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抗疫或正在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

这个副产品当然不是一再强调的“制度优势”，因为那是主品而非副品。这里的副产品是指正在增强中的国人和基层政府及其官员的法治意识，这一点对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深厚人治传统的社会来讲弥足珍贵。

此判断来自微信圈文字特别是视频和照片，而起带头作用的是“首善之区”的北京。政府和民众围绕封控问题进行着磨合调和，抑或妥协平衡最大公约数。

更为关键的是都在利用现有法条达成目的或诉求，这具有极强的标本意义和可复制性。处理的好会有力抬升官民法治素养以至全社会的法治基础，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如果政府积极参与和引导推进，原定2035年“基本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目标会大幅提前。

在阐明这种积极成果之前，先从问题角度作些对照性阐发。一段时间来各地连续发生聚焦全社会目光的重大事故或事件，并且呈现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特点，其一便是公众掌握信息与官方回应存在关键事实上的重大差异甚至相反。而稍加辨析不难发现有些领导干部远远落后于当下的信息时代，或者止步于多年前领导人告诫的，“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

道理其实简单，领导人提出的问题及其重点指向于政府和领导干部，而实践告诉我们的也恰恰是相当一批领导干部或级别很高的党政机关尚未获得“过关”能力，导致社会矛盾频发。

类似事件多了会让人产生疑惑，什么原因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与时代脱节？是不了解社会已经进入直播时代，一切在透明之中，所谓“互联网是有记忆的”？还是过度依赖权力形成权力崇拜，进而羁绊着前进步伐？

想一想，你通过大数据管理民众，反过来民众也会借助互联互通形成强大的监督能力，把行政和执法行为置于跨时空监督中。在双向透明的情况下，一再发布脱离实际的官方消息，难免给人权力任性之感，或者思维和观念落后于时代感，二者都存在很大的杀伤力。

这个问题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大问题，解决不好会导致更多矛盾发生，甚至有失去老百姓信任堕入“塔西佗陷阱”之虞，随之而来的是诚信、契约、秩序荡然。

实践或规律一再表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了解互联网时代的社会特点，若再伴有强烈的权力崇拜，必推出一个个与时代相悖，与民众相对的举措。当这些举措与法治意识或法律素养不断提升的民众正面相遇，难免给人以任性的权力与依照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维权的民众进行对决之感。这样下来，轻者主流社会的道义形象瓦解，重者冲击我们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即人民当家做主和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的思想理论受到怀疑。这时不仅是社会冲突而来的行政成本大幅上升，更要害的是政治基础流失而来的执政成本生长。

当然，在此也要承认我们有自己的国情和政情，比如现行的是政治领导为重，政治体制和社会运行不是建筑于契约式雇佣关系，而是党的成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私奉献，这就确立起更高政治和道德标准及其要求。标准和要求高带来两种可能和结果，做得到无比伟大，做不到则异化权力，形成矛盾对立体。后者是需要特别注意和预有因应之策。

回到肯定成果上来，网络曝出北京为代表的视频文字，人们在封控过程中政府和群众都在从法的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为自己的行为和诉求背书，这样下来无有胜败，一定形成双赢局面和良性循环，即政府和官员依法行政，民众依法维权同时支持法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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