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只要存在人格不平等，权力注定被热捧

这里的不平等不是指自然所致，而是指因社会结构缺陷导致。从社会呈现角度看，只要一方持有俯视另一方或向另一方施舍的心态和优越感，就不存在人格平等，且难避免高高在上与跪拜仰视，进而形成全社会对权力的追逐，以求做个治人而非被治的“人上人”。然而事与愿违，结果注定是人人被权力威逼，罕有人超脱逻辑链条之外。

还可以说能够形成俯视状，是因为手中权力较少受监督制约，也就是运行着的是一种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特权。当拥有的是享乐感极强的权力，即便不会获得超额物质利益，也会收获因等级而来的优越感，很多情况下这种感觉好过物质享受。所以，人格上的不平等恰恰奠基权力崇拜，这几乎是所有传统社会的基本特点和特征。

正是这样的原因才导致社会倾斜或价值实现的路径狭窄化，以至于优秀人才过度集中于官场，形成过“独木桥”现象，又因科学文化艺术领域吸引不到足够的优秀人才，而导致国家民族创新创造能力薄弱，无以向世界提供与己相匹配的精神产品与科技成果。

看一下封建社会的中华大地，无时不在推崇和追逐权位，而思想文化和科学艺术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人分“九等”就是这种社会生态的最佳诠释。即便经过现代文明的反复涤荡，社会价值观仍然为腐朽的权力观所左右，如有人所形容，老板富而不贵，文人即不富也不贵，官员既富又贵。可以肯定此现象问题不解决，社会很难走向法治，达成和谐有序。

或许有人会说，老板对员工也呈现施予特点和特征，为什么不能与官员相提并论？主要是利益调节方式存在差异。官员掌握的是公共资源可以自由调节，而老板给员工发工资是互利关系，既然按劳付酬，也就不存在施舍关系。

以知识分子为例分析问题更清晰。这是一个最少资源的群体，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乞求官员施予，这为“院士围着处长转”的现象所印证。所以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较老板更低。所以，官道商道学道唯官为本，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构成的社会秩序和逻辑关系。为什么世世代代中国人挤破脑袋走官道，哪怕肝脑涂地，哪怕丧失人格，就在于利大于弊。

这里补充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不值钱，不仅因为未掌握权力和财富，更关键的是其思想空间极其狭窄，承担的只是框架内修补裱糊责任。这一点只是看那些被尊为国学大师者即可清楚，若摊开其学术成果，除读史释经，少有思想文化创造，特别是开创一个民族新境界，问鼎世界思想前沿成果。总是解读诠释几近拾人牙慧，自无创新创造而来的价值感，如此深及灵魂的痛苦还难以言说，怎能不将此群体置于悲催境地？“臭老九”的评价在一定意义上是准确的。

所有社会人拥有一个共同点，没有更高尚的目标追求，也就没有神性支撑或牵引，因而很难避免滑落堕落。当知识分子自认为没有一个广阔的思想空间，尤其没有值得孜孜以求的皇冠上的明珠待摘取，便难以产生并维持一种灵魂深处的高尚。问题是“百代犹行秦政治”，千年尊崇孔孟思想，文人或知识分子还有创新创造空间吗？断然不会。

没有了开创就不会升发高尚，稍一转身就会拜倒在权力或金钱的脚下。即便出现若干个超凡脱俗者，囿于环境也只能追求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而不能寄望于思想造福其所处的那个时代和社会。这就是数千年来文人抑或知识分子的必然选择，要么往官本位上靠，要么向金钱靠，二者都决定着其为附庸而非独立社会力量。

要真正解决好特权思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艰难道路。当然，也看到了希望，比如国家强力反腐和约束权力，已经迫使一些喜欢张扬权力者大幅收敛，特别是党的二十大通过的党章修改中，加进了去特权思想，这是值得称道的。

只是强调要堵疏结合，找到替代或平衡权力感而来的价值实现方式和路径，也就是解决不敢不能之外的不想，这需要文化基因与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方面的整体突破。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