房地产公司——我相信在这个校园周围就有它的楼盘,它在2021年有一个建筑工地,几乎没有人,就是二十几种机器人在那里造房子,这篇报道引用了碧桂园董事局主席杨国强的话,他说过去是工人在工地上走来走去,以后就是只有机器人走来走去了。这个报道还提到了,唐山撤销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原来的收费员激烈抗议,然后这位写报道的作者说:“当你还在笑话隔壁超市的收银员、高速收费站的收费员要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而丢掉工作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就可能是你们?时代抛弃你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再见!在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能让我们提高竞争力的只有我们自己。”所谓的“时代抛弃你”,意思就是你的工作没了,而“从来就没有救世主”这句话,我们都很熟悉,是《国际歌》里的话,但是《国际歌》讲的是,没有救世主,我们要自己来奋斗,改变社会,而这个报道讲的不是去改变社会,而你提高自己的个人竞争力。

再举一个英国人的分析,这是来自两三年前的BBC,它分析了英国365种职业未来被机器人取代的概率。因为英国工厂的自动化程度比较高,很多行业用工规模不大,高速公路也不收费,它整个的经济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因此这个报告所说的365种职业,主要指的是白领类的职业,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坐办公室的人。我这里摘了它两段话,一个是列出了从电话推销员到低层次政府职员的一大堆职业类型,说它们有91-99%的概率会在不远的将来被机器人占据;另一个是50-90%的被取代概率的职业,也是一大堆,其中还有厨师:这是不是因为英国人做饭做菜不讲究(他们做蛋糕是很厉害的)呢?你很难想像法国和日本的厨师会被机器人取代吧?重要的是这个文章最后的总结——如果你的工作符合以下特征:不需要天赋,是经过训练就可以掌握的技能;大量的重复性劳动,上班时候不用多动脑子,手熟就可以了;工作空间狭小,搞得人习惯于坐在一个一个的格子里,不关心、因此也就不知道天下的事情,那么,你被机器人取代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讲你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它跟工作没有什么大的关系,人工智能的作用不是夺取你的饭碗,在你的工作领域里取代你,而是在人的情感生活当中插一脚。请大家快速看一下这第三篇报道。我惊讶的是,虚拟恋人这样的机器人竟有这么大的应用效应!这可以说明非常多的问题,我后面还会谈到这个事情,这里只说一点:我们对爱情的理解:你需要爱人干什么?如果你需要他只关心你一个人,只记住你一个人,不跟其他所有人来往,对你百依百顺,那机器人的确比真人更符合要求。
可以这么说,所谓机器人“影响”人的生活,并不仅仅是在工作岗位上取代你,它还会进入我们其他的生活领域,包括影响我们的情感生活。
回到刚才碧桂园建筑工地的例子,那位董事局主席,老板,他肯定很愿意用机器人取代工人,这对他来说是有无穷的好处,机器人不会罢工,不会偷懒,也不需要休息,也不用交“四金”“五金”,所以他看到人工智能的进步,就很开心。但是建筑工人看到这种新技术就会很发愁。老板的欣喜和建筑工人的担心都是非常真实的,它们分别强调了人工智能技术影响人类生活的某一种可能,对老板来讲是造福,对工人来说可能就是祸害。
未来人类是否会被机器人取代?图片源于《纽约客》杂志封面
但我接着要强调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一种新的技术的突飞猛进,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会往哪个方向去,是造福还是祸害,决定它这个方向的不是新技术本身,而是在新技术形成突飞猛进的势头的时候,人类的生活状况、社会状况是怎么样的,也就是说,决定一种新技术会往哪个方向走,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社会状况决定的。社会状况包括很多方面,其中有一些社会状况会促进新技术的造福的功能,但是一定也有一些会促进新技术对人类的祸害的功能,我们要特别关心的,显然是后面这一类社会状况。
接下来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时候,也就是最近这三十年当中,有哪些社会状况会明显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社会的祸害?第二,在这些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人工智能技术对我们中国大陆的年轻人会形成什么样的挑战?第三,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个挑战?
