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予说明，这里讲的有限政府主要是就社会责任承载能力而言，并非基于政治制度展开。比如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我们是大政府小社会，而大政府又是我们制度优势的主干抑或基础，不容置喙。
没有全能政府，基于职责或职能往最优方向努力即为善。又或者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不求极致，但求动态平衡，因为只要追求极致，哪怕限于文宣都有丧失回旋余地之可能，严重时还会产生偏执与强迫症，随之而来的便是行政成本大幅推高。
  承认政府能力有限并往有限政府方向布局，观念和思维就会趋于低调，就会努力激发开发蕴藏于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当民众的主观能动性被激活，便与政府实现良性互动，逐步抬高社会基础和抗风险能力。
        如果试图做一个无限政府或全能政府，不可避免会作出两个选择，一个是高度依赖政权特别是政权中的强制力，这会触发安保系统的快速扩张，进而引来行政成本剧增及其与民众更多磨擦和冲撞，另一个是抑制非政府组织的生长及其作用发挥，结果便是弱化社会抗风险能力，同时强化公众对政府的愈加依赖，直至不堪重负。这其间存在非良性互动的逻辑关系。
本人的态度自然是倾向政府的有限性而非无限性。因为经历了计划经济这种最反映全能政府的时代，感知了经济社会濒于崩溃的起因及其不可控不可逆，又与市场经济共成长数十年，深切理解了这种最大限度发挥市场调节与激发民众潜能的机制和机理，而形成新的稳定而又成熟认知，自然会作出理性选择。
        从本文立题角度讲，只要承认政府非万能，发生种种失误失策便合乎逻辑，出了问题接受各方面批评也属自然和必然，逻辑之下便能理解得了也容得下。或者说只要不触动执政之基和社会运行秩序，就会留给民众必要的表达意见乃至批评的空间，于是情绪得到释放，社会实现减压，磨合后继续前行。
        到这里又要作稍许提示和解释，我们国家的政体独具特色，真正的主导权力以及重大决策权在党不在政府，只是因为党不仅是国家治理“第一责任人”，并且是政治信仰的建构者和载体，由此又承载着解决国家民族精神归宿之责任，只要涉及精神大厦便不具有多大讨论空间，即便不似宗教信仰那样构成“入者不疑，疑者不入”的封闭精神世界，但也不便作为讨论主体，故只能借政府讨论问题。好在这里主要探求规律性看法，而非赞美与批评，故以谁为载体没有那么重要。
认定政府的有限与无限，不仅反映为判断和选择，还会影响着思维和价值观，因此形成与大众在认知领域的良性互动或恶性互动。如果追求的是无限和全能，就必须全力塑造和维护伟光正的形象，而行政永远做不到让所有人在所有情况下都满意，这就形成了矛盾和冲突。承认有限和非全能，就能够调整角色，摆正位置，进而以正常心态和平和心理接纳意见和批评，良好社会氛围和生态逐步形成（就在撰文过程中看到一位网友跟贴，很生动且有诠释效果，“承认错误的是人，不承认错误的是神”）。
        政府要学会与公众乃至各阶层力量达成积极和良性互动，技巧上便是传武大师的“接化发”，借力打力，借力化力，以艺术方式将硬着陆转化为软着陆。特别强调不要动辄将错失引发的群众不满意往意识形态上靠，这样对各方都不是一件好事。
        上述思路其实就是上周未接到一个临时紧急内参任务所表达的观点。更具体点讲面对近来社会不满情绪溢出国门，政府该以何种态度和手段对之。我以上述理念表达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对策建议：着力化解情绪，实现良性互动，避免硬冲撞。
        我向来认为或从来不赞同过多过频运用国家机器硬遏制，因为这涉及到执政理念和执政基础，为谁执政和为什么执政这些根本问题。为人民执政就必须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喜欢不喜欢为着眼点，或者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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