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选择人文道路还是意识形态斗争道路需要再权衡再清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抑或无产阶级革命家给出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和必由之路，不仅与西方文化圈中资产阶级思想家（神学家）所揭示的发展道路迥异，也与包括伊斯兰文化在内的各文化圈中的思想家（神学家）设想的发展道路差异巨大，至少反映在精神归宿与科技改变人类等方面是这样。

所以，接受或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在世界观与认识社会和道路选择上至少存在两大区别：一个是寻求暴力征服还是议会协商，或者说寻求“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还是追求阶层间的“妥协平衡最大公约数”；另一个是以政治或主义改造社会，还是以人文建设抬升社会。两个差异直接反映或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

迄今为止，人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走在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道路或过程中，直到产生出马克思主义才步入理论指导下的阶级斗争与制度对抗。这一点清晰反映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期。

冷战结束后，因为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上没有了“两条道路”基础上的集团对抗，纯意识形态斗争逐渐弱化淡化。但就我国而言，虽然“跳出阶级斗争为纲”走向改革开放，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方面实现大的突破，比如在东西关系（政治）基础上引入南南关系、南北关系（经济），更因为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推动中国深度融入世界，民众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冷战思维的人越来越少，但在政治思想尚未发生根本超越的情况下，固有的远比调整超越的多得多。

还可以说，新思想新理念的确不断产生出来，比如我国大力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新形态”，及其“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同时表明我们正在超越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步入全新发展阶段。

问题是指导思想产生出来后，理论大厦建设未能跟上思想的前进步伐，致使其重大指导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大量现象说明着这方面的问题。比如，国际上讲多极比一极好，国内讲一元化领导，这之间实现融通特别是理论自洽的难度极大。还须看到只要将精神归宿交给政治，必然走一元化领导的道路，进而坚持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不可能走多党制衡和轮流执政的道路，这也是中西相互误读以至冲突的重要领域或方面。至于中美在经济领域互为“金主”，然而在政治领域尖锐对立，这个现象用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无法解释通。诸如此类的近于“大党独有难题”的问题大量存在，而我们的理论界远不具备解决此类问题的能力。

换个角度分析问题，在思想理论和实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中美中西矛盾不是走向缓和而是越来越尖锐？是我们秉持的“打倒美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变化？还是变化了重新回归？倘若两个都不是便存在另外可能，要么未能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讲清楚我们实现了哪些超越，也就是没有“讲好中国故事”，要么是讲清了对方装着听不明白。

如果纯粹是美国和西方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发言人反复强调的“责任完全在美方”，那么只能等其觉悟起来。如果也有我们没有讲清等方面的原因，则有必要沉下心来思考一些基本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本文主题，下大力气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科学把握。

如果认定唯有意识形态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那么就坚守这一理论，将重点放在推动其时代化现代化上来。换句话说，只要选择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制度对抗，就注定拥有或确立敌人，那么就不要怕与美西对抗，或许“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实现理想的捷径。

如果认为通过克服人性弱点和制度弊端实现人文建设突破，进而不断提升文明高度，那么就要以强大的政治勇气与理论建构能力，将“文明新形态”作为今后的政治理论工程来建设和推进，力争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实现一次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飞跃。也就是说，如果转身于人文道路，就要与全人类创造的共有文明成果对接，并且是以思想理论大突破来支撑。比如，要把精神力量激发由意识形态斗争转向人与自然、人与客观世界的斗争，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科技素养，为人类文明前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考虑到这带有原创和建模性质，有待提供相应的更为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和思想空间。

路在何方？看起来很清晰，深入进去其实有广阔的讨论空间，就看我们愿不愿和敢不敢深入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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