1990年代以来,人类的社会状况当中,至少有四个因素会明显地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对社会生活的祸害,这样的因素当然不止四个,但我今天主要介绍这四个。
一是“全球多余人口”。这里说的“多余人口”是就工作领域、或者说人力市场而言的,就像各位毕业之后,就去人力市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去出卖劳动力以换取一份收入,是在在这个意义上的多余人口。
二战以后,我们有了全球化,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系统。这个系统是怎么运作的呢?就是所谓“中心”带动“边缘”、“发达国家”带动“不发达国家”,造成全球性的“发展”。当然,在这个发展中得好处最大的是那些“中心”、“发达”的国家,但是“边缘”、“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得一点好处,于是大家都高高兴兴来“发展”。拿中国的来讲,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香港和台湾作为“发达”地区,它们的资本主义程度比我们高,它们来中国大陆投资开厂,然后其他国家的投资也越来越多。在中国大陆内部,也是一样,在整个2000-2010年代,明显是大陆东部沿海地区带动中西部,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很少有东部和沿海地区的人跑到内陆和中西部去,大部分情况是反过来的。
因此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普遍的信念:什么是现代经济?什么是现代的人类生活?就是发展,一种范围不断扩大、GDP越来越高的发展,开始只有少数国家是这样,后来其他国家也加入,刚开始只是大城市、沿海地区,然后其他地区也慢慢都进来了。这个表现在就业市场上,就是现代的雇佣工作岗位的增加,是超过了人类总数的增加(最近半个世纪这个增加的速度是惊人的)的,因此失业率很低,通常可以保持在10%以下。因此,人类生活就等于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就等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被吸纳进雇佣劳动的人力市场,比如那些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他们原来在农村种自己的一份地,是农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在这个全球经济发展的范围里面的,但是现在,这个发展增加了非常多的造房子的劳动岗位,这些原来的农民就进城市来了,被这个经济发展所吸纳了:从劳动就业的意义上讲,可以说这样的发展是在持续做加法的。
但是从2000年代初开始,在几乎所有层面:全球的、地区的、一个国家的、国家内部的、地方的,前面讲的那种“中心”带动“边缘”,大家一起“发展”的模式明显难以为继,它非但不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非但不能继续做加法,而且被迫开始做减法了。我这里拿两个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来讲,一个是美国,美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其基本人口中,少数是有钱人,或者说老板,大多数是劳动者,包括大多数白领,都是老板们的员工。这个老板-员工的关系是一种谁都离不开对方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老板来投资,来开厂,工人就没有工作,但是老板也离不开工人,没有工人让他剥削,他就赚不到钱,用马克思的话来讲,就是拿不到得“剩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有一种共生性。
可是美国自进入199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对此有非常多的分析,我就不详细讲了,简单一句话来讲,就是,美国最有钱的5%的人,或者范围再扩大一点,20%的人,他们赚的钱主要不是来自美国本土,他们的钱来自全世界,包括中国,也就是说,他们越来越不再需要通过剥削美国的劳动者来赚钱,很大一个数量的美国的劳动者失去了被剥削的资格。当然,美国这个社会还是有一套制度,让那些有钱人从美国以外赚来的钱当中,会有一小部分通过某些方式再分配给那些劳动者,让他们能活。在这种情况下,先前的老板-员工关系,变成了屋主-园丁关系:有钱人住个大房子,花园很大,他要有人修剪花木,就雇人来当园丁,但是,他的钱不是通过剥削这些园丁赚来的,而是从别的地方赚来的,有没有园丁,对他其实并不很重要,哪怕花园杂草丛生,问题也不是很大,但园丁就不同了,屋主不雇佣他们,他们就没饭吃。在美国,有很大一个比例的人,已经或正在从“员工”转变为“园丁”,以人力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成了多余人口。
这些人并不是不能活,但是感觉非常不好:这个美国本来是我们的,怎么现在搞得我们像要讨饭吃一样?这些年美国国内很多政治斗争,包括特朗普会上台,都跟这种越来越普遍的感觉不好有关,跟多余人口的愤怒有关。
