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说“废话”的北京孩子
文：开寅 来源：南方周末
经济上的保障确实让他们和更为常见的北漂文艺青年拉开了距离：后者往往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愤怒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为了有限的出头机会而殚精竭虑，往往在过程中失去了方向和目标；而“说废话的人”则清楚知道自己的感性需求，不死磕社会，不愤世嫉俗，也不会削尖脑袋混迹于各种圈子。
走任何一条路对他们来说都可以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他们有能力承担“试错”的后果。
《说废话的人》剧照
“废话”这个词源于在中国当代诗歌界屡掀波澜的废话派诗人团体。而在张阴暗的处女作纪录长片《说废话的人》里，它是三个“北京孩子”最日常的生活方式：他们文艺、边缘、自嘲、慵懒却又理想主义，整天不停地说着与迫近的现实几无关联，在外人看来不着边际天马行空缺乏实际效用的抽象“废话”。对他们来说，这几乎是唯一对外界展示自我价值的渠道。
在第九届西宁FIRST青年电影节上，尽管有评委张震的欣赏，《说废话的人》依然没能在纪录片学生单元折桂。2014年影片完成后在各地做的几次放映中，它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观众（特别是年长观众）的质疑。在电影节结束后青年影评人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作为一部“政治如此不正确”的影片，它在这个主流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依然顽固单一的社会里，已经走得相当远了。
“还没起步，已经输了”
张亦楠每次在电脑上打自己名字的拼音，首先跳出来的都是“张阴暗”。久而久之，她觉得“阴暗”更合适当她的名字。她短发、消瘦、爽朗，总是带着明亮的微笑，而“阴暗”却给观众和读者带来一种出人意表的反差，让人意识到在这个北京孩子看似单薄纯粹的外表下，内心也涌动着一股哥特式的“青春”潜流。
上高中时，张阴暗在上百张考试卷子背后密密麻麻写满了小说的初稿，然后在高中毕业的暑假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残翅》。从那时起到十年后的今天，她一直不停地写作，而文字的内容已经由最初的少女情感纪录，逐渐演变为跨越时空充满诗意狂想的外星科幻。
从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本科毕业以后，张阴暗放弃成为一名父亲期待中的“电影管理人才”，转而考上了导演系硕士。她向同学借了一台老款索尼家用小型摄像机，买了一书包那时已经不易寻得的DV磁带，开始一个人拍一部电影。她去了北京郊区的打工子弟学校，边教课边拍孩子们的日常。两个月后拍摄停了下来：作为一个来自城市富裕中产家庭的北京女孩，她感到难以深入这些外地民工子弟的内心。在这个“新手”阶段，她意识到能把握的是自己熟悉的题材和人物。
三个形象在她脑海里浮现：她的初中同班同学，也是“少年出书”的写作者刘滴川；从电影学院表演系退学，梦想着成为编剧和电子游戏制作人的杨洋；“废话派”诗人群体的一分子，曾是电子文化刊物编辑的袁玮。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北京人、八五后、家境好、理想主义、没有固定职业、以艺术创作为最大兴趣、都因为着迷于写作而和张阴暗成为朋友。而这部影片的主旨就是勾勒他们作为文艺青年的个人肖像。
这三人都对拍摄邀约感到特别好奇，爽快地答应成为被纪录的主角。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个对着镜头说“说废话”的过程会长达三年。
《说废话的人》剧照
而镜头则纪录了他们漫无边际的精神感悟、匪夷所思的艺术创作实践、不断碰壁的失落和轻松自然的乐观主义态度。我们听到刘滴川对文学、艺术和人生洋洋洒洒的自我调侃式点评；看到杨洋在街边摆摊卖画的尴尬、午夜踯躅街头的懒散快意和纪录世界末日的奇思妙想；目睹袁玮与父母家庭的伤心冲突、在诗人聚会上灵感迸发的狂放舞姿和与之相反的面对鲜花的温柔情感。这一切构成了他们的“废话”派生活日常。
