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腐与反腐，是一场永无休止的猫鼠游戏

只须回答三个问题便可认定游戏的永恒性。

第一，这个世界有没有某个群体或某个阶层乃至某个政治人物为民众进入忘我无我的境界，以至于再无个人利益追求？不会有也不可能有！因为人性限制了这种可能。仅仅一个改变抗疫模式，有些以退休领导干部为主体的微信群，大家讨论的就是放开后对本群体的危害，而不大关心三年封控财政已难以为继，弱势群体已陷艰困（放开后职能部门存在一定程度的缺位缺失是另一个问题）。

有人可能拿虔诚教徒的行为来批驳我，其实那是洗脑的结果，只要重回世俗仍然丢不下个人利益。当年我参加全军反邪教专家组，真正理解了痴迷分子醒悟后最关心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正常的世俗之人皆关心的个人利益及其受牵连的亲人的利益！

既然没有一个群体或阶层不在追求自己或小集团的利益（强势阶层直接反映在政策制度设计过程中，弱势阶层反映在不须遮掩的话语中）。这一点从日常交流中随时随地感知，包括身居高位者所关心的事情多反映在位子、房子、车子、票子，还有孩子。区别在于有没有让其惧怕和有无遏制其欲望的制度规则罢了。

第二，获得公职或掌握公权力算不算社会分工抑或职业分工？尤其算不算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渠道和方式？如果承认公众拥挤在这条道路上的主因是价值驱动，那么就要承认存在此现象和倾向的合理性与合逻辑性。进一步分析，在僧多粥少与制漏洞双重作用下，有些人或大多数人，特别是坚定执著于此道路者，必定穷尽一切办法以求胜出，这就涉及模糊地带或灰色地带问题。如果标准尺度不彰抑或显规则不显，滑向违纪违法就不再是小概率事件。

以卖官鬻爵为例，为什么如此盛行？在于有市场。即然市场使然，那么更值得关注的应该是谁在卖和找谁买，是找掌握绝对权力的单个人？还是找公权力应有的服务对象？这是制度安排决定的。简言之，官帽批发或零售权交给了谁。世界范围内观察分析问题，制度的差异性在个人决定还是集体决定，腐败的程度与此有关。当官帽派发权掌握在单个人或极小圈子中的人，这时想斩断买官卖官的路径无异于缘木求鱼。

第三，人人谈以制度管住权力，堵塞腐败漏洞，其实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彻底封杀权力寻租空间，只不过科学设计可以减少和压缩这个空间。所以寻找改善之策必须放宽视野，变换思维。其中具有釜底抽薪之功效的是扩展公众价值实现的空间和途径，将过度集中于官道的人们分流出去。怎样才能做到？解决赢家通吃或者权力通吃问题，让权力的含金量相对下降，弱化买官卖官的内生动力。

看一下发达国家公众所持价值观，一定是从政从商从文并行并重，极少见到某个国家的优秀青年学子竞逐于公权力岗位。所以致此，根源于价值实现的路径众多且平等平衡，不会也没有必要拥挤到公权力领域。甚至说因为公职公权为公众所紧盯，无法获得超额利益（甚至很憋屈），故给公职注入了少许奉献社会的味道。于是人们基于爱好和兴奋点选择或担任公职（所有发达国家有个通律，“官”不叫官，大小都叫公务员），或办公司，或搞科学文化，断不会逼着自己做不喜欢做的事。如此，借公权力搞腐败的动力基础发生根本变化。

既然存在这样的特点和规律，我们是否也可以走降低公职与公权的含金量以降低吸引力？再说优秀人才分流于企业公司，特别是分流于科学与人文，国家民族的创新创造力才会大幅提升，才有可能立身人类文明前列起引领作用，此乃一举多得！理论上可行实践中不可为。这还不是从民族难以改变的官本位文化心理角度看问题，而是从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依托认识问题。

任何国家和社会要想维持秩序都必须树立一种权威，要么法权，要么政权，要么神权，中国无它只能走政权道路。政权道路的最大特点是权力集中而不能分享，监督只能走自我监督而不能依靠甚至不能借助外部监督，因为这会形成事实上的分权制衡。与此同时还要最大限度集权力于主线主渠道，同时设定严格的等级界限，这些都是逻辑的必然。

毫无疑问，任何一种体制制度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的便是常说常讲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这种成熟完善的制度作任何改变，都会牵动全局触动内部机理。简言之，现实中国不可能将构成权力体制的任何价值元素转移到企业界和科技文化界，形成多元并行。

综上，腐与反腐一定是个永续的猫鼠游戏。这里能够建议的只是要特别警惕历来反腐都难改变的特点或规律，即以严惩形成的心理震慑，会随多见与时间推移而渐生懈怠和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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