中国呢?我想大家都很了解,我就只举几个例子,不展开来说了。比如一线城市的驱赶“DD人口”,本来城市的发展是做加法,把农村的人吸纳进城市来,现在却要做减法,把他们推出去了。在这方面上海算是做得比较温和,不像有的地方那么粗暴野蛮,但上海推出去的人,有报告说,也超过了一百万人,是很大一个数量。再比如房地产投资,最初都是在一线城市展开,后来推广到三、四、五、六线城市,到处雇佣农民工和年轻人造房子、卖房子,但最近二十年,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向一二线城市回撤,哪怕现在有点钱的人被迫重回房地产市场,推高大城市里的好地段的房价,但是你去三四五六线城市看看,那里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是非常差的。
所以,尽管中国和美国不同,人均GDP和收入并没有达到“发达”的程度,但是我们同样很难继续做加法,甚至也不得不开始做减法了,“内卷”、“躺平”、“无性恋”一类词汇的流行,就是这个情况的表征。
总结来说,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经济的增长,一步步从增加工作岗位,转向不增加工作岗位,甚至越来越减少工作岗位,全球范围内,人力市场意义上的多余人口越来越庞大。
第二是“人的机器化”。在提高效率的压力下,人类的生产劳动越来越流水线化,富士康之类就不用说了,现在我们去餐厅吃饭,稍微大一点的餐厅,菜都上得非常快,这主要不是因为厨师手脚快,而是因为几乎所有连锁餐厅都有所谓的“中央厨房”,它把食物都做成了半成品,到时候只要热一下,加点作料,就可以了,所以才能那么快。中央厨房实际上意味着大批取消原来意义上的厨师岗位,不需要了,厨师变成了一个主要是热菜的人。
医疗也是一样,我到医院去看病,医生往往先给你开一堆单子,要你去做检查,等检查数据出来,他再按照医疗指南,什么数据开什么药,标准化操作。我小时候去看病,医生总是要先搭一下你的脉,或者拿一个听筒到你的前胸后背听一下,然后问这问那:他关注的是你这一个人的病况,现在就不同了,病人甲和病人乙都一样,都是同一种病人,我都根据那些检查的数据,按照一套标准的程序来处理:这不是很像一个机器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者势必两极分化,一部分是技术劳动者,另外的是非技术劳动者,前者的数量其实是在持续减少的,以前的医生是凭本事吃饭的,可像我刚才讲的那种医生,基本上已经可以算非技术劳动者了,你只要记性好,熟悉那些医疗指南告诉你的东西,就可以混了。有厨艺的厨师,有技术的工人,这类人的总数持续减少,而非技术的劳动者,在整个劳动者里面占的比例自然就越来越高。但是,非技术劳动者的总量已经从原来的持续增加转为不断减少,那些被减出来的,就是多余人口。
人类的劳动不只有经济生产的这一部分,还有许多其他的、不应该或不应该完全被人力市场化的部分。比如知识学习、情感交流、文艺创造,等等等等,但是,这些现在也正在大面积地数字化或机械化了,知识学习等于做习题,创意成了模块式的拼图,谈恋爱的第一基础是财务对等…… 
这么来看的话,我们的身心两面的机器化程度是越来越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卷在这个里面。这意味着我们个人的独特性越来越少,这个医生和那个医生,这个厨师和那个厨师,这个公务员和那个公务员,说话做事都没什么差别,大家都一样,都是按照一套机械化、数字化的模式在那里行动。当然,你的独特性的减少,就意味着你被别人取代的可取代性提高了,请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可取代性”,如果你没什么个性和特点,你身上大部分东西都跟别人差不多,那别的真人就很容易取代你,而你和取代你的那位真人,又都非常容易被机器人取代。
就像我刚才举的那个去网上定制虚拟恋人的例子,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觉得可以用人-机交往代替人跟人的直接交往?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本身的机器化,让别人觉得你跟那个虚拟的机器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你会乱发脾气,渣气很大,她当然选择百依百顺的虚拟恋人了。
电影《Her》截图,男主的人工智能恋人Samantha来了语音电话
第三个是“社会资源分配失衡”。我这里主要介绍其中的贫富悬殊这一方面,还是拿美国和中国作例子。美国贫富悬殊的最高峰是在1928到1930那几年,那时候是大萧条时期,那以后贫富悬殊的程度就往下降,但是到了1970年代又逆转,这个逆转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天。所以这些年很多人一直在强调,“1%”的人跟“99%”的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美国现在的贫困线,我这是2021年的数据,四口之家的年收入大概是2.3到2.4万美元,这是贫困线,不需要缴税的,可是你看看美国的有钱人的情况,跟这个是天壤之别。
再看中国的情况,我用的都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2008年基尼系数一度逼近0.5(0.491),这是很危险的,国际上通行以0.4为警戒线,如果到了0.4,就说明社会的贫富悬殊到了危险的程度。2015年这个系数开始往下降,降了几年又开始上升,2020年是0.468。虽然我们有“精准扶贫”,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政府总理很明确地说,有6亿人的月收入是在一千块钱左右,还是相当贫困的。上海算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了,它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大致相当于美国的贫困线),我用的是2020年的数据,家庭年收入为27000元,拿这个对比中国的有钱人,他们的钱多到在国际上令人侧目,就可以看出,贫富悬殊的情况也是很厉害的。