影片中的刘滴川和张阴暗的生活经历最为相似。十年前，他在高中时代出版了长篇小说《填海》，梦想着能以韩寒和郭敬明那样的“新概念”方式崛起而走上文坛，但却发现时代在迅速转变，以纯文学为创作理想的“少年作家”已经成了历史。人们像得了健忘症一样将这批怀着文学理想曾经受到过短暂瞩目的自负少年扫进了垃圾堆，转而迎接带着巨大商业利益潮水般滚滚而来的网络流行文学。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以后，刘滴川没能像他的校友张悦然一样成为闪耀的文坛新星，他的“少年作家”之路彻底破灭，甚至连获得一个不花自己钱出书的机会都难于登天。他出人意料地在家卖起了猫砂，进货送货算账，日常的赚钱生活和文学没了一点关系。他对着镜头笑着说：“（在文坛）还没起步呢，就已经输了”。
和刘滴川差不多，杨洋也有“输”在起跑线上的感觉。他同时干着自己感兴趣的一万件事：写剧本、画画、剪辑、表演、设计游戏……但除了练了十余年的剑道之外，他那慵懒而童稚的笑容在影片里迎来的是各种失利。在深夜的故宫筒子河，他笑着告诉朋友自己正在靠给别人的剧本数字数赚钱；而为了让生气的女朋友开心，他拿一瓶二锅头砸了自己的脑袋，晕倒在地几分钟爬不起来。在这些满是孩子气的言语行为和稀奇古怪想法的混杂中，我们看见了他面对失败的情绪常态。
这些说“废话”的年轻人自嘲笑容的背后，是他们单纯的人生目标：进入一个孤独者创作的状态，做出符合自己标准的东西。他们天然地认为总会有一个渠道让“好”的东西到达可以理解欣赏它的受众那里。但可能他们疏于想到的是，“韩寒郭敬明”们并不是横空出世直达粉丝，而是根植在一张被精心编织的大网上，无数运作、包装和营销的网络结点盘根错节地支撑起了那些“少年文学奇才”的公众形象。
几年前，在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某高官公子托人找到刘滴川，邀他加入自己的“圈子”。刘滴川第一个反应是：“这和写作有关系么？”。这是三个“说废话的人”真实的思维状态：他们不太知道“圈子”为何物，也不太理解“混圈子”和自己正在从事的创作之间难以解释的纠葛关系。他们真正进入了一种“孤独”状态，只不过此“孤独”和“孤独者创作”有着一定距离，以至于朋友和亲人都很难理解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官二代”的“北京范儿”
袁玮在影片中的一场和朋友的电话交谈里忍不住哭出来：在和母亲大吵一架以后，她被“踢”出家门，并被父亲切断了生活来源，“生活中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稳定的”。
她伤心的泪水却引起不少人的疑惑：自力更生难道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做到的底限么？是什么可以让这些年轻人如此理直气壮地“啃老”？在一次外地诗会上，有人跳起来点着父母都是高级公务员的袁玮指责：“你就是一官二代！”在旁人看来，这也是“说废话的人”最大的软肋：他们衣食无忧，每每遇到挫折都有一个强大的家庭后盾用物质、社会关系和各种资源保障他们的个人生活。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得以保持“说废话”状态的资本。
张阴暗没有回避，因为她自己一部分的经济来源也是依靠父母。但她换了个角度对“社会共识”提出了疑问：是不是只有工作挣钱才是正经事？在不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我们是否有选择不工作而做自己喜欢事情的权利？这个社会是否只有一种“必须自己养活自己”的价值观？社会和科技的进步难道不是解放双手和劳动力，让每个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做想做的事？如果我们仅有一个必须工作挣钱的想法，那和奴隶社会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良好的家庭条件是一把双刃剑：电影学院的同学曾经感叹如果张阴暗的经济条件不是这样优越，她的作品会好很多；在父母大力帮助下出书的经历，也让当年的她和刘滴川错觉文学之路将一帆风顺，随后十年，他们都为这个错觉付出了代价。
