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一般意义上的西方共同体主义者，现为加拿大麦吉尔大学退休教授。“本真性伦理”是泰勒在考量西方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本真性伦理学》（即《现代性之隐忧》）中本真性伦理的基本思想得到了集中探讨并在《承认的政治》、《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现代社会想象》、《世俗社会》等一系列著述中获得扩展和丰富。应该说，泰勒的本真性伦理通过对作为一种面向根源存在的人类本质的刻画为其全部社会政治哲学思想进行了关键性的道德奠基，是我们走进这位当代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思想世界的重要指引，也是我们在现代性语境中对人类根本存在方式进行伦理观照的思想路标。

　　按照牛津词典的解释,最早出现于13世纪的“本真性”一词源自希腊语authentikos,意为“第一权威的、本源的”，“本源”指一种事物初始的历史生成并在一种开放空间内维持该事物的存在，由此可见“本真性”的词源学含义为“出自本源并在无限的存在可能性中维持事物自身”。查尔斯•泰勒使“本真性”这个概念与现代人的存在状态发生关联，以此来意指：个体之为个体面向本源地生成其自我规定性，并在与他者的对话交流和社会交往中维持和发展这种自我规定性，由此而实现其本真性存在。这种面向根源经由对话而获致的本真性伦理存在能够保证我们在“我是谁？”这个问题上的肯定回答，表达了在“一切等级的固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社会背景中对人类自我认同的无限渴望。

　　在泰勒看来，本真性作为一个问题呈现出来，发生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中。在传统社会语境中，我们基于一种先定的宇宙论（即人、神、自然存在于一种和谐、统一的普遍秩序之中“各安其位”思想而行动，这种先定的宇宙论自然而然地内生于我们的认知结构中并在一种不那么清晰的情况下发生作用。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深深地嵌入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之中，借助于自身复杂的伦理角色定位来实现自我评价，由此成就了“伟大的存在之链”的“预定和谐”，于是“我是谁”这一自我认同的根本问题在相互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自然确定，个体的本真性由此而处于一种隐而不现的被遮蔽状态。可是，伴随着近代宗教改革和现代自然科学的兴起，伟大的存在之链发生了断裂，社会等级制度及其价值评价体系在人们的自我觉醒中被质疑、批判并走向崩溃，个人的自我价值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中渐露峥嵘，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人的自我评价根据也遭到了彻底置换。在作为第一本现代著作的《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开启了自我理解的内在化进程，并在卢梭和赫尔德的大力推动下引发了现代文化的主体性转向：人是一种具有内在深度的存在，人之为人的根源完全植于自身之中。面对各种外在的社会约束，人类开启了自身的本真性追索，本真性问题由此而得以呈现。“这种本真性理想能够瓦解传统社会中按照社会地位获得认同的可能性，并致力于去发现一种人的内在发生而非社会派生的独特存在方式。当然，本真性理想所强调的“内在发生”并非独白式自我臆想，而是立基于所处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境域对处于与他者有机关联中的自我命运所展开的深刻反思和积极把握。

　　泰勒指出，本真性问题的呈现及其外化为的个人本位文化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个体可以脱离于固有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而存在，换言之，这只是一种自我理解的现代转变而已。“逻辑在先”的理论构思无法取代“历史在先”的事实发生，譬如我们在社会契约论的各种版本中所发现的各种“自然状态”设想和各式“缔约方式”设计根本填补不了人类初民社会时期在这些问题上的空白。泰勒把这种自我理解的转变称为“现代社会想象”——这是一种为社会大多数人所共有并在图式、故事和传说中得到体现的构思自身社会环境的样式，是能够使我们的共同实践和为我们所广泛接受的合法性成为可能的共同理解。也就是说，现代性自我以孤立的、分离自在的独立个体来看待自身，并非近现代人之境遇的真实历史描述，而是在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中逐步生成的一种自我理解方式。在泰勒看来，这种自我理解方式与近现代以来发生的重要的宗教事件密不可分，近现代社会的世俗化或马克斯•韦伯笔下的“世界的祛魅化”并非是人类生活与宗教信仰的简单断裂或宗教信仰在人类生活世界中彻底式微，而是意味着宗教信仰只是人生价值归宿之诸多选择的一种，生活及其意义因而具有了不确定性。随着信仰的多元化，传统社会的凝固性出现了松动，于是在社会的现代转型中出现了泰勒所谓的自我“大脱嵌”。由是观之，导致本真性问题出现的“自我脱嵌于社会”其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宗教根源，这也正是泰勒在近年来对世俗社会的集中研究所透露给我们的。