所谓的社会资源当中,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这几个是特别重要的。但我今天不展开政治资源的分配这个问题了,也没时间讲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接下来就只再讲一下文化资源的分配失衡。在我看来,这方面的两极分化是一点也不亚于经济资源的分配的。人是文化的产物,如果被剥夺了接触优秀的文化资源的机会,只鼓励你接触那些粗劣的文化资源,人是一定要出问题的。以前的情况就不说了,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无论是看我周边的情况,还是出国看到其他地方的情况,你都会发现,习惯于看电视的人和习惯于看书的人,在文化上就是两个世界,他们收获的文化资源是完全不一样的。1990年我第一次去美国,才知道很多教授在家里是不看电视的,或者只看电视新闻,或者家里就不摆电视机,他们主要是看书,听音乐。那么谁一天到晚看电视节目、尤其是肥皂剧呢?黑人,劳动人民,一边看一边吃薯片。这就是文化资源的阶层性,背后的原因很多,不展开了。
回到中国,进入2000年代以后,小孩的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于是中产和中产以上阶层的小孩,就被送到欧美和澳洲,不是去旅游,而是暑期去住一个月、两个月,不止是学外语,还要去了解那个社会,看博物馆,听音乐会…… 中产以下家庭的小孩和年轻人呢,那就是看网络小说,逛淘宝,现在是刷抖音了:文化资源的阶层性,同样非常明显。
大学也是一样,有专业教育,有通识教育,前者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后者培养精英素质。我第一次知道这个区别,也是在美国,美国最好的那些大学,大多要求本科生至少用一年的时间来接受通识教育,后面三年才是学习专业教育。中国现在也是这样,少数高校是所谓“研究性大学”,其他的都是教学型的大学或专业学院,就是教给你某一方面的专业知识,方便你毕业以后去人力市场上找工作。研究性大学的目标主要是培养社会精英,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培养统治阶级。以新加坡为例,它是一个集权体制,只有三所大学,但是新加坡政府每年都会到高中里面挑选优秀的学生,送到英美的一流大学去读本科,读博士,然后回来做政府官员,统治那些在本地读大学的人。文化资源的阶层性和等级化,就这么跟社会的等级化直接挂钩。所以,文化资源分配的失衡,是非常可怕的。
第四个是“工科思维”,这种思维有它的优点,但也有缺点,其中一个是盲目崇拜科技,以为可以用科技解决所有问题,就像富翁相信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一样。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举爱因斯坦的例子,他是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科学家之一,但他说,他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可思议的、道理讲不通的现象,其中一个就是,居然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整个世界!看起来,优秀的科学家和平庸的科技专家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前者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一个边界,科学也好,技术也好,都能够有效地解释和处理一部分人类生活的事情,但也仅此而已,它是有边界的,越出了这个边界,我就无法解释、不能处理了;而我说的那种有缺陷的工科思维不是这样,它不但认为什么事情科技都可以解决,而且还因此追求标准答案,追求整齐一致。
到处都能看到这种思维的表现。比如我给文化研究专业的考生出研究生试题,每年都要在研究生院发下来的那张填写标准答案的纸上写:我这门试卷属于人文学术,没有标准答案,可我今年这么写了,明年他还是发下来填写标准答案的纸,他大概不能理解:怎么可能没有标准答案呢,你是不是要开后门啊?在很多方面,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凡事都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答案,跟这个不一样的就是错误的,如果你说是这样,他说是那样,那世界就乱了,我们没法接受。
工科思维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重视局部和眼前,但对一件事情的整体的、周边的和长远的方面,往往不大注意。时间关系,不展开来讲了。
工科思维是在全球范围内都相当普遍的一种思维习性,但在今天在中国大陆,它的那些缺陷却似乎表现得特别严重。原因很多,我在PPT上列了几条:苏联式工科教育模式的影响、人文教育的衰落、“免责意识”的膨胀、“数据库”思维的影响,我就不详细讲了。
会加重新技术对人类生活的负面影响的社会状况,当然不止上面举出的这四个,就是这四个状况,也都是混合了其他的相关状况的,比如前面讲的那些医生,他们之所以把自己搞得像一台诊治机器一样,原因就绝不单一:日趋恶劣的医患关系、“免责意识”的蔓延,等等,都在里面起了作用。
