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 | 专家：你本拥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

自国家抗疫表彰大会召开后的两年间，我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惑，不知当讲不当讲。

在“算政治账”之外，真正属于医学领域的系统的对策措施是什么？或者用来支持“动态清零”的医疗方略是什么？我们究竟走了一条什么样的符合常识和逻辑的医疗路线？这一系列问题不能给予直面并作出清晰回答，今后较长时间里都会成为公共话题。

要看到为了“党群同心”统一思想于抗疫，以至于动用行政和司法力量干预和惩处不同观点和看法者，而习惯于服从的民众在对那些时空伴随、间歇性排毒、10万分之100，诸如此类表述不甚了了的情况下仍选择支持抗疫政策，甚至是机械服从。今后人们进行回顾或反刍之时，不可能再予限制，所以只能直面各方疑问，以求化解积累下来的包括情绪不顺在内的矛盾。这涉及到政府和专家的公信力，关乎能否避免塔西佗陷阱问题。

比如，今天网络最火的大V就率先对国家相关部门公开的数据发出质疑抑或挑战，虽然其在抗疫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跟风和自扇嘴巴现象。相信类似的或更尖锐的诘问会纷至沓来。

再比如，针对我国调整抗疫政策，纽约时报声称，中国三年抗疫目的就是要证明中国制度比美国制度优越。事实上，我们制度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在武汉疫情爆发期间表现得很充分，毋庸置疑。至于抗疫胜利表彰大会后的所做所为，是否与专家们向决策层提供咨询建议有关，不得而知。但回应内外部关切似有必要。

还是回到上面提出的医疗路线上来讨论问题。我所说的路线问题，其实是抗疫走的是现代医学（西医）的道路，还是传统医学（中医）的道路。如果是走的前者道路，几位主要专家似乎都以不同方式接受过现代医学（西医）教育，故深知之间的差距，逻辑推理短期内学生超越老师的难度极大，无以做到青出于蓝胜于蓝，这一点从医学基础理论和药品器械研发成果比照十分清楚，既然有差距就应虚心学习，积极借鉴，以求少走弯路。但从实际情况看不仅未借鉴，而且刻意区别。

如果认为我们有疫情先发“优势”，尤其我们有优秀的无可比拟的传统医学（中医），那就让中医唱主角，拿出可证的符合常识逻辑的对策措施，力争独树一帜，取得世界侧目的成就，让他们都来抄作业，借机把中医中药推向世界。然而，过程中看到几位大牌专家似乎都在推荐“放之四海皆准”的几味中成药，完全看不出中医“一人一方”的最大特点（此疫应为全新，全新需上新药）。

更关键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中西医或传统医学与现代药学的杂糅，直到放开管控也见不到成熟的合逻辑的对策体系，只知道拉出了很长一串新概念新词汇。问题是付出的代价十分惊人，并且远不止经济领域，有些代价永远无法回补。只是看几个指导全国抗疫的首席或组长，引领舆论的大V，其言论以合订本的方式出现时会让人不忍直视。

实践一再证明，两套逻辑和价值系统合并使用，获得的不是集粹，大多是冲突和紊乱。这个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处理好。

毫无疑问，带有思维局限或思维困境方面的问题或现象，远不止于抗疫或抗疫中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中西医）之争，只要陷于二元对峙，就无法走出困境，一切都会变得复杂而又艰难，纠结终将继续，亦或等待下一个轮回。

到这里，我想起了2003年抗非典，如果加上这一次，将二者比照分析归纳，拿出切实经验教训，以便再遇公共安全危机之时，让真专家和真科学发挥应有的更大作用，再加上制度的强力保证，全社会遵循常识和公理而来的基础支持，完全有能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我们等待实践作出回答。

上述外不知可否向专家们提一个小建议，比如以某种方式坦诚错失，这远比回避遮掩来得积极有效。特别是几个备受关注亦或质疑的专家不妨说明，自己其实是受命为政策决策背书，这是职位和角色决定的，谁到这个位置上来说话都大同小异。这样一讲，大家释然，不会再作计较。

当然，理性的专家也会痛定思痛深度反思，以求教益。微信圈看到近日有一退休多年的大报副总编去世，熟悉他的人说，这位总编服务的在较长时间里拥有较高声誉的大报，其编辑记者共同坚守了这样的“职业伦理底线：1.坚决不说假话；2.不主动说假话；3.一定要说假话时，决不发明创造。”

油然间我想起两德统一后的一个著名司法案例，法官给出这样一句判词：“在你举枪瞄准射击时，你拥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因为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想一想，假如专家们运用了这个权利，结果一定对党和政府，国家和人民，以至于抗疫和自身形象皆有好处，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出他们使用了这一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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