　　本真性的出现意味着彻底自我觉醒的出现“我是谁?”“为什么我是这样?”“我应该怎样”等一系列的问题随之产生，自我反思的启蒙意识从少数社会精英分子的手中向社会大多数普通民众中扩散和蔓延，用艾伦•布卢姆的话讲就是哲学家从贵族派彻底转变为民主派。由此可见，本真性其实蕴涵着康德的启蒙理念：启蒙就是人类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H23。传统社会中的我们其实是处于“洞穴”之中带着镣铐的奴隶，即使别人告诉我们外面真实世界的精彩并且我们的身体也有能力砸碎镣铐冲到洞穴外面去享受真实世界的精彩，我们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思想上的懒惰让我们沉醉于“洞穴假象”并把这种假象想象成真实世界而在其中自得其乐。高扬启蒙精神的现代社会，诱发了我们内在的自我实现意识，为本真性理想的萌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故而，泰勒把本真性理想的出现视为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因为自此我们具有了达成积极自我实现——以真正的自我意识从容地生活于各种共同体之中，以完全自决的自由来理解自身的存在方式，在平等主体的彼此承认中实现自我认同——的可能。对于泰勒而言，本真性问题在社会话语体系中的出现意味着荣誉话语的衰落和尊严时代的到来：暗含差异与不平等的“荣誉”与传统等级社会相适应，它代表了一种不可能为人人所共同实现的价值追求，而“尊严”则是体现了现代社会平等趋向的能够为人人所共有的价值形式。当然，这种代表着自我独立观念与自由意识觉醒的本真性精神能够在社会历史现实中充分实现，尚依赖于我们对这个本真性的准确理解和积极践行。可悲的是，恰恰是我们对本真性观念的误识，使本真性失去其“本真”，由此而引导的生活实践最终把我们的真实生活世界导向了一种自我矛盾的境地。

　　泰勒指出“本真性无法以瓦解有关重要的视野的方式得到维护。”换言之，我们所拥有的真正的自我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自于我们在既有的生活经验所积淀下来并在与他者的积极对话和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一个“无可逃避的框架”,即我们的生活视阈。视阈表征的是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并能够使某种意义得以呈现的背景状况，凭借于此，我们才能实现对生活的自我塑造；视阈内涵着一种积极的共同体意识，在其中，我们能够看清自我的来源和发展历程，能够用一种建设性的态度来看待共同体中有意义的他者，由此实现对我们实然生活和应然生活的清醒把握并在此基础上采取行动。本真性观念也是一个有根源的历史事件，来自于近现代社会历史演化进程中的有机互动和文化孕育，作为本真性观念之核心的自我实现意识恰恰来自于一种文化传统、自然要素、同伴需要、公民职责和上帝召唤的综合作用。本真性理想包含了某种社会概念，至少包含了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在一起的观念。在泰勒看来，本真性理想所蕴涵的作为自我实现意识之外在表现形式的个人主义是一种“作为道德原则和理想的个人主义”而非“反常和琐碎的个人主义”：前者承认与有意义的他者的对话能够孕育自我认同，并提出了一种自我与他者如何和谐共存的积极观点；后者则代表了一种严重低估了对话在人类生活中作用与意义的独白式理想，是对本真性观念的根本误识，实则一种以唯我论形成呈现出来的低劣扭曲的本真性状态。把本真性观念误识为独白式原子化个体意识的反常和琐碎的个人主义，正是造成现代性之隐忧的观念性根源。