正是在这些今天很普遍的社会状况的综合作用下,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套对于新技术的很有问题的主流态度和做法。
来了一个新的技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赶紧把它用起来,我们非常关心它能带来什么样的功利的好处,但如何进一步去了解和研究它,加深对它的理解,这个理解主要不是说对它这个技术本身的理解,那是要有专业知识才行的,而是说这个技术的广泛应用会对社会发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我们往往不大在意。 比如说CCTV系统,五六年前据说英国是用得最多的,伦敦街头到处都是摄像头,现在来看跟中国还是不能比,我住的小区里面,就随处可见摄像头。CCTV系统,更不要说它与高清度人脸识别技术的结合,牵涉到很多大的问题,比如肖像权的问题,个人隐私的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等等,这么多信息到了谁的手里?他会怎么用?除了警察用它们破案子,还有谁也在用这些海量的信息?…… 这一切老百姓都是不知道的,这就很糟糕了。
跟这个“赶紧使用”相关的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依靠某种新的技术,而不是综合性的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比方说,因为有新冠疫情,需要管控校园的进出,这是一个不容易做好的事情,因为牵涉到太多的方面,有太多例外的情况,可是,因为有了某种新的技术,管理部门就会把事情看得非常容易,以为只要严格审查校园码和行程码,就万事大吉。他就没有想到,只要是人工做的东西,一定会出错,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三年里我离开上海很多次,我就一个手机,无论去山西还是云南,都是随身带着的,可我的行程码却显示我一直在上海,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肯定不会只是我一个人才这样。因为有了新技术,就轻举妄动,凡事一刀切,可世界上的事情哪有这么容易啊,如果我是一个“毒王”呢?
还有一个:某种新的技术来了,是不是要应用它,在什么方向上应用它,在多大的范围里、以多大的强度来应用它,又怎么来管控它: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由强势者来决定,千千万万的民众没有发言权,这也是很可怕的事。那还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有一天我去学校的办公楼,忽然发现进门的地方装了一排闸机,要刷脸才能通过,偏偏那个设备不灵光,也可能我老得面目全非了,我刷了几次都过不去。不知道为什么要把教师进办公楼搞得这么麻烦,也不知道负责这个事的部门是否征求过师生的意见。我这只是举一个身边的例子,比这大得多、严重得多的事情,几乎随处可见。可以说,一种新的技术,只要能够对强势者比较在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控带来明显的好处,对它的应用就势不可当,什么大数据采集,电子监控,电子商务,无人化军工,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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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存在前面说的那些社会状况,我们对于新技术的主流态度和做法又是这样片面,人工智能以及相关科技的突飞猛进,就对我们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具体来说,是形成了如下两种情况的同步发展:
第一,人工智能的加速度发展,很快就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批量生产的机器人不但在体力上,也在智力上优越于大多数的真人。从Alpha Go到ChatGPT,这个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
第二,是与此同时,我们的智力和人格的机器化持续不减,这意味着我们身上那种被机器人取代的可取代性也在持续提高。
这两个事情的同步发展,一定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人工智能在对人类提供诸多的生活方便的同时,越来越多地夺占甚至是消灭白领和蓝领劳动力的就业岗位。整个全球经济系统的运作已经到了一个要大量减岗的状态,机器人再这么大批挤进来,势必剧烈扩大前面说的那种“多余人口”的增长规模。这里还要考虑到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1970年的时候,全球人口是37亿,半个世纪以后,差不多翻了一番。如果社会不能及时做好安排,以至劳动人口的可取代性持续提高这个势头得不到控制,源源不断的加速度增加的多余人口,他的衣食住行没办法得到保障:这是真正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也是人工智能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挑战所在。
第一个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 Go
这就说到今天讲的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挑战?
