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我们处理国际关系或大国外交的准则是什么

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所秉持的准则或遵循的原则，确立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与调整既有关系的动因和尺度，应该出自三种主形态，外加两种混合形态。主形态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基础上的核心价值、利益。混和形态皆以利益为基础，分别与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混合。因为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人文）差异很大，有些方面甚至具有对立性，故不会三者混合。

我们采取的是哪一种？如果从文宣角度看问题，三大主形态皆被排除在外。我们反对政治操弄、冷战思维、制度对抗，这意味着意识形态被排除；我们批判西方价值观外交，也就是借助文化和价值观的一致性划分阵营（俄乌战争中西方打着维护核心价值组织援乌联盟）；我们反对“银弹外交”（特别反映在批美批台当局方面），这同样表明我们反对金钱外交。

外交准则不可能虚无，实际情况看不同历史阶段我们也遵循某一准则。早期是“三个世界划分”，其中以反对美苏两霸主构国际关系准则。改革开放跳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继续强调意识形态的同时，突出利益关系，也就是在“东西关系”（意识形态）之外加入“南南关系”、“南北关系”（利益）。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突出的是“文明新形态”，这便触及核心价值，只是非西方普世价值，而是我们厘定的普遍价值。

因为核心价值观必然被突出出来，我们又未抽象和厘定，又因为国内政治生态决定了意识形态仍然是重中之重，但国际共运处于低潮期，以意识形态主导外交很难找到几个同盟军，还因为突出“负责任大国”理念必然借助大手笔外援，如此状态决定了要么模糊化，要么将意识形态、核心价值、利益三者混合为独特的超常形态。

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如果不鲜明自己所秉持的国际关系准则，别人无法辨识你的形象，自己处理各国关系也会左支右绌。因为模糊化导致的只能是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这不仅困扰别人也会困扰自己，最大负面作用是无法交到真朋友，建构稳定的盟友集团。如果看不清你又与你走近，大概率是看上你口袋里的银子与出手大方或“不惜代价”的行为模式，问题是有钱时宾客盈门，无钱时或量入为出时，必化作鸟兽散。简言之，大国身后没有一支基于核心价值而来的稳定队伍，也便很难塑造更难承担起主持国际正义的角色和形象。

到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两个问题，假如一定阶段不会也不能倾向其一并予鲜明，而继续采用混合形态，那么就把重点放在这种形态的逻辑自洽，特别是解决好两个问题：

一个是向国际公开三个反对和批判的同时，推出自己逻辑自洽的准则。就如我们不接受且批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就应同时提出我们认为公平正义的准则和新秩序（2012年就我国参加针对某国的联大投票，我上内参提出这样的建议，领导人作出重要批示）。所以越来越强调这一点，与中国的大国步伐有关，尾随国家可以更多质疑式与否定式乃至批判式，参与规则制定的大国必须立论式或立标式。举例来看，前些日子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强调联合国从未明确提出国际规则，从讲事实的角度认识是正确行为，但应跟上我们设定或认定的准则，否则容易陷入虚无主义，同时无法解释联合国成立以来的运行秩序。再进一步，小国弱国进行这样的否定可以理解，作为主导国际秩序的五常大国，会形成客观上的自我否定，容易让国际社会看低。

另一个是如何将这种混合型外交关系准则推向国际，获得广泛理解和接受。不可否认，建构和完善过程中会遇到不易超越的难题和挑战，比如处理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的关系，由于二者各有重心且存在一些方面的冲突，要实现融合，在意识形态不变的情况下需要调整核心价值，这就涉及我们独特核心价值（政治色彩）的抽象与内涵外延清晰化，尤其与西方核心价值的关系，进而存在哪一种更能够为国际社会所接受，如果难以获得必要接受，必须找到因应之策。

总起来讲，我们的政治制度和权力运行主要建构于两大基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政治架构与精神世界，另一个是统文化支撑的权力运行模式。可以判定政治思想理论未获重大突破前，涉及基础性的东西一个都不能动，也动不了。因此，这里提出的对策只能是技术层面。比如，近来授课我提出通过三大调整增强我外交柔韧度，同时降低国际冲突的尖锐度。三大调整包括终极目标由现实任务调整为历史任务（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祖国统一由军事任务调整为或突出为政治和文化任务；处理国际关系的重点由第三世界转向第二世界乃至第一世界。

或许还要承认，外交是内政的外化，故不会有国家政治突破之外的外交理念突破，抑或不会有超出国家发展状态的外交成就。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