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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封建史未走出低层次循环，在于所有王朝都没有找到维护政权与推进社会进步、民族人文素质提升的正确路径和平衡点，最后不约而同选择了维护统治权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并不惜以瓦解民族血性、敲断民族脊梁为代价。
正是这样才出现外族入侵时极难表现出伟大民族应有的坚韧、顽强和牺牲精神。这个问题越迫近现代越严重，因为古代遗传下来的血性被消蚀得越干净。其中出现断崖式下跌的当属南宋灭亡与元朝建立。这其实也是中华古典文明断裂的节点，是“崖山之后无中国”重点所指。
那么，封建王朝是如何瓦解民族血性、敲断民族脊梁的呢？很简单：“去强”与“弱民”（《商君书》）。这样讲难免有人疑惑，中原迭代相同选择容易理解，为什么文化性格迥异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都很快走向权力崇拜，同时想尽一些办法管死老百姓，而不是激发民众智慧与社会活力，建立更高层级的稳定政权？
比如，兴起于蒙古高原的鲜卑族，从孝文帝拓跋宏推进汉化前后过程看，这个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最初阶段，在坚守自己文化和语言的同时，很快接受了中原君主集权，此后甚至创建了延续上千年的保甲“连坐”制度。
思来想去，应该根源于文化。不管土生土长者还是外来者，都注定被这块土地上产生的文化塑造或重塑，而先贤们进行文化建模时留下了遗憾和缺憾，或者诸子百家共同完成了较为理想的设计，但由于先期王朝作了不恰当的取舍，终于把文化成长推向歧路，这包括秦始皇“焚书坑儒”只留法家（严刑峻法），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切以满足皇权马首是瞻）。
进一步分析，我们的传统文化过度功利主义而少形而上，或者说把功利主义作为社会动力基础，同时未能建构相匹配的精神世界和价值支撑，当不能做到世俗生活与神圣向往良性互动，往往因人性弱点而走向沉沦。这就有了全社会追求的核心或终极目标是做“人上人”，读书追求的是“黄金屋”和“颜如玉”，而不是探求未知世界与人文精神。至于同一块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皇帝，或进入这种文化中的外来统治者，都难逃感官刺激的诱惑，就如有了叔孙通设计的朝仪，才有了刘邦的感叹：“我今天才真正体会到做皇帝的尊贵”。问题是皇帝走向感官，必定选择集权而非分享，愚民和驯化而非社会启蒙。
为了更好的认识该问题，我们不妨比较一下中西“十恶”。中国隋唐产生并为后世继承的“十恶不赦”，包括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十恶的核心和本质即在于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社会秩序。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提出的“十恶”，包括没有人性的政治、没有思想的崇拜、没有人文的科学、没有道德的商业、没有良知的知识、没有真实的历史、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的幸福、没有劳动的富裕、没有制约的权力。这十恶从深层奠基和推动着人文启蒙（有一种说法“十恶”并非产自孟德斯鸠，而是英国传教士弗雷德里克·唐纳森提出“社会的七大罪恶”的增补版，即便这样安在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头上也不过分，因为这些思想观点皆反映于其《法的精神》等一系列著作中）。
我一再提及文化建模，在于各民族文化所走的成长道路很难突破最初的模板。当“民可由之不可知之”为主导，“好死不如赖活着”成为社会大众的共同价值取向或尺度，活着本身就成了人生意义的全部，因而便不会为人类文明进步付出代价，特别是付出鲜血和生命。这也是中国历史文化久远，主动探索未知世界和冒险性活动相对少得多的原因。
有人说，世界上有代表性的民族在近两千年演进过程大多走的是铁血道路，我们走的是修筑长城与和亲的道路。长城作为精神象征是伟大的，但从功能角度衡量又是深度塑造和强化了民族保守心理。和亲有宣传中的民族融合效果，但也蕴含着中原文化或为中原文化改造的外来文化缺少血性，遇到外部强力多选择割地朝贡与和亲，所谓“花钱买平安”。据张正明《和亲通论》统计，自汉至清共发生131起和亲，包括汉18，魏晋南北朝30，隋6，唐39，五代至元代16，清22起（不包括满族公主与蒙古族亲王郡王贝勒联姻）。认真品味，此言似乎有些道理。
至此，我还想说，一个没有血性的不会思想、不敢思想的人，其表情和语言一定木讷，笑起来也往往傻笑。一个民族没有血性，没有或较少产生伟大思想成果，甚至丧失了思想能力，注定没有灵性，且历史呈现出的是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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