有两种应对,一种是社会整体的应对,一种是我们个人的应对。新技术的挑战层出不穷,这一波挑战和下一波挑战的间隔时间又越来越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在社会的整体的层面上妥善应对这个事情,单靠我们个人的能力,恐怕是应付不过来的。除非我们的平均寿命再度明显缩短,否则,我们越来越不可能只是在年轻、善于学习的时候遭遇新技术的挑战,当你老了、学习和应对能力都变弱了的时候,新一波的挑战很可能又来了。也就是说,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遭遇新技术带给我们的超出个人能力的困境,今天的那些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被机器取代的中年人,那些越来越多的不适应电子支付、电子管理的老人,就是例子。所以,社会的整体的应对,无疑是最重要的。
这个应对的关键,是我们要建成一个理性和文明的社会,它需要具备这么几个重要的条件:首先,至少多数的社会成员、或者说公众,能有开阔的视野,有人文的理想,也就是对真、善、美的追求,习惯于理性思维,而不是只了解自己鼻子底下那一点点事情,龟缩于信息茧房,动不动情绪性地发泄,党同伐异。
其次,社会自我组织的程度比较高,公众自我管理的能力比较强,不是一盘散沙,一群孤零零的个人。鲁迅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一盘散沙的人民不是泥土,而是灰尘,从灰尘里面是长不出健康的花木的。所谓社会的自我组织,公众的自我管理,就是把大家从分散的一盘散沙的灰尘状态改变为互相合作的有黏性的泥土状态。
再次,是体现和促进公众的理性意愿的团体和政府,社会的自我组织的程度越高,就意味着各种非政府的自我管理的团体越多,能量越大,而因为有这些社会团体不断地发挥作用,政府就不容易腐败,能与民间团体一起,努力体现和促进公众的理性的意愿。
然后是知识、学术和思想能力的持续进步,它会促进——借用马克思的一个词——“普遍智能”的持续进步,也就是社会成员的整体的知识、学术和思想的进步。“普遍智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国际和历史知识的普遍水平,我们是否习惯于想得比较远,我们的空间想象,我们的价值倾向,这些都会在无形中深刻影响我们的生活状况。如果多数人在心里面相信,人跟人之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竞争,就是你争我夺,就是按照丛林法则行事,那么,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搞得非常紧张,陷入所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最后,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态势持续地趋向于民主,这个民主的意思,从经济上来讲,不只是说民众要有“议价权”,比如商品,这家店卖得太贵了,大家都不去买,用这个方式促使商家把价格降到合理的水平:经济民主绝不只是局限在这种消费者式的议价权上面,而是说整个经济的运行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的普遍需求,而不是服务于权势阶层或有钱人的资本增值、所谓“价值最大化”的目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民主的政治态势绝不只是说,普通人受了什么欺压,他有地方去讲理,能去打官司,去获得补偿,尽管现在很多情况下连这个都做不到,但这并不是重点所在,政治民主的关键,是社会的政治秩序、政治安排,不能只由强势者、统治精英说了算,平民百姓也要有发言权,要大家一起来决定和追求好的制度安排,来决定重要的政治事务,包括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挑战。
如果大致具备了这些条件,在科技进步这个问题上,社会就会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做下面三件事:一,充分了解新的技术影响人类生活的多方面的现实可能与长远潜力;二,将技术进步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放在一起来综合考虑,发展技术、应用新的技术以提供便利,这只是社会生活的一个方面,技术理当服务于人类生活的总体进步;三,对技术创新作出合理合适的区别对待:既引导新技术往造福人类的方向去发展,也压制新技术有可能祸害人类的那些功能的发展,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冰冻那些对人类弊大于利的新技术,例如核技术。
稍微多说几句。冰冻核技术这个事情不是没有人做过,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德国在制造原子弹——当时称为V2火箭——的技术上是比美国先进的,但是,德国的一些有头脑的核科学家却觉得,如果让希特勒掌握了V2火箭,对人类世界会是大灾难,于是他们就故意拖延,故意搞错,结果,到苏联红军攻下柏林的时候,V2火箭还是没有造出来。也不只是这些科学家在这么做,捷克有一个工厂,是生产重水的,重水是制造原子弹所必需的一种材料,这个工厂的工人也故意拖延,弄出很多次品。正是因为有欧洲这些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才使得美国人首先造出了原子弹。历史的偶然性其实是很大的,新技术也绝非都对人类利大于弊,关键是我们怎么对待新的技术。最近这一段时间,世界各地都惶惶不安,怕俄国人打不赢战争,扔原子弹。好在从最新的消息看起来,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个看法我是赞同的:自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重地面临核毁灭的威胁。