但经济上的保障确实让他们和更为常见的北漂文艺青年拉开了距离：后者往往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陋居一隅，衣食无着，举目无亲，愤怒于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等，为了有限的出头机会而殚精竭虑拼命奋斗，往往在过程中失去了方向和目标；而“说废话的人”则大为不同，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感性需求，从不死磕社会，不愤世嫉俗，也不会削尖脑袋混迹于各种圈子。一条路走不通他们会退回去放松自己，或者说，走任何一条路对他们来说都可以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他们有能力承担“试错”的后果。
《说废话的人》剧照
也许正因如此，观众在杨洋的画、袁玮的诗、刘滴川的小说以及张阴暗的电影中，看到了不知重负和枷锁为何物的轻盈心态。那些焊在常人身上似乎牢不可破的“手铐脚镣”，被他们以微风阳光般的身段一抬手甩开，碎成粉末消失无踪，迎面扑来一股“感性自由气息”和个人天赋。
这让三个“说废话”的北京孩子和二三十年前崔健、王朔、叶京、狗子、石康那一拨北京文化“老炮”在精神层面挂上了钩。那个年代北京特有的大院文化和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氛围让这些人拥有了一个超越性的视角来审视周遭，并在他们的作品中确立了某种带有北京标签的，卓尔不群的人生态度。
而如今，当年龄段特性压倒地域特性而成为年轻一代的文化标志，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官富二三代”如何骄横奢靡粗鄙无知的时候，人们其实遗忘了有这样一些在富足家庭中成长出来的北京孩子，因为已经富足所以不再追求富足，只是以此为起点寻求一个可能超越物质生活、达到精神自由的空间。他们在无意识中用不同的方式和上一辈文化人接上了茬儿，成为新一代北京“不忿”态度的继承者。
但这个城市并不因为年轻人衣食无忧就给了他们更多“说废话”的空间。价值观单一物质的社会里没什么人听他们“废话”，而轻松无忧的生活状态又让他们无须抱怨不用死磕，只专心于自己感兴趣的事物。因为超脱在外，既不顺从主流又没有旗帜鲜明地站在主流的对立面，“说废话的人”被挤压到了城市生活的最边缘，他们的声音和喧嚣鼎沸的外界相比，微弱得几乎听不见。
《说废话的人》剧照
张阴暗羡慕那些北京老炮们生活的时代，她称之为“幸福”。对他们的表述方式和内容，历史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他们也由此形成了有凝聚性的群体，发挥了整体的影响力。而她这一代人看着老炮们的作品长大，一度以为世界是那些文字和电影所描绘的样子：青春、叛逆、放纵、不计代价的理想主义。但当她长到了当年老炮们爆发的年纪，却发现无论是他们写作的方式还是传达的内容，都已经和现实拉开了最远的距离：创作者群体分崩离析各自为战，写作成为一门职业或者工种；社会主流环境迫使年轻人提前结束青春期，留给不切实际幻想的空间几乎为零。没有青春或者青春被剥夺是最可怕的一件事，但似乎这个时代没人在意这令人心悸的事实。
在张阴暗飞翔般自由的镜头画面中，杨洋、袁玮和刘滴川三人都没有被这个时代驯服。因为啃老、不工作、不混圈子、满脑子奇思异想、埋头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们被边缘化到了想要逃离这个城市的地步，但依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感到满足。他们没有太多的理性思考，却在努力用泉涌般喷发的灵感湿润物质生活社会留下的大片精神空白。尽管可能不为大多数人理解，他们依然不苟同，不放弃，但也不做激烈的对抗，以微笑面对敌意，以诗歌、文字、图像甚至是游戏为表达方式，逆行于社会主流。用张阴暗的话来说：“我们是反社会的乐观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北京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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