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政治或精神领域“既要又要”存在矛盾怎么办

对于我们这个高度推崇历史（政治判定或阶段性政治判定优秀部分）乃至历史神圣化的国度，存在一个不易克服的难题或矛盾，如何让接受政治塑造而形成了强政治弱人文和法治的大众，既要推崇历史（传统文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又要遵循时代化了的政治标准和政治尺度，特别是要求其以高超的思想理论水平和辩证思维能力处理好之间存在的矛盾和人为冲突。

换句话说，既坚持以时代化了的政治标准和政治尺度评价事物，又要按照历史本来面目与特定历史阶段客观条件作出正确评价，保证二者达成同一目的而不自相矛盾，更不发生冲突。此道理与要求并无问题，只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乃至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来讲属于高难度。

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从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角度进行质疑，而是从稳固精神大厦过程中如何避免为矛盾所削弱，甚至要防止在部分人那里发生精神大厦坍塌。

对于非宗教传统的中华民族来讲，通常是借助政治和政治人物、道德和传统文化、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神圣化来支撑精神大厦。这是民族特色，由文化建模所决定，无所谓对错，但涉及时代难题，便不能不要求直面和解析。对比宗教信仰的偶像崇拜分析问题更为清楚，当革命党摧垮了宗教信仰而来的精神大厦，就必须找到替代以避免精神虚无和精神蜕变，于是建起新的与宗教信仰迥异的精神大厦。

既然同属解决精神起点和归宿，就要遵循精神发生发展规律。比如佛教讲求“经律论三藏，佛法僧三宝”，即为追随者提供景仰的偶像，那么政治信仰也必须提供类似的偶像，这个偶像一般是开国领袖。为什么毛泽东对斯诺说“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就是基于这样的道理和逻辑。只是其间存在差别，宗教信仰表现为“入者不疑，疑者不入”，而政治信仰可以质疑，通过质疑接近真理，这决定了思想理论的自洽、他洽、续洽，否则无法保证追随者的虔诚。

到这里一些矛盾自然而然表现出来，革命党走的是“砸烂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道路，也就是“推翻三座大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的重构，但这种最体现特质的“不断革命”、“自我革命”决定了淘汰旧事物的速率很高，在快速更新中如何获得稳定和持久便成为必须化解的难题，因为没有永恒便无所谓信仰及其坚守。

因此必须找到新的坚实基础和重要支柱，保证精神大厦矗立和稳固。很显然对革命党来说革命史与革命人物的神圣化就是不二选择。为了基础更坚实，精神起源更悠远，还要把历史文化纳入进来。

进一步分析，既然推崇历史就必须把历史作标杆，而政治总是以现实为准则，以发展了的现实诠释历史，这很难避免不对应甚至错位，并且对历史的推崇度越高越容易演化成悖论（质疑与不允许质疑）。就如革命战争年代有革命者用卖女儿的钱来买武器，打土豪过程中把自己的亲人枪决，等等。处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些都能解释亦可理解，放在当下不好解释亦难以接受，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错位乃至冲突。

当然，更大难题在于解释内部斗争和挫折与曲折。几乎所有红色革命的国家都发生过严重的肃反扩大化问题，如果有足够的历史辨别力，自然明白革命在幼年时期加上严酷的斗争环境，发生这种情况有其客观性与合逻辑性，但拥有相应历史辨别力者毕竟有限，这才有了今天的许多苏区纪念馆闪避现象。这样的矛盾乃至悖论多了，也便化作精神建设过程中的难以逾越的坎。

要有效解决类似问题，必须对集团内成员乃至整个社会进行理性和逻辑培育，通过提高人们的思辩能力，保证更加理性地看待历史，以逻辑推论历史，把矛盾降到最低限度。如果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我们对待历史只能宜粗不宜细。问题是粗也会带来两个要求，没有细节不足以感染，只要涉及细节就必须回答公众的追问，必须阐明背后的逻辑线关系，就需要宏观思维和整体把握，而这又是我们在国民教育中的软肋。

总体而言，这里是提出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真正解决好该问题还需理论界和宣传系统付出艰苦努力。因为，这看似是个单一问题，其实是牵动根本的系统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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