要建设一个理性和文明的社会是很难的,时间会很长,那么,在这一步做到之前,我们个人怎么办?我觉得,我们个人还是要先来尽自己所能来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也就是前面讲的个人的应对。这个应对的目标是比较低、或者说自私的,就是尽可能避免个人被很容易地推进“多余人口”当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扭转目前这种让人在几乎各方面都越来越机器化的趋势。这里先不说造成这个趋势的那些社会方面的问题,那当然更重要,但需要专门来讲,我这里只讲目前条件下个人可以努力的方面,就是,我们如何培养个人身上的非机器化、甚至是反机器化的能力,以此做一个一个机器人不容易取代的人。
电影《我,机器人》截图,电影根据科幻作家阿西莫夫的同名小说集改编,机器人三定律是其核心。
那么,哪些能力是这样的呢?综合我个人看到的各种意见,归纳起来,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七种能力:
一,未来意识。这个关键是“未来性”,它是跟现实不一样的,超出现实的,比如说我的理想是住大房子、买豪华游艇、赚更多的钱,这是未来吗?不是,这是现实,那些权贵人物、有钱人,早就是这样了,所以,我这种对未来的想象,其实不具有未来性,它跟现实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你对未来的想象都是这样的,机器人完全可以代替你想象未来,因为人工智能的基本算法,就是根据已有的各种海量数据,归纳、分析、综合,最后生成一个方案,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可是,我们人的真正具有“未来性”的未来想象,是不会只依据现实经验——更不会只依据现实数据——来构成和展开的,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个人的情感偏向、道德喜好、幻想的冲动,等等等等,正是这些因素的加入,让我们的未来意识超出了现实的边界。显然,如此形成的未来想象是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机器人,哪怕最高层级的人工智能,都难以代替的,因为这跟它的算法在根本上是不一样的。
二,是跟未来意识深刻相关的另一个能力:体会那些无形的、非物质的、或者说精神的世界的能力,这里的关键是,能够体会那些难以量化的事物。我们熟知很多描述美好事物的词汇,比如优美、神奇、清丽,良知、友谊、爱情,宽厚、旷达、勇毅,等等等等,它们所指向的东西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难以量化的。尽管有些力量拼命想把这些统统都量化、标价、控制起来,搞得有些蠢货竟然傲慢地问道:“良心值几个钱?”但到目前为止,量化世界的扩张还是相当有限,人类的实际的生活,还是有非常大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依然是按照非量化的逻辑来运行的。如果说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多半会极大地助长那种以量化的方式去感知世界的倾向——资本主义式全球化的一大弊病,就是强化这种倾向,我们培养对于非量化的无形世界的感知能力,就等于是给自己打开了一片人工智能很难一手遮天的天地。当然,感知、领悟和享受无形世界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我就不多说了。
三,对于整体和全局的兴趣,以及把握整体和全局的能力。这里的关键是破除“数据库思维”,这是日本作家、文化研究学者东浩纪提出的一个说法,意思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把世界看成一个类似数据库的东西,就好像中药铺子那样,分成一格一格,这一格里面放麦冬,那一格里面放黄芪,彼此之间是分隔的,既没有整体和局部的关系,也没有表层和深层的关系,都是并置的,要配药了,就这一格里拿一点,那一格里拿一点,最后包在一起,就是一味药了。东浩纪是分析日本动漫文化的专家,他从这里面概括出的这种看待世界、构造作品的新的思维模式,是很有解释力的,中国的网络文学,就明显有这种数据库思维的烙印,各行各业的所谓模块式创新,也大都是如此。
但是,真实的世界并非数据库,虽然看上去乱得很,实际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有整体性,而且是那种日益复杂、不容易一眼就看清楚的整体性。明明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受着这样的整体性的制约和控制,却以为生活中并没有“整体”这一种东西需要关注和了解,无论看人还是做人,都只要抓住一两个“点”就可以了:这不是太可怜、太容易被忽悠了吗?当然,一个对于“整体”——从社会的、大学的、城市的、经济的、国家的整体,到个人的整体——都越来越没有兴趣的人,一定也是一个“可取代性”很高的人,因为他很难形成自己对于世界和人生的稳固的看法,总是不知不觉地随波逐流。