　　泰勒认为，这种反常和破碎的个人主义的发生有三个根源：_是近现代以来生活样式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究竟该如何生活完全取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个人的主观意愿获得了绝对权威的地位，作为纯粹公共性组织的政府必须保持绝对中立，无权对公民个体的生活选择做出任何干预；二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道德主观主义得到了坚持和张扬，道德是纯粹私人的事情，完全听从于自我内在良知的召唤,他者无法在自我的道德问题上指手画脚，道德与否完全取决于个人内心的心理体验和自我判断；三是社会科学解释日趋常规化、理性化、标准化和常规化，这是近代自然科学迅速发展的结果。人们开始坚信只有借助于自然科学方法通过大量数据分析而得到的“事实”才是研究和解释人类行为的唯一依据，内涵着价值判断的道德理想遭到这种社会客观决定论的无情驱逐。由此而形成的反常和破碎的个人主义，让我们在刚刚摆脱了封建主义禁锢后又面临着陷入虚无主义深渊的危险。因为在这种个人主义观念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消极自由横行无忌，功利主义甚嚣尘上，我们原本深刻的心灵在基本生理欲望的一再诱惑下逐渐庸俗化，我们慢慢失去了对生活进行判断和行动的能力并把当下的低劣视为生活的应然。于是，原本作为一种积极自我实现之价值追求的本真性理想由于与这种反常和破碎的个人主义的结合而遭到根本的误识。

　　人们将这种被误识的本真性观念视为理所当然，并将其作为自我行动的根据和支撑，结果造成了泰勒所深深惋惜的“现代性之隐忧”：一是极端个人主义及其权利话语的至上性造成了生活意义的失落，完全站在自我的立场上来客观化地看待整个世界，高举权利的奥康姆剃刀无情剪裁原本意义丰盈的生活整全，将生命的英雄维度和生活的崇高感彻底抛弃，使自我沉浸于平庸、狭隘、可悲乃至变态的自我关注之中，结果最终迷失于无意义的世界幻象而无法自拔。二是工具理性的优先性把“手段一目的”的利益权衡关系推向了极致，原本孕育和充实自我的社会共同体成了实现彼此欲望满足的“需要的体系”，相互之间温情脉脉的交流为一种冷冰冰的利益逻辑所取代，我们在自我认同危机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三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工具理性的至上性共同造成了政治自由的丧失，我们一味在免于控制的消极意义上追求着臆想的自由，逐步放弃了我们对于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结果在政治冷漠感的与日俱增中步入现代福利国家所设定的温和专制主义的牢笼从而失去了对于自身命运的掌控和把握。借助于阿兰•图海纳的一段话或许我们更能理解泰勒的现代性隐忧：“我们现在的社会越来越混乱，它使我们越来越宽阔的行为领域无章可循，使我们处于社会的边缘而不处于我们所属的社会中，使我们处于变化的状态而不处在同一的状态，处在矛盾的情绪中而不处在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信仰中。”个体的膨胀与自我的迷失、经济的丰裕与文化的匮乏、形式的和谐与内容的分裂、权利体系的充实完善与生活安全感的日渐丧失……所有的一切都使我们的生活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吊诡之中，被误识了的本真性理想让我们在现代性的诸般隐忧中充分感受了碎片化、纠结的撕扯感和难以言明的无助感，由此我们这种无所适从中对自身根源存在产生了迷茫和困惑——本为澄清和彰显自我真实存在的本真性理想却最终走向了它的反面。

