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来的旅行，看到景点如织人流，感觉真正的后疫情时代已经到来。回顾刚刚过去的严厉管控，抑制不住脑海里涌出一些遐想，这些遐想对既往已无意义，但对未来或许不无裨益。
        假如武汉疫情发生后世界利用好中国封控提供的宝贵的预应时间，整个疫情波及面和冲击力会不会小很多？当然以他们的体制制度无法复制我们的模式，至少可以借用某些有益的成分或发挥各自优势于抗疫。
        假如后来的我们以科学和理性、平和与谦逊姿态对待世界特别是西方抗疫，深入观察分析别人的抗疫经验或教训，努力汲取其间科学成分，而不是过多嘲笑和批判（主要指舆论场），判断会不会更贴近实际，对策会不会优化，进而代价会不会小很多？换句话说，有效集纳各国经验并与自己的“制度优势”叠加，形成良性互动，抗疫路线和成效会不会与呈现出来的有所不同？
        比如，世界各国反映出来的疫情主要特点是病毒攻击重点是有基础病的老人，这一点很多国家给出了包括平均死亡年龄在内的大量可参考数据，我们若据此做准备，拿出更为周全的应对之策，尽早放开管控，经济、社会、生命等方面付出的代价会不会小很多？
        假如不是放开管控前疫情传播已经突破临界点，也就是超出了政府管控能力，有关部门会不会继续坚持“动态清零”政策？过程中是否想过再管控下去次生灾害将远大于原发灾害（局部状似超过原生灾害）？
        平心而论或理性基础上思考问题，病毒对不同国家或人种无有偏重，更不会因意识形态或政治制度差异加以区别。既然如此自无必要在病毒和治病问题上附加过多，导致科学应对倍受羁绊，甚至陷入自己设定的思想困局难以自拔。
        历史教训一次次告诉告诫我们，不应在科学和理性之上再构建力量系统，或者不能以“我的意志”替代科学和理性，因为那样注定违背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致使深陷窘境困境。
见贤思齐是一种美德，严于自省自察折射出更宽阔胸怀和更高精神境界。同时，遵循常识和逻辑，避免异化本质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其间尤其关键的是将政治和科学区别开来，厘清各自的内涵边界，发挥各自的力量和功能。此外，从教训中获得经验，尤其是从异质体那里吸取经验反映着勇气、理性和科学精神，带来的一定是强健自身。反之，道路越走越窄，活动空间愈来愈狭小。
从这个意义上讲，抗疫给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值得总结回味的经验教训。倘若有勇气有能力超越自我，一定化作一笔巨大的成长财富，如果讳疾忌医，躲着走，绕着行，未必不会在未来某一时间或节点上重复此次灾难，就如同一次次重复上一个灾难。这其间包含着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价值观念（政治观）、行为模式在内的诸多要害。
        理性的政府一定会也能够从赞美和批评中获取营养，并注入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努力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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