四,对广义的“他人”的兴趣,这里说的不止是人,还包括天地、山河、草木、鱼虫,总之是各种不属于“自己”的事物。你对广义的“他人”有了兴趣,不再只是关注自我,也就会逐渐养成了解、学习和接纳“他人”的能力。比方说出门旅行,到了一个新地方,如果你对那里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植被、建筑,统统没有兴趣,只去找那些网红打卡的景点、拍照传晒,那就等于还是被封锁在已有的那个“自己”里面,而不是真正在看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你白去了那个地方,你不会收获因为看见了一个新地方而形成的新的感受。出门旅行是如此,日常生活更是如此,刚才讲的对于“整体”的无感,和这里讲的对于“他人”的无感,在更深的层次上是相通的,都是把我们限制、封闭在狭小的“个人”的角落里面,是我们丧失争取自主和自由的能力。
五,是发自内心——而非根据风尚——的想象力、描述力和实践能力。这其实是在前面讲的那几个能力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的能力,简单说就是,你不但有属于自己、或者说自己确信的感受和意愿,你还能够把它们有力地描述出来,更重要的是,你能进一步去实践它们,去实现它们,由此在或大或小的范围里,改变现实。个人的独特性其实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是在这个形成、体认、表达和实践个人感受的过程中,我们才会形成彼此千差万别的“个人性”,而如此形成的个人性,自然是无法量化、不可能被标准化的。
六,历史感和由此养成的勇敢和豁达。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说法:社会很难改变,我们人微言轻,我们不可能改变这个现实,我们只能去适应这个现实…… 我在讲座开头介绍的那篇报道,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消极放弃的想法,负面的现实经验太多是一个原因,历史感的欠缺也是一个原因(当然也还有其他原因,这里不展开)。多知道一些历史,人是会变得勇敢的,因为你不但会发现过去的苦难今天又来了,还一定会发现,很多前人遇到的困难比我们今天遇到的大得多,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挑战的事情,前人硬是挑战了,而且挑战成功了,社会因此改变了。另一方面,历史感也能让人对于挫折和失败多一份承受力,多一份豁达:一时搞不成?没关系,再接再厉,从古到今,多少志士仁人都是屡败屡战,我们有什么必要碰到点挫折就沮丧佛系、丧得不可收拾?
七,做一个优秀的人的志向,这个优秀的意思是,对自己也好,对社会也好,都有道德的要求。比如说,在一个其主要部分是弱肉强食的社会现实里面,如果我们对社会有道德的要求,就应该希望改变这个现实,因为我们无法接受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我们坚信社会应当是平等互助、能让弱者能够有足够的安全感和生存空间的。同样,如果对自己有道德的要求,我们就不能只是从自利的角度去行事,去巴结、讨好强者,助纣为虐,而是要坚持大是大非、为公平正义而尽力,哪怕这会使自己蒙受损失和伤害。鲁迅曾经用“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这四句话来形容“中国的脊梁”,我觉得他是把在今天什么是优秀的人,说得再清楚也没有了。这样的优秀,无疑是我们身上最优越于机器人的部分,因为在这里,集中了人性的很大一部分精华。
时间到了,后面的部分今天就不说了。最后简单说两句话:一句是,以上所列的七种能力,都是互相配合与互相结合的,任何一种能力的严重的欠缺,都会阻碍或破坏其他能力的培养;另一句是,广义的人文教育——这里说的不是指比如文史哲方面的专业教育,是培养这些能力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正是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人性”,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轻视人文教育是一件多么愚昧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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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晓明,转载: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本文原为2023年2月28日王晓明老师在光启通识课程中讲座,原标题为《人工智能与多余人口》。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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