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道路和模式问题是个大话旧话

大部分人至少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反映为喜社会进步，不喜止步，反感退步。往前走是创新开拓，意味着勇气和希望，从过往找出路，意味着思想保守和心理收缩，故而让人沮丧。

就如“三农”问题，一些地方或一些人总在倡导农民工重返农村，以建设新农村繁荣新农村，这完全是人民公社的政治思维与小农经济、农业社会的“乡情乡恋乡愁”人文心理叠加或杂揉，此走向与工业大生产、城市化运动背道而驰，结果很难避免“烂尾”。

重要原因有二：其一，人类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信息社会，是科学技术进步与追求更舒适更高尚生活的结果，属于真正的世界大势与发展大道，不以单个国家民族意志而转移。

其二，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没有一个走在反向道路上，实践也证明“三农”出路不在增加人力，而在升级农业科技水平，比如美欧农业发达国家一个农民养一两百人，以色列在戈壁沙漠上建农业工厂，一个人竟然供养三四百人之多。再者将走出农村者导引回流非政府能力所及。

所以，一些人在此方面用心用力反映出思维太过僵化落伍，且视野或见识太过狭小，如此思维和价值观蔓延开来，怎能不在阶段性上给人走向回头路之感？穿新鞋走老路断不可为。

我喜欢社会快步前行，以求与争取领袖性大国的目标相吻合，并以有力步伐迈入更高文明，但我也不喜欢激进，因为激进内含理想主义，激进天生带有狂热和非理性，尤其是激进多采用“疾风暴雨”模式，导致巨大破坏和伤害，哪怕是再美好愿望都无法掩盖残忍性，这一点从历史上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可以看出，其它为我们所熟悉的类似运动同样印证。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历史文化乃至政治包袱异常沉重的社会，任何激进式改革或社会运动的结果几乎都走向初衷的反面。所以，把握平衡，渐进式改革是为正确的理念和选择，包括人文领域、社会管理领域、思想政治领域，等等。

总体来看，最佳方式是扼住激进思想，不断抬高底部，以实现社会人文基础和政治文明的提升，同时又不因为思想和行为过于激进而紊乱社会，导致不良后果。

其实改革开放走的就是非激进道路，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没人怀疑今天的中国社会包括人文基础和民众思想能力较改革开放前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这个进步过程一直采取了打击激进冒进的做法，包括上个世纪80年代的反自由化、反异化等。毋庸讳言，在抬高底部上更多被动甚至被迫，主导性不够明显，阶段性上有下探之势、之虞！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任何社会都有一部分人在操纵社会的激进冒进情绪（这个进并非指前行），虽然不能将其全盘否定（比如一些人针对现实问题），但还是要警惕由理想主义而来的破坏性。理想目标与社会基础存在过大落差注定导致灾难性后果。所以，理想不能代替现实，理性更加重要。

还要强调一个常识性问题，施政或者改革，不怕得罪某一部分人，因为改革是一种利益关系调整，故在满足某个或某几个阶层利益的同时要削弱另外阶层或集团利益，怕的是得罪绝大部人，这时候就出现信任危机。

怎样做才能避免得罪绝大多数人？经济社会发展谋求增量，而不是把着眼点着力点集中于存量，计划经济天生“大锅饭”和“大家拿”，走在这条道路上可以实现共同贫穷而决不可能共同富裕。既然因此而来的是经济社会萎缩，必定得罪绝大多数人。盯存量而非求增量其实是无能的表现，大有“崽卖爷田”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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