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学生告老师的事多了起来。
被告发的老师，一般都不是犯了什么事，而是说错了话。这样的事，几乎每个大学都有。还好，被告发的老师，真的被抓进局子里的还不多见，但多少都会有点麻烦，轻则被停课，重则被调离教学岗位。
眼下，师德沦丧，做教师的，干坏事的也不少。那些索贿的、占女学生便宜的、学术腐败的，我倒是希望学生告一告。可惜，这样的事，多半没有人告，就是有人告，有关部门也不大在意。学生告的，同时因这种告发受到有司鼓励的，多半由于教师的言论。所以，下面谈的学生告老师，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古代社会，师生关系属于五伦之一，算法定的伦理关系。就像儿子告发老子不能被鼓励一样，学生告发老师，也为人所不齿。虽然说，按照法律，涉及谋反事项，学生告发老师，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是真的出了这样的学生，如果不隐名埋姓的话，以后就不大好混了。好在被牵扯进谋反案里的师生毕竟不那么多，所以，师生之间，大抵遵照“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的原则，糊涂过去，即使政府，也会尽量避免人伦相残，不在这个方面较真。
所以，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代老师告发学生的，倒是有，反过来，比较少见。老师告发学生，跟老子告发儿子相似，可以算是大义灭亲，为了效忠皇帝，偶尔来一次，也是可以的。
那个时代，伦理关系是国家的基石，基于伦理关系而产生的三纲五常，是正统的意识形态。连皇帝老子，都要通过科举建构自己跟及第士大夫之间的师生关系，固化统治，所以不怎么鼓励学生告发老师，即使碰到政治问题，也能避则避。
这个局面的被打破，是西化的功劳。洋人的师生，没有我们这种严肃的内涵，做老师的犯了事，学生举报，没有多大的心理障碍。尽管如此，从晚清到民国北洋时期，新式学堂遍地开花，但中国的传统依然强大，按马一浮先生的说法，在新学堂里，师生关系已经类似于市场交易，打铃开始，打铃结束，但学生告发老师的事，却依然罕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北大出了一个思想落后的学生跟《新青年》诸位干将过不去，但也是公开争论，算不上是告发。人称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被捕，不是因为有人告密，而是他自己跑到公开场合去散发传单。
真正刺激出学生告老师的，还是革命。国民党一直都自称是革命党，在接受列宁主义改造之后，革命的味道已经相当纯正了。为了革命的需要，传统的伦理当然可以弃之不顾，所以，在国民党的治下，大学里出现了特务学生。
在理论上，特务学生是为了捍卫革命才存在的，但所告发的师生，都是为了另一种革命而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大学和中学，就会出现一些因人告发而不得不离开学校的师生。这还是好的，糟的境遇，是直接进了监狱，上了断头台。
不过，在那时所谓的特务学生，其实不是学生，凡是有特殊使命的学生，根本无心学业，也完成不了学业，他们大抵是社会上的混子，被某些机构雇来，放到学校来里的。当然，这样的学生，搁在学校里，大家一看就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鄙视。所以，在那时，特务学生所起的作用并不大，除了充当打手，破坏学生运动，基本上就是累赘。国民党的党化机构训导处，当年也实际上进不到学校核心，只好在面上浮着。只有特务学生，才围着训导处转，像一块臭肉围着一群苍蝇。
严格来说，国民党统治的22年，前十几年是没有什么特务学生的，只有到了最后几年，统治面临危机，特务学生才多了起来。特务学生，也救不了党国的命。
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告发举报老师，须得革命进一步深入。1949年之后，在文化教育领域，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思想改造，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文革，一连串反下来，相当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大规模地学生告发老师。
那年月，老师大体略等于革命对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可以不严格监督？告发举报，不仅有背靠背，而且面对面，剑拔弩张。以至于到了文革后期，学生告老师告上了瘾，上课稍不如意，就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中学告，小学告，大学刚一恢复，就冒出来大批的人争先恐后地告。
那年月，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要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和改大学。因此，有部分的学生，横竖看什么都不顺眼。文史哲的老师被告，是家常便饭，讲的内容，动辄涉及封资修，稍有不慎，就掉到井里。连工科专业课的教授，也逃不出被告发的命运。但凡讲深一点，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工农学生的迫害。
现在回过头来看清华大学那年月教授的回忆，感觉真是像在地狱里演滑稽戏，让人哭笑不得。
谢天谢地，这样普遍而且抽风式的学生告老师现象，总算是过去了。现在告老师的学生，大都负有特别的使命，没有这样使命的学生，出于觉悟告发老师，当然也不是没有，但毕竟少多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学生告老师，表面上毁的是老师，实际上，真正被毁的是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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