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现代手段，国家或社会出现体制机制性问题一般能够及时发现，即便决策者陷入“信息茧房”（外媒分析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就陷入此境地），但也决不同于封建时期帝王君临天下，自己被太监佞臣“软禁”于宫中。
只要决策者不是“此间乐不思蜀”的自我麻痹的阿斗，还是可以发现或感知到国家社会变化及其走向。这就是说发现问题不太困难，但为什么往往等到病情恶化无力回天之时才想到医治？其间存在许多制约和羁绊因素，以至于非不想为实不能为。
其一，截取任何国家或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时段或某一截面，其状态都非生成于瞬间，一定经过相当长时间和走过较长路程，正是渐进式加重才有了“温水煮青蛙”之说。更要害的是这一切皆缘于制度和逻辑。
除非改变体制制度和运行逻辑，已经出现重大问题的国家和社会不可能自行修复。然而大的改变一般不是当政者的思维和选项，而是反体制力量所着力追求。正如此前文章所提及，普京评说前苏联消亡的根源，突出强调问题出在用意识形态抓经济。
这其实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共性，而类似的共性还有很多，比如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走向格式化，对国民进行思想、思维、价值观、话语系统、行为模式全面统一，或者说进行模式化标准化改造，这样的结果注定是将彩色社会变成黑白社会，激情活力智慧创造力全面丧失。
为什么原本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头羊苏联走到后来再难产生引领世界的思想、人文和科技成果，不得已依靠克格勃到西方偷技术，然而偷的速度远赶不上别人创新的速度，差距越拉越大，直至被拖垮。即便这样其仍然不放松管制以搞活社会。
有人或许疑惑，到了苏联末期上下都已经看到眼前的危机，决策层或决策者为什么不励精图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规律和逻辑使然！不改可拖延时日，改则瞬间垮掉（国内研究苏共垮台的教训多归结为失去对枪杆子笔杆子的控制，这显然步入权力崇拜而非为民执政的思维误区）。
其实，当时苏联领导层已不具备自我革命的思想能力和政治勇气，因为近亲繁殖或小圈子中选人的制度模式，必然造成“老母猪下猪仔，一窝不如一窝”。由于党内外对领导层的失望，终于形成一种奇特的全社会莫名期待，相信苏共垮台后国家和社会将变得更好。于是，权贵阶层利用手中权力和制度漏洞攫取最后一杯羹，而一般党员干部乃至人民群众则坐等大船沉没。
其二，意识形态极端化引来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而政治的严肃性和根本性又限制了对问题进行更广泛更深层次讨论。所以，苏联最后出现了鲁迅所形容：“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当国家改革限定在既有政治逻辑中，所开出的药方必定治标不治本，不会也不敢触及政治体制制度。换句话说，当行政改革和社会改革皆上升到政治层面衡量，很难不被上纲上线，所有走在改革前列者都可能出师未捷身先死。
深层分析这也是政治泛化和政治宣传绝对化的逻辑必然，只要塑造和维护伟光正的形象，就不可能容得下哪怕一点点批评，因为接受批评和承认错误意味着精神大厦将承受严峻考验，在找不到精神替代的情况下这将危及政权。于是，所有改革设计只能小修小补，而不可能刮骨疗毒、断臂求生。
其三，重大路径选择其实是制度选择，深度调整意味着重新建模，没有伟大思想家提供思想支持，即使伟大政治家有改革意愿，亦难获得支点和突破口，遑论系统性重构。然而，苏共断不敢放松思想控制，这等于消灭了伟大思想家及其伟大思想体系产生的社会基与环境土壤。这其间存在一个恶性循环的逻辑关系。
换个角度思考问题，任何国家或民族所以开启新路，一定是其间顶尖人物头脑中生发出来的想象，并将这种想象落于实际的结果，只是这要借助和放大传统文化的某种基因，最终化作制度与权力结构与社会运行模式，这种结构和模式生成存在偶然因素，比如决策人的心理和认知在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多还是时代的必然乃至历史的选择，正是这样而超出权力与意志力层面。某种意义上这种人物可遇不可求。
简言之，重构意味着建模，这需要同时产生伟大思想家和伟大政治家。从前苏联走过的道路看，二者断不会同时存在，这甚至不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所能涵盖，而是政治信仰领域或精神世界容不下“双璧”，这又遇到了制度困境抑或精神世界的天花板。
上述便是宿命的根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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