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当把选择处置权交给具体人，绝大多数会排斥批评喜好赞美，如果涉及精神大厦要件或攸关方，批评更趋敏感，禁忌会陡增。因为批评过于集中和尖锐化，注定产生消解作用。或许当年“反右”扩大化与此有一定关系。
缘此，处理好赞美与批评的关系已经不是鼓励和倡导这么简单。比如，当喜赞美拒批评越过临界点，前者就会对后者形成碾压，批评空间会极度压缩，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不仅各级组织不允许批评，各级主要领导也不允许批评，并且理由冠冕堂皇，“破坏统一领导”，“影响班子团结”，等等。这样下来批评注定异化，形成批评式表扬或表扬式批评，比如给领导提意见只能是“为工作不爱惜身体”，“不善于团结女同志”，云云。
发展开来不仅阻断了自我净化途径，还会蔓延到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极大破坏作用，甚至逆转社会走向。不妨借助历来被作为重点管控的思想文化艺术领域分析问题，一旦赞美与批评关系扭曲，管控方式必走向恶化异化，思想领域自不必说，只是文化艺术领域的空间也将大幅压缩，除了惯常主旋律作品及其表现形式得到认可，以至推崇，其它大多内容都有触碰敏感点和禁忌的可能，如此下来只有宫廷戏（少前廷多后宫）和抗战神剧不太受限制，而充斥于影视空间。
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正视问题的要害，如果文学艺术家们失去了探索、挖掘和深化的空间，他们还有激情热情于创作吗？没有高品质成果涌现出来，文化自信哪里来？只是靠老祖宗那些东西能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起引领作用吗？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必须直面并作出回答。
我们一再讲中华民族步入伟大时代，正在发挥引领世界文明前行的作用，如果没有影响世界的人物和成果，这个引领是如何体现和证明？口号是引领不了世界的！即便不考虑引领世界，只是满足本民族精神生活需要，同样高度依赖大思想文化成果。
再者，伟大时代并不是当代人独立评定，必须接受后来人的评价认定，而后来人评价时一定要借助载体，包括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文化艺术大师及其大成果。一个时代思想文化艺术大师辈出，震古烁今作品纷呈，这个时代就是伟大的，反之伟大就要打折，含金量及其成色必显不足。这样讲容易触动一些人的敏感神经，但冷静想一想，这难道不是领导人倡导和要求的责任担当所在吗？！
也就是说，如果不加区分只是要求赞美，个体或组织乃至整个社会必定走向虚浮，因为没有人再借助批评深化思想。对于赞美与批评，我们可参考喜剧与悲剧。喜剧给人快乐，但流于浅层；悲剧使人痛苦，但将人引向深刻。同理，赞美不需要深刻，只需要华丽的辞藻和渲染，而批评必须直击要害，且需要广泛比较和逻辑推理以求真知。
出路在哪里？弄清之间的平衡点，在此基础上作量化规范和制度性强制，应当是可行性选择。强调平衡点，主要基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存在重大差异，包括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尤其两个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精神大厦和价值系统高度依托乃至依赖政权和主导政权的人，这种情况下批评过多的确不利于精神引领、社会秩序和权力运行。
正是这样才要求廓清和界定二者关系，避免留下过多模糊地带。实践证明模糊地带太多，无形中便放大公权力，给一些部门和其间的人过大自由裁量权。问题在于掌握公权力的人不见得都是智慧之人，能够理性和理智用权，很多人可能只是为了刷存在感，也会用足用活手中权力，甚至不惜越界。到这时大概率走向“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如此下来社会走向和结局会是什么样子？不言而喻。
总之，在赞美与批评问题上要明确“不”，同时还要廓清和挑明“可”，或者直接遵循“法无禁止皆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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