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公方彬：2022短文100篇 | 知病而不祛病在于天性而来的宿命 | 三年抗疫与一年俄乌战争带给中俄挑战超出想象
至少在文宣系统和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我们存在一个不易解决的难题，这便是自觉不自觉在两条平行价值评价系统和话语系统中切换，由此引来各方疑惑以至错愕。
举例来看，在某纪念馆听讲解员讲故事，工人运动领导人为了争取黑社会头子的支持与其歃血为盟，为了取得信任还主动告知其大烟馆被关的举报人。故事自然是正面讲解，但引来的却是质疑。讲到历史人物盛宣怀，同一馆的民族工业成长厅讲其贡献，转到工人运动厅又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这种来回切换模式越来越让大众困惑。
再看一个国际关系领域的事例。美国参议院以96 : 0全票通过“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再被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待”的议案。此事用在斗争层面，便是美国打压中国无所不用其极，用在国家发展成就宣传又成为有力佐证。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什么原因导致现象或问题的形成？至少五个方面：
其一，传统文化乃至现实教育中逻辑学缺位，以至于以道德标准替代逻辑推论，而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存在双标或双重评价，比如针对领导集团与普通民众，诉诸于话语系统与生活实操皆不相同。《礼记》中就有“君子远庖厨”，也就是说君子可以吃肉，但要远离杀生的地方。
其二，通过暴力革命获得执政权与议会道路迥然不同，革命逻辑与人文和宗教逻辑也不同，革命阶段与执政阶段采取的手段还不同。比如，革命可以直接剥夺富人的财富乃至生命，但掌握政权后处理的不是阶级矛盾而是阶层关系，这时只能通过政策法规来调节利益关系而不能直接剥夺（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也非革命时的直接剥夺）。再比如，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进行的是“砸烂一个旧世界”抑或“推翻三座大山”，这时越彻底越反映革命性，未必不是因此才有了文 革中对封建文化的“大扫除”，然而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变化，意识形态支撑的精神大厦需要找到补充甚至替代，于是包括过去认定腐朽的文化也再登大雅之堂，这样必然形成两套价值评价系统。
其三，冷战时期世界以政治制度或意识形态划线，这本就是差异最明显的两套价值评价系统。冷战结束后我们倡导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也就是走和谐共存的道路，因此有了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新价值评价系统。问题是基于主义和旗帜，我们秉持的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价值评价系统在相当时间内不会更易，因此维持的还是两套价值评价系统。
其四，革命过程中所作承诺进入执政阶段并不是都能履诺，这就出现强调初心时讲的是承诺之高尚和伟大，但落到现实因无法履诺又必须找到解脱，这决定着两套价值评价系统共存之必要和必须。道理很简单，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革命或社会革命，革命者总是通过描绘绚烂前景吸引追随者，但掌握政权后全面履诺者很少，因为很多诺言本就无法实现。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到处传唱“盼闯王，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有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也是无法做到的。
其五，中国长达百年的弱国地位造就了大众严重的弱势心态，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巨大经济社会发展又生成强烈自信，后者在未经过必要沉淀情况下，一些人便心理膨胀形成暴发户心态，二者共存也会生成两套价值评价系统。
表面看来以两套价值评价系统和话语系统对内对外用起来得心应手，所谓“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但面对变化了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开始参与世界规则制订的我国，如不能尽快培育大国国民和大国思维，外不能塑造良好的大国形象，内无法生成良好的社会运行秩序，处理不好还因此造就大批双重人格者。
所以，当下亟待解决的是生成更高基础上的核心价值观或核心价值体系，以此支持两套价值评价系统合二为一。从政治基础看已初步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构建命运共同体”为找到不同政治制度共同接受的普遍价值提供了可能。“文明新形态”则开创了制度对抗之外的另一条新路。
那么，我们应该先做好哪些具体而又带有基础性工作，有可能推进两套价值评价系统的融合？
首先，坚信党拥有强大领导能力，持续加强自身建设就能够赢得人民群众更加真诚拥戴。同时坚信与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相一致，就能够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同时激发全社会的活力潜力创造力。两个坚信的意义和作用在于为创造新系统以替代旧系统提供政治勇气和力量。
其次，重新界定或廓清新生态下的政治内涵外延，特别是将政治建设纳入政治文明范畴，而不是限于和陷入意识形态斗争，只要实现该领域的超越，就能够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社会、科学、人文的关系，最大限度避免政治冲击一切或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保证新建设稳步走在人类文明大道。
再次，坚持以人性、自然法则、科学规律、文明形态奠基和整合两大价值评价系统，也只有以诸多要素为基础，支撑或建构起更高基础上的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有效化解纷纭复杂的矛盾和冲突。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