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所有社会普遍现象都是主导力量操控的结果

一般而言，除了极个别政治人物和科学家拥有改变国家和社会以至改变世界的能力（普京和泽连斯基正在改变两个国家乃至世界），单个人都要接受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塑造。

所以，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构建起什么样的体制制度和价值评价系统，以及与其相对应的社会环境社会氛围，大众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按照规定方向和路径前行，并且时时对标且调整自己以求适应，极少人特立独行于社会价值评价系统之外，除非边缘被边缘抑或自我放逐。

比如，只要权力拥有绝对的控制权，也就是带有强制性的改变他人意志的能力，其就会化作社会价值中枢，任何想获得征服他人能力或有强烈支配欲者，必定走上追逐权力的道路，当越来越享受到权力的巨大好处，同时又找不到更高尚的精神和价值替代，就会像吸毒者一样沉浸于追逐更大权力中难以自拔。这便是已经掌握或大或小权力者不会主动而又心甘情愿放弃到手权力的重要原因。

当然其间也有差异，这个差异在权衡维护手中权力所要付出的成本代价，如果成本代价大于收益则放弃，反之则亦反。为什么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时一切稳如泰山，当权力成为一种享乐时一切都完了”？原因即在于此。需要强调的是此判断无关善恶，只关系人性与道德。

何止权力，包括本应是“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或专家学者，如果这个群体因为环境所迫抑或缺少高尚情操的支撑，普遍沦为“精致利己主义者”，注定放弃责任担当，热衷于出名挂号到社会上收割智商税。君不见一些大学教授口中笔下别说思想光芒，就是市井话语也不过如此之水之俗，这种情况下再寄望于其进行创新创造，无异于缘木求鱼。毕竟开创性工作意味着风险，尤其反映在思想理论领域。

或许有人会说，只要按中央精神做就不会出错，故而不会有风险。其实，包括理论界敢言吃透并准确把握中央精神特别是领导人思想体系者极其有限，就如全社会讲政治，而真正懂政治的又有几何？一知半解下追随也就谈不上准确理解把握，所以才产生了官话套话空话盛行，本质上属于明哲保身，而不会为思想殉道。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才说当阐发一种创造性思想需要许多铺垫与限定词之时，不可能产生世界影响的大思想家，因为别人很难看清其间思想的光辉，更不会感受和感动于思想创造者情操境界之高尚。后者支持前者，强化前者。或二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当然，无法回避的问题还在于思想能否绕过重重关卡表达出来是个疑问，当经过每一道关卡的修剪，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思想较起初恐怕已经面目全非，很难引发多大关注和共鸣。

这样讲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严格控制严格管理，因为不同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发展阶段各有重心，当认为自己不具有引领世界能力或没有这样的目标企图，也就不需要产生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艺术大师，只是跟在别人开辟的思想道路上选择和运用即可。这时严加管控便符合逻辑，顺理成章。

当认定国家民族进入或准备进入引领世界的位置，这时不能产生一批思想家和文化大师则无以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因而也就无力发挥引领作用。所以，树立伟大目标就要作出相应准备，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必须改善和提升管理水平，特别要宽松宽容宽厚，以保证思想和文化创新创造拥有广阔空间和有力支持。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