　　面对现代性隐忧的真实发生并愈演愈烈之势，我们应该放弃对本真性自我理想的希望吗？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艾伦•布卢姆对此非常彷徨：“我们正在经历长达三百年之久的认同危机。我们追本溯源，追寻自我，越走越远，因为它退进了茫茫丛林之中，仅仅先我们一步。”而与泰勒一样同为西方共同体主义健将的麦金泰尔则认为，现代性启蒙的道德规划已经彻底破产，西方近现代以来的整个道德理论体系根本无法支撑我们当下的生活实践，我们只有借助古典伦理资源以重建美德政治才能重归生活正途。凡此种种的文化悲观论调大都切中肯綮地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困境并表达了深深的失望之情，但除此之外我们似乎找不到能够结束这种精神困顿和生活彷徨的更富建设性的选择。与这种貌似深刻的文化悲观论不同，泰勒对此采取了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重新阐释现代性以维护人类的本真性理想。

　　泰勒面对现代性诸般问题的忧虑，所反映出来的并非对现代性之本真性理想的质疑。他敏感地意识到，正是由于我们对现代性的不恰当臆想稀释淡化了其道德内涵才使得我们的本真性伦理变得支离破碎。故而，我们不能守着现代性的诸多隐忧空自悲叹“支离破碎的两难境地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时代最大的精神挑战，但这不是我们必须接受的严酷宿命。”在泰勒看来，只要勇于面对，敢于担当，我们的命运尚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需要做的是复归现代性之本源，重新发掘那些被我们遗忘、掩盖甚至压抑了的道德根源并对其加以积极表达，在一种追根溯源中提振现代性的批判反思能力，克服我们在本真性观念上的误识，使我们的本真性理想重回“本真”。我们在泰勒的《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看到了他为此所做的大量努力。

　　通过对现代性所做的追根溯源式的全面考察，泰勒指出，所谓的本真性在完整意义上涉及两个方面：10本真性（A)包括（i)创造、构造以及发现，(ii)原创性，以及频繁地（iii)反对社会规则，甚至暗暗地反对我们的道德；本真性（B)要求（i)对重要的意义视野加以开发（反之创造就将陷入琐屑的生活无意义之中）,和（ii)在对话中定义自我。本真性的这两个方面的含义不可偏废，否则本真性理想就会误人歧途，泰勒以具有浓重后现代倾向的解构主义学说为例对此进行了说明：解构主义过分强调了（A.i)我们表达语言的创造性，但却完全忽略了（B.i)对重要意义视野的开发；解构主义紧紧抓住了(A.iii)的更极端形式，即彻底的非道德主义，但却对（B.ii)在与他者的对话中定义自我视而不见。在泰勒看来，解构主义是以一种极端捍卫的方式来实现了对自我的消解，因为在拒绝对话的前提下根本无法进行所谓所有立场的确证。当然，泰勒也并未走向另个极端——本质主义，因为在他看来，本质主义由于偏执于个体差异而切断了人类对话得以发生的可能。泰勒从承认的角度在解构主义和本质主义之间构思了“第三条道路’：“这项工作就是重新奠定本真性理想的基础，恢复使其有意义的价值背景，并且通过人类对话达到差异主体之间的相互承认，从而既能支持多样性的个人选择，又能保证这种选择的深度，以及它的社会承认度”

　　泰勒以其“承认的政治”一文与保罗•利科、阿克塞尔•霍耐特等人共同构筑了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中的承认话语体系。根据泰勒的考察，承认是与本真性问题一起在传统社会等级制度崩溃进程中呈现出来的，对我们理解和维护本真性理想至关重要。来自他者的承认对于本真性自我的确证具有重要意义，得不到他者的承认或得到的只是他者扭曲的承认，对于自我而言都是一种侮辱、贬损甚至压制。当然，这里的他者必须与自我处于一种同为主体的平等关系之中，因为迫于外力的承认不是一种真正的承认，迫于外力而和解的双方都无法得到真正的自我确证。故而，自我只有在与平等他者的自由对话中才能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此时的“他者”并非萨特笔下作为“地狱”的“他者”而是乔治•米德意指的与自我共同构成背景共识的“有意义的他者”。我们今天生活的社会正在成为一个可以直接进入的、日益平面化的社会，生活于其中如果一味沉醉于独白式自我幻想则只能让我们更加迷失于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之中，我们只有真正放弃偏见、敞开怀抱、构筑完全开放而深度宽容的话语交流体系才能实现自身的本真性理想。

