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外交精髓—

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走向平民，不再是“外交无小事”与神秘化，我切身感知了这个变化过程。

早年作为“中国杰出青年代表团”成员出访，开始事事请示国内，有一天外方同时安排两场活动，我以“分团负责人”的临时身份与出访国家最高青年领袖会谈，人已进场，媒体到位，请示国内迟迟得不到回复，使出浑身解数维持，仍感外方逐渐不耐，我临机决断，自主交流，待活动结束对方给予很高评价，甚至认定我为身负使命有决断权的“特殊人物”。

自此后几次出访交流轻松自如，并且获得许多感悟：战略思维是应对复杂局面的有力而又有效保证；坦诚最容易获得认同；越不自信的国家越敏感；与关系不睦的西方国家交流并不一定事事敏感。比如，在加拿大有团员向其军方提问：“你们对两军当年在朝鲜交手怎么看？”对方耸耸肩：“那就是个历史事件！”（历史事件在中西思维与价值系统中不是同一个概念或同一码事）。

更深刻感悟在于处理外交关系中要把握重点有所取舍。只要对方未形成法案，上升为国家意志和政府行为，即便在朝阁员的言论也未必都当大事对待，西方政府经常出现多党联合执政，观点并不一致，这和我们“一个声音说话”大不相同。有时其政府首脑同样错话频现，或者本就是用来测压测风向。

正因为此，对于许多人和事不在意就是回应，并且是最有力的回应。只有认清差异才能避免疲于应付，出现政治问题非政治化，非政治问题政治化。同时避免跟着别人的鼓点跳舞，让民众产生满眼里是敌人的感觉。

这里还应说明的是，我的研究领域重点不在外交和国际关系，但这方面上报的内参建议为领导人或领导层批示最多，到国家机关讲课次数更多的也是外交、商务部门。

有了上述原因才有了以下散见：

1.何谓独立自主的大国外交？不被捆绑、不留下被人拿捏的软肋。如何评价外交成就？主要看国际大事件发生时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决不是超然局外或站在岸边观景。

2.外交不能也不应承包国家所有涉外事务，应当专注份内，协调和协助份外，负荷过重会步履蹒跚，甚至进退失据。

3.外交要以稳定的核心价值作支撑，因为“大国博弈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否则容易游移不定，形象模糊难辨。

4.处理国际问题以是非对错为原则兼顾意识形态，还是以意识形态为原则兼顾是非对错，这个问题十分关键且要害，必须厘清辨明。外交斗争必须坚持动态平衡，不管是外部强加还是主动策划，都要保持必要柔韧度，且顺势而为不僵化。

5.外交攻防重点不在计谋，而在利用规则中于己有利的部分。怼遍天下无敌手引来的是廉价赞美，虽能激发民粹主义情绪，但绝对产生不出真正的征服力。所以，外交忌挑动民众情绪，因为挑动起来后自己无力支撑和化解，其他方面能不能帮助擦屁股是个未知数。

6.外交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必须有超越民众情绪的境界、高度与定力，不要也不应把力量感寄托于民众情绪，缺少理性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

7.优秀的外交官需要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包括战略思维、语言艺术、亲和力，等等。为什么我们常讲职业外交官？不是说在该领域呆了多久，主要是看处理职责范围内事务的能力和水平。

8.记者招待会力避怼记者，因为对方追求的往往是这样的结果。西方记者与我们记者“保持高度一致”迥然不同，他们不向国家负责，只向自己服务的媒体或老板负责，他们在任何场合都不怕激化矛盾，而是怕激不出矛盾，包括激自己政府领导人，只要激出错就能抓眼球。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你和他怼，不管怼出什么结果都是你输。

9.又是这样的原因，当年周恩来总理就接待外国记者指出：“讽刺和挖苦不是我们的外交”。他专门作出五条原则性要求：“来者不拒，区别对待；谨慎而不拘谨，保密而不神秘，主动而不盲动；记者提问，不要滥用‘无可奉告’，凡是已经决定的，已经公布的，经过授权的事，都可以讲，但要言简意赅，一时回答不了的，记下来，研究后再回答；对于挑衅，据理反驳，但不要疾言厉色；接待中，要有答有问，有意识地了解情况，有选择有重点地结交朋友。”他还强调，“不能抽象地讲警惕，警惕要有事实根据，没有事实根据的警惕是主观主义，就会变成自己制造紧张，给工作造成损失。”

10.最后附带若干认识：确立和坚守稳定的核心价值，以此向国际社会表达清晰的国家理念；要听得进不同意见，大国自信奠基于此也反映于此；重长远且避短期行为急功近利，尤其避免为具体事件惑乱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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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外交精髓——平衡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