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做不到以绝对自我支撑精神、心理和行为,总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精神和心理依附乃至依赖,这便引来政治和组织权威,法律和司法权威,宗教和教主权威,等等。
        当自我和某种权威形成依存关系,即可带来充实的精神世界(群体和社会在道理上与个体相同或相似)。然而,一旦权威垮塌尤其是体系性崩塌,这时将很难找到新的可依赖的权威,于是平衡即告打破,自我调控能力弱的人其灵魂将因无所依附进入游荡状态,持续时间过久则会发生精神蜕变。
        倘若延烧至全社会,则引起精神和价值观紊乱及至社会失序。蹉跎岁月就是因为“砸烂一切”,导致全社会除领袖崇拜再无任何敬畏,及至精神领袖离去,结果只能是精神大厦崩塌、价值观紊乱、社会秩序荡然。可以肯定那个阶段社会发生的就是权威丧失后的系统性危机,其危害一直延续到当下,并且还会继续下去。
基于历史教训,才在这里强调有关方面要及时关注当前精神脉动和意识流走向,最大限度避免历史教训重演。更大意义上讲,或强调的重点在于针对现实矛盾问题迎难而上,争取为精神力量找到新的增长点和突破口,实现一次历史跨越。
        基于这样的考量,在此梳理出若干重大矛盾问题。
其一,长期以来的功利主义导致大众精神和物质追求严重失衡,尤其这不限于社会大众,包括组织和政府,建构核心价值与处理国际关系皆深陷其中。正是这样才形成了不良互动和反复强化,直到燃烧的激情彻底熄灭。
        诚然,过程中一直努力纠正,特别是一个时期来,党和政府给予了足够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付出了超量的时间成本,比如高校普遍建马院,思想政治教育大量侵占知识技能学习和正常工作时间,问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替代或精神补充,致使大多努力浮在表层,流于形式。包括理论界少有人弄得清国际国内政治生态巨变后,新的精神大厦如何建构,核心支撑置于何处,以什么点燃和点燃什么,诸如此类。一系列重大问题摆在面前,似乎是一盆浆糊或浆糊一盆。根本问题回答不了,自不能点燃这个时代的精神火焰。
其二,反腐打掉了罩在官员群体特别是高官头上的光环,曾经的职务越高越是主义和信仰的化身,一些缺乏独立人格的小民乃至其他各界精英,见到高官或特大官常常“激动成狗”,就因为反腐而来的大批高官落马,将宦海沉浮盘托于公众面前,这种教育对长期跪着的灵魂来讲最鲜活生动而有效,于是大批人的灵魂开始站立,内心里的仰视转变为平视,高官头上的晕轮随之消逝。
        从政治文明与人文社会的角度看问题,这无疑是进步,但对于我们这样的传统价值系统和社会运行秩序皆建筑于“官本位”,在人文基础薄弱,替换系统尚未创设出来的情况下,如果在这条路上走得过快过远,同样导致社会运行秩序紊乱。
其三,三年抗疫与俄乌战争瓦解了专家的权威和信誉,专家已经沦为“砖家”,再遇公共安全危机和国际形势大动荡,谁来引导和安抚公众情绪将是个大问题。很显然,“我们应该相信谁?”已经开始困扰大众。
其四,包括抗疫又不限于抗疫,持续流失中的公信力并未终止,特别是法律和司法的神圣感与权威度大幅削弱,亦未见到拐点或起色,如此下来大众自难触摸到安全兜底,而缺少安全感会产生严重社会危机。这一点结合抗疫过程中出现的公权力违法滥权,公众产生深深的渺小和无助感,甚至怀疑无力掌控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种怀疑而来的恐惧已经存在于比较大的范围。
        ……  
到这里,如果有人提出当下中国还有什么能够充当激发神圣感的载体,或者还有什么人值得大众仰视,以形成公众信赖以至依附的权威,相信迎接的一定是沉默。正因为此而要求意识形态系统尽快拿出有力有效对策措施,避免深化危机。
        窃以为再走人的神圣化道路与时代不合,况且也不可能找出这样的偶像。那么,可供选择的只能是加大文明道路上的步伐,参照改革开放以来有力推进社会进步的“真理标准”、“初级阶段”、“姓资姓社”三次大讨论,进行第四次大讨论,主题集中在“科学和理性”,如果有足够勇气,可以把相关政治议题和进行中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纳入其中,如此下来完全可以将坏事转变为好事。
        至于有人担心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可控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属于动国本且现有人文基础无法支撑的东西不触碰,路径上选择渐进式抬高底部,一点点抬高,也便久久为功。并且这个过程中因为党和政府与民众或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自无冲突可言。目标一致,用力集中,国家民族一定走向灿烂辉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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