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专家学者用好“自由裁量权”的关键在辨析政治意志还是行政行为

党的政治意志重过政府的行政意志，政治中国决定了政治意志不可违，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把一个清楚明了的问题拎出来，主要是该问题对专家学者社会作用发挥和保持良好形象至关重要。当然需要挑明这里的专家学者指的是意识形态研究之外的那个部分，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研究者另有一套评价体系。

切入到具体问题上来，因为抗疫与俄乌战争叠加，更因为两个领域专家的研判每每让公众大跌眼镜，从而引来社会的广泛质疑和愈来愈严重的负面评价，不正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发展下去会严重削弱主流社会的引领能力。

如果讨论根本出路，必须从制度设计和社会运行机制入手，但这并不现实，故退而求其次，管理部门可从观念上突破，跳出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的巢窠，适度将官方意志与专家学者个人看法区别开来，特别是反映在行政和社会活动领域，不乱搞上纲上线，保证以较宽松的环境氛围奠定合乎常理和逻辑的角色搭配。

也就是说适度扩大专家学者基于专业抑或科学而来的独立表达空间，发挥其“试水”功能，官方在此基础上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保证决策拥有更大柔韧度和弹性，避免过多硬着陆。只是这个问题应当由掌握公权力的人更多考虑，这里不准备展开分析。

下来便是从专家学者角度分析问题。首先认清党的意志不可违与政府任务可调节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把握尺度和用力方向。

党政差异如何表现的呢？党着力于政治设计和战略规划，包括如何加强党的领导保证政权稳固，如何设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和2035年的发展目标，其特点是高大上，而这是形而上的范畴，稍有不慎就会冲击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故而不可违。

政府工作或行政工作却很具体，且围绕党的战略规划展开，比如“两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一般都是以届和年度工作为时间节点，且聚焦于产业和社会层面事物，只要不触及精神大厦和核心价值，一般都有补救可能，故而可调节。

换句话说，党是全面规划设计者，政府是执行落实者。即然是落实，重心就在现实和阶段性，只要是工作层次就不会犯“政治性错误”，进而专家学者可争取到一定的个人调节空间和范围，因此有所为有所不为。

以个人实践为例，在接受媒体采访或讲课撰文时，严格区分政治任务与学者独立思考的关系。比如到各地宣讲和解读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精神，虽然依托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决不能夹带“私货”，这是真正的政治问题，并且是大政治，必须时时对表。

除此之外则最大限度突出创新创造尤其是原创。只要自信站在党、国家、人民利益立场上说话，即便出现闪失亦不足惧。到目前为止我的若干创造性提法在披露过程中都受到方方面面的重压，但结果基本上被决策层所采纳。还有一个现象在理论界颇有代表性，凡有经费支持的下达的课题少见重要价值，因为皆属命题作文，少见思想的光芒，而基于知识分子良知和责任，不惧毁誉而作出的个人行为，许多为决策层和决策者所采纳。这应当是管理层应认真研究的现象问题，争取有所改善。

到这里需要进行突出强调，与其比较不同体制制度下专家学者的生存环境优越与否，不如正确把握现有条件下的发挥空间，即便有为不一定有位，至少会获得灵魂安慰。这是不以权力意志所左右的。如果把握不好这个问题，结果可能很悲催。因为政府借专家之口说话虽照顾了专长，但更多是借头顶上那顶学术帽，用过后该扔掉时绝不含糊，这时很可能只剩下“专家”飘零于寒风里。这是游戏规则决定的，怨不得谁。

更清楚一些表达，以恰当的方式与缜密的逻辑和科学分析最大限度接近真实，即便不一定为阶段性政治决断所接纳，甚至不为行政行为所认可，总体看也不会受到过多过度责难。如果放弃责任和操守顺杆爬，遭遇政策调整特别是调头之时，将两头不落好，里外不是人，可谓努力半天留下一地鸡毛。这种情况过去发生过，今后还会发生。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