　　我们在泰勒通过他者的承认而对本真性理想所做的维护中看到了政治哲学的实践面向。要捍卫我们的本真性理想使我们在面向根源的存在中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尚需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话语体系进行批判性重构。自由主义之“权利优先于善”的观念剥离了权利的道德内涵，通过一种外在化的形式压制人们内在的自主道德选择能力，使我们在民主社会中的自由行动受到极大限制。针对于此，我们需要发掘权利话语的道德根源并对之加以认真而充分地表达，让善的回归赋予我们的政治行动以更为广阔的思想空间。善的真正回归需要我们改变流行的手段型共同体观念并确立一种构成型共同体观念“根据构成型共同体观念，共同体的善更加深刻地渗透于个体身上，结果是我们不仅要描述个体的情感，还要描述个体的自我理解形式，这种自我理解部分地构成了他的认同，并部分地规定了他是谁。”这种构成型共同体观念把自我、他者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看成一个有机整体，外部世界并非一个有待于我们开发和利用的纯粹客体，而是与我们处于休戚与共的和谐共生关系之中：我们观照着这个世界并把自身融入其中，周围的世界也在构成并维系着我们的自身所是。基于这种观念的政治对于我们的真实生活而言不是异在，而是我们自身力量的充分展现，生活与政治在我们心灵中将不再被分裂和隔离。近现代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兴起所带来的最大问题不是在实际的政治程序执行中排斥了大多数人，而是在所有人（包括少数政治的直接设计者和大多数政治的被动接受者）的心灵中都种下了一颗政治与生活应该分离的种子并任由其成长壮大。针对于此，我们需要改变的不是——当然我们也无法改变——代议制民主基本的制度设计和程序规划，我们需要转变的我们自身的政治观念，程序上与政治的分离并不意味着政治彻底脱离了我们的生活世界而在一个封闭的圆圈中实现着自身逻辑的完满。生活的政治与政治的生活是一体的，在这一点上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能够穿越历史时空仍对我们现代人的本真性理想进行警示。

    本真性伦理思想虽未获得查尔斯•泰勒哲学记述的大量而频繁的眷顾，但却作为其成熟时期的哲学思考成果而渗透于泰勒对人类行为、自我解释、现代认同、承认的政治、宗教观念等问题的阐述之中，体现了泰勒对我们现时代精神状况的深刻反思，值得我们在理解泰勒思想以把握时代境遇和观照自我存在状态的过程中集中关注。伦理呈现的是基于人的内在观念而外化为的一种秩序存在，脱离伦理的生活（或许这根本称不上“生活”,只能称为一般动物本能意义上的“生存”，因为“生活”必定是“仑理的”）将会导致人的内外分裂，根本无法维系人面向根源的本真性存在——我们在泰勒关于本真性伦理的阐述中看到了这一点。

　　泰勒认为，必须要克服现代性语境中对本真性的种种误解和滥用，自我封闭的唯我论只是本真性的一个幻觉，我们需要一定的意义视阈使本真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创造得以实现，独立存在的个体只有基于他者的积极承认才是可能的。伊恩•伯基特发现，只能以社会性的方式通过与他人之间蕴涵意义的对话性关系才能成为一个本真性的个体自我，这一点具有一定的悖谬性。其实，这种悖谬不是泰勒的悖谬，而是整个现代性的悖谬，因为泰勒身处现代社会之中自然无法拽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脱离现代性语境，撕扯的纠结感和分裂的彷徨感随着现代性的起步就开始注入到每一个现代人的身上。泰勒的本真性伦理立足于批判性反思，确实存在明晰性欠缺、建构性不足的问题，但他的确为我们澄清了现代性问题上的诸多误解，再现了人类面向根源存在的本质追求，使我们看到了走出后现代虚无主义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