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是否承认俄乌战争存在道义，反映着人文层次与核心价值

人类走出野蛮步入文明，道义的力量便生发并缓慢成长。特别是二战结束后，世界进行了痛苦反思，试图寻找到走出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的道路，比如中国教育家张彭春受政府委派参加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起草，他以中国智慧提出普世价值，以融通世界不同文化宗教和政治制度，此意见为起草委员会接受并写入宣言，只是冷战铁幕树起，意识形态斗争愈来愈尖锐，而改变了世界走向，普世价值逐渐转化异化为西方价值。

即便这样，人类社会谋求进步，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必须接受道义的规范和指引。然而，我们舆论场上大量人们似乎不接受此规律和逻辑。原因主要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长期批判美国霸权致使公众认为现实世界没有道义空间。另一个是俄乌战争呈现出俄罗斯被西方围殴，由此让那些认定俄方站在正义一边的人强化原有认知。

既然不相信存在正义也就不会追求正义，既然认同或接受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也就意味着认同和接受国强必霸。如此作为多元价值观中的一种存在亦无不可，如果成为主导国家或民族到世界上发挥引领作用便无可能，因为没有人接纳此价值观者主导世界。

不管基于冷战还是热战，大国博弈主要博硬实力与包括道义在内的软实力。但基于发展阶段而存在认同差异，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的国家或社会，因为相对淡化了物质享受而更看重道义（低碳经济、慢节奏生活），而处在物质主义时代的国家和社会，因为大众更看重物质享有而漠视道义。

仍然以俄乌战争为例分析问题，各方都说自己站在正确或正义一边。怎样区分正误？拿利益说话永远无答案，只能借助道义。如果暂时脱离马克思主义以阶级关系划分历史阶段，从另一个视角和维度认识世界，道义的地位作用会显著增强。比如基督教文化圈认为有了基督教才有了道义，更早说法是有了特洛伊战争中的木马计，才有了道德与不道德，此前纯粹是英雄和英雄的对撞，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在中国则以汉代确立血缘传承为特点的儒家伦理道德为节点。

即便挖掘没有必要推向久远和宽泛，只是从俄乌战争在乌克兰土地上展开，且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讨论问题，也能找到共识。没有这场战争俄罗斯不可能成为国际“弃儿”，我讲的不是联合国大会投票悬殊比例，因为以往出现过类似投票结果，这里讲的是美国主导的北约“援乌抗俄国际同盟”不断扩容，早已超出北约38个国家达到54个国家。

有人或许会说，这在近两百个国家中仍占少数，问题是这已经占到有“力量溢出能力”国家的绝大多数。就在近些天，欧洲最后两个与俄罗斯关系密切国家态度也发生变化，匈牙利表示要在财政和人道方面援乌，塞尔维亚放风“顶不住压力”要参与到制裁俄罗斯的阵营中去。甚至亚洲的孟加拉国也参与对俄制裁，巴基斯坦向乌输送弹药，等等。

想一想，俄罗斯若行正义，国际上如何如此倾斜？只是强调美国施压解释不通，巴以冲突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甚至在联大投票成为孤家寡人，其间就涉及道义。既然如此，为什么堂上坊间皆高度渲染利益和硬实力？三大成因：

其一，从传统文化讲，我们的文化功利主义浓厚，一切以利益基础上的“出人头地”为价值评价标准，真正道义层面的东西看似倡导很多，但多浮在表层、浅层。

其二，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政治元素远多于人文元素，尚未抽象和确立不同文化基础上的广泛接受力的价值元素。也就是说人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离不开利益，决不意味着可以随时随地谈利益，因为没有人喜欢一个天天谈钱的土豪，自然也没有哪个国家喜欢与过度功利主义的国家交真朋友。没有三观一致，功利主义是靠不住的。

其三，意识形态在发挥主导作用。人人都崇尚见义勇为者，鄙视见钱眼开、见利忘义者，然而经过政治正确与政治划线，情况会发生大的变化。自革命开始，我们接受的是革命斗争理论，阶段性上批判了人道主义在内的价值观，即便改革开放后思想体系中注入许多人文元素，但与西方的人文对立不可能发生根本改变。

要承认国家层面特别是领导人在国际上倡导的思想理念在很大程度上突出道义，只是受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深刻影响的民众，要实现人文提升要走的路还很长。

换个角度看问题，如果国际关系和运行秩序一切以利益马首是瞻，只是参与到俄乌战争中的西方集团，其间利益关系就很复杂且不可调和。比如大比例网民与主流媒体一众专家认定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借机削弱欧盟，而欧盟也想壮大自己，且独立于美国之外，只是这样的矛盾就无法统一战线。事实上他们在“维护共同的核心价值”的旗帜下走到一处来。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国内民众支持，这在多元社会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要承认当今时代没有那么美好和理想化，很多国家或国家集团打的是道义的旗号，其实行的是实力政策或强权政治，这是客观存在，正是这样更决定了我们打道义旗帜之必要，因为我们反复强调“站在正义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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