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上世纪的文章,因为当下年轻人的自嘲引用,竟牵引出媒体煞有介事的批评,使其作为介质,完成了社会前后百年时间的互文。
在传言虚写中「坏脾气」、「好喝懒做」的孔乙己,到了「我」第一视角的实写,为什么又变成「品行却比别人都好」、「恳切地」「极高兴」「极惋惜」教人识字、还「一人一颗」给孩子茴香豆吃?
当你看到,这一代文明程度空前,素质意识远超前辈的年轻人,因为难于就业创造不了收入,被称为「只知上香不上进」、「放不下长衫的孔乙己」云云。
你便很容易理解鲁迅先生笔下的这种矛盾——舆论霸凌只关乎话语权,无关乎事实。
科举制度无限许诺知识有用,然而社会实际既嘲讽知识,也嘲讽知识者。
中举的范进,在胡屠户嘴中能从「尖嘴猴腮」,一秒切换到「天上的星宿」,社会内核终究是不敬知识敬权势。要唯一信了知识有用的孔乙己褪去长衫很容易,可又有谁来褪去科举许诺的可笑面皮。
想必旧时代的孔乙己,理解不了空头支票和沉没成本的概念。
但他午夜梦回,想起自己挑灯苦读的漫漫长夜、父母邻里的辛勤资助,想起「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的那些时刻、「明年此日青云去」的那些妄想,或许也会苦笑一声,再去摸摸自己用尽一切换来的,那身破旧长衫。
被短衣帮调侃被长衫人漠视的孔乙己除了被动成为舆论笑料显然经历着某种实际生活的失语
而回家过年被同乡长辈戏说还大学生呢」、社会职场面对老板领导沉默低头的现代年轻人,想必共鸣着这种失语——那些个网梗文学不过是属于我们这代人的之乎者也」。
孔乙己的窘迫是因为不肯脱下长衫,祥林嫂的悲剧是因为自己愚昧迷信,至于丁举人和鲁四老爷的冷酷,自然是情有可原的。
当某天,孔乙己穿上短衣却依旧生活艰难,祥林嫂不信鬼神却仍被言语霸凌,那时又该去怪他们什么?不过我相信总能找到他们的缺点,找到让一切心安理得的凭据。
鲁迅笔下的「苦人」,往往没有自己的真实姓名。也许是因为社会并不在乎个体,只在乎个体能不能提供价值,劳动、金钱、乃至舆论调笑的价值也好,哪怕这是个体用自己一生的苦所酿出的价值,也心满意足一杯饮尽。
孔乙己究竟叫不孔乙己没人在乎,最后死没死、因为什么死的也没人在乎。
没了孔乙己,没了「快活的空气」,鲁镇依旧是那个鲁镇,咸亨酒店依旧是那个咸亨酒店,短衣帮老实站在外头,长衫人悠然坐在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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