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2022短文100篇 | 知病而不祛病在于天性而来的宿命 | 三年抗疫与一年俄乌战争带给中俄挑战超出想象 | 我们深受两条平行价值评价系统和话语系统的困扰 | 若进行二次抗疫总结须跳出“赢两次”思维 | 当极端分子和风派人物搅动舆论场意味着野蛮生长、理性退场 | 为什么堂上坊间如此多的人不讲逻辑 | 以经历佐证《管理思想与激发思想的平衡点在哪里》一文 | 管理思想与激发思想的平衡点在哪里 | 对乌克兰帮助最大的国家是俄罗斯 | 中国历代王朝皆从人文心理上消解民族血性 | 印度能做的事不意味着我们也能做
就日本索尼中国微博账号被禁言一事，我接受《法制日报》记者电话采访，结束时特地提醒发稿前要看一下。这其实不符合我惯常接受媒体采访的风格。
要求看采编稿并非对央媒采编不信任，而是基于涉日形成的独特舆论氛围而采取的审慎做法。换句话说，在舆论场涉日敏感度远高于涉美敏感度的情况下，有必要更为谨慎，这已深入于心理层面。
我曾出版过一套《思想的原野》（上下）60万字，目前仍有一本20万字的类似书稿压在出版社不能面世。80万字书稿汇集的是数十年来接受以央媒为主体的各方媒体记者采访实录。
正是因为接受媒体采访频繁而习以为常，大多情况下访谈结束即放马开去，少有复盘。一方面把关权本就掌握在采编手里，这是规则和职责决定的，也就是我拥有是否接受采访的决定权，不拥有采访成品如何面世权。另一方面也是精力难以顾及。比如，早先每到党和国家重要会议之时，往往一天接受十多家媒体采访，自无力进行一一复盘。
放马出去听之任之必有疏漏，十年前做客人民网访谈节目，因为不经意将尚处在内部状态的谷俊山贪腐案些许信息披露，而引爆网络，且波及海外。因此产生于己不利的影响在所难免，承担相应责任不言而喻。那次披露其实并非刻意，只因为向省部班学员专题讲授《谷俊山贪腐案的启示》，备课过程中从有关渠道获取大量涉谷内情，心中淤积太多愤怒而难以抑制。如果访谈结束及时复盘，以自己的敏感度和辨别力，肯定将此消息扼杀在摇篮里。那样以来，有些情况或许略有不同（假以时日，或许考虑就此事进行一次较为宏大叙事）。
即便屡有教训，仍然继续着自己的模式，也就是将最后把关权留给采编。但涉日内容除外，必须专题或专案对待，包括这次关于索尼中国微博禁言接受采访，也是在发稿前作了个别观点订正。所以造此，在于中日之间敏感问题多，公众介入深。既然“穿和服”者每每为公众围堵，那么媒体发表言论更来不得半点差池。事实就是这样，当社会形成特有舆论氛围，表达与舆论走向不完全吻合的观点必须慎之又慎。
十几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一篇关于中日关系的文章，分析中日关系的走向和出路。此文引起日驻华使馆的高度关注，文章全文电传国内（据说大使馆回传信息分三个级别：标题、摘要、全文），同时通过媒体传话，以日本政府名义邀我访日。很显然依照自己的身份此行断不可能，只是与日驻华使馆人员会面亦有不便。
这其实反映出中外社会制度的差异，特别是与西式制度的差异。因为西式制度属于“小政府大社会”，专家学者极少“体制内”（公职），欧洲的文艺复兴产生了数百名有影响的人物，极少公职人员。我们属于“大政府小社会”，非政府组织少且有限独立自主，反映在专家学者队伍几无体制外（计划经济时代无有处在体制外，乡镇企业生存发展靠的是挖国营企业的“墙角”，蹉跎岁月很多人自我了结而不是自我放逐，就是因为没有一丝体制外生存空间。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我们社会逐渐生长出“体制外”，但随着组织进入每一个社会细胞，正在生成的“体制外”大概率接受组织“纳编”）。体制内外的专家学者最大差异反映在参与社会活动特别是国际间交往，是自主式还是接受组织安排。
道理上讲，如果那一次我能够成行，一定基于自己的研究成果（除发表文章外还上报多份内参），着眼改善两国关系向对方提出中肯意见，为两国关系良性互动助力。因为无法成行，当时还有些许遗憾，今天看来不去更好，假如成行且发表一些言论，会否今天有人扒出籍此围攻，未可知。
长期以来，我脑海里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将许多正常的本可以公开讨论的问题高度敏感化，以至于成为禁忌，这有利于解决问题吗？与此同时放任网络暴力，甚至将此作为社死不喜欢的人正常吗？延伸开来，这种处事方式如果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想要灭掉国内某个精英分子，他们只需多几次赞美或拉出一个所谓的“名单”，我们那些二元对立思维者就可能随之起舞，将此人或一些人灭之。要看到这并不仅仅是网络暴民思维，实际也是堂上许多人的思维和操作方式。对此，让人想一想都觉可怕。
到这里再强调一些需要共同认识和思考的现象或问题，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是理性主导，而非极端思想甚嚣尘上；一个走在大国道路上的国家，应当以大国国民奠基，而不是极端民粹主义者或大国小民支撑。是否如此，需要正视和回答。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