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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召开前，有个要害部门基于我曾上报内参“建议十九大重点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领导人所批示，而邀请就二十大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上报内参建议，负责人在约稿时感叹，找些有深刻见解的专家越来越难。
其实，人们都在感叹时下全社会思想枯竭现象，最近为网络诟病的国家资助项目，看一下政治理论方面的立项课题，几乎都是标题即结论，开这样的课题充其量证明“在做事”。再看报刊连篇累牍的解读文章和出版的理论著作，很难见到思想的光芒，甚至很难找出标准话语系统之外的新话。
何以至此？在于严格限定的思想空间扼杀了思想创新和思想突破。看起来我们有一支庞大的世界无有匹敌的专业或专家队伍，但前提是关着门，只要打开门全是宣传工作者，因为职能只是解读和诠释而非思想理论创新创造。
我们习惯讲“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然而宣传纪律关照范围极其广泛，不仅针对党内成员，也包括党外成员，甚至包括普通网友（只是换了一种处置方式，但遵循的是同一套逻辑和价值评价系统）。也就是说除非一对一交流，之外的所有场合包括微信圈都被视为舆论场，至于研讨会、讲课、媒体访谈、出版著作、发表文章自不待言。
为什么专业理论工作者的文章著作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一方面思想范围由相关部门划定，理论工作者只是在框架内描摹，区别在色彩是否足够艳丽。另一方面层层克扣和压缩思想空间，导致课堂上教授们只剩下对表式宣讲。再一方面思想理论工作者和各科研教学单位领导缺少担当精神，或者功利主义已经瓦解了思想创新的基础。
上述放在大政治系统中看问题，能够做到逻辑上的自洽，问题是自洽并不意味恰当。都去解读诠释，谁来推进理论创新？而时代恰恰提出了挑战和要求。“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直面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大党独有难题”。这显然已经涉及亟待回答的重大历史命题。
然而，长期以来功能萎缩的思想理论界有没有能力作出回答，更关键的是我们社会还能不能产生拥有建模能力的大思想家。有人会说领导人为我们提供了思想指导，不需要什么思想家及其思想，此乃政治逻辑正确，问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所有领导人都是集全党乃至全民族智慧，这便涉及到谁有能力提供这个层级的智慧，这同样需要打个问号。
回溯一下，我们夺取政权运用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阶段是照搬苏联模式，改革开放一个阶段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已经走到世界前列，既不能通过批判别人获得路径，也无石头可摸，必须进行建模层级的思想理论建构，唯此方可超越自我的同时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真正承担起引领性大国的责任。
如此，三方面努力不可或缺。其一，打通每一个梗阻点，把中央“容错”精神落到实处。其间要求决策部门站到历史高位来理解“强起来”的实质本质，在此基础上设计科学系统和规则，保证各级各单位能够发挥分担压力的能力。举个例子，早年我主持研究所工作一年，鼓励大家要有创新勇气，并且承诺出了问题在未处理我之前不会处理你们。有人说那时你可以负责任地扛下来，今天你扛不了，因为当事者和领导一起处理，尤其一个“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就把任何一级的担当能力化为乌有。不能分担意味着更容易压垮当事者，于是便没有几人去试图创新突破。
其二，各级领导要增强担当精神，以自我担当为理论工作降压解忧。任何规则都代替不了各层级各部门的担当，社会运行最怕的是皆推卸责任。解决问题需要上面谈到的决策部门科学设计，但在没有完成体制机制优化前，还是需要各级各单位领导干部的担当。前段时间看到网传某著名大学的函件，要求受邀单位出具“主讲人XX教授政治立场或思想政治倾向等个人情况出具书面审查意见”（我也曾签署过类似承诺）。此做派说轻了是不想负哪怕一丁点责任，说重了是对我们党的理论队伍的严重不信任，是对我们“四个自信”的深度否定。
其三，思想理论工作者要有精神境界和高尚的价值追求。任何政权都不会给创造者背书，赋予其“免死金牌”，更因为思想的道路历来是风险的道路，甚至是具有殉道意义的牺牲行为，这也是知识分子所以成为“社会的良心”的原因之一。如果寄希望于无任何风险，那是精致利己主义者所为，因而也就谈不上创造及其存在意义和价值。这方面我们存在很大差距，亟待理论勇士站出来，以实际行动昭告社会、振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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