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我理解的慈善原理（“五伦”道德与“六伦”道德抑或陌生人道德相比较），特别是着眼于修身养性，提升精神境界，以不说为佳。
但是，我还是说了！
《北京晚报》筹划“纪念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60周年”专版，把我列为采访对象。我告诉记者，自己助学（不限于助学）已经持续41年，拿出了300万元左右的资金，在10个地方的中小学中资助千名左右的学生读书，考上大学六七百人，有的已经成长为中国顶尖大学的正教授，国家重点培养的科学家。目前资助活动稳定在3地6所学校120名学生。
把一堆不那么精准的数字罗列在一起意味着数字不是太重要（两个“左右”是因未核准）。对我来讲，脱离开理念数字说明的东西不多。
（1）曾经因“说还是不说”倍受困扰，此次接受《北京晚报》记者采访很自然，除了8年前接受过该报专访，属于旧话重提。还有一个观点让我释然，很多年前央视记者对话卢安克，这位在广西山区支教10年的德国青年就曾借曼德拉的话表明接受采访的原因。
“如果因为怕别人看到就不做自己觉得该做的事情，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等于说谁都不能做这个事情。如果自己把它做出来让别人看到，那就等于说谁都可以这样做，然后很多人都会这样做。”
（2）2008年自军事科学院调入国防大学，有几次学校试图就此事进行宣传，比如申报全国道德模范，甚至政治部主要领导电话做工作，我坚辞不受。一年前大学机关的同志又一次联系想做点宣传，我再次婉拒。
为什么？举凡有组织的典型宣传，接踵而至的往往是荣誉甚至是利益，这往往成为一些人质疑出发点的诱因。人生阅历已经将我锤炼到荣辱不惊的程度，或者说没有何种荣誉能够改变我的生活轨迹和人生道路，今天助学充其量是我思想道路上的附属品，起到支持信仰信念道德价值观研究的作用，其不能也不应喧宾夺主。
此外，还有一些叠加因素。早年有位听我作“人生十个修养”报告的学生在网上发帖，“希望你永远展现最亮丽的一面，不要让关心热爱你的人失望”（真正富于感染力的话不便晒出）。当时看了他写的那段话很受感动，竟然自己在一些人的心目还有那么重分量。我非圣贤，自不纯净，但愿意往好处努力，争取越接近人生终点越发纯洁而美好。
（3）我不想渲染此事，但也不刻意掩遮，在许多场合我也是自豪地谈论此事，但这与接受宣传区别很大，主要是自己说出来不带功利，只有充实感和价值感，再者也支撑我的思想观点。
长期以来我在国家机关、省市、高校和社会上作报告数以千场次，其中最受欢迎的主题报告是《我们不能没有信仰》，最后十分钟便是讲自己的信仰，佐证便是3次走上战场与持续助学数十年。许多人说因为有了最后十分钟，才坐实了前面两三个小时的“大话”、“抽象话”。
（4）资助学生主动力因时间或阶段有所不同，早期是纯朴回报，成为“典型”后认定有责任和义务，再后来成为自己信仰信念和道德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只是比较助学朴素情感，今不如惜。随着经济条件改善，助学力度也在加大，但投入精力远非从前。早期每个学期都要写一封长公开信（写信总字数达20万字以上），分别发给学生，只是给近百名学生签信件、到邮局填写汇款单，一次要用时小半天，这还是邮局工作人员熟悉我的行为后的特别照顾。收到学生来信千余封，每封信都要阅读，并选择典型事例观点于公开信中，以至于能把所有受助学生的名字叫出来。而今力不从心，只能通过六所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代劳。
我不认为资助行为对学生成长起多大作用，没有我的资助他们仍然会成长起来，但有了我的伴陪，他们的内心世界会更加温暖。
（5）儿子儿媳曾提出，他们对物质享受的欲望不是特别强烈，也想做些资助学生读书的事，让我给他们推荐人选。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一时性起做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可以自己寻找，如果作为人生修养的方式，并决心永续进行，我可以在资助学生的几个学校帮助遴选。
我已经有了40多年的助学经历，如果儿子儿媳在我作古后仍然继续下去，并且传到孙辈，百年下来就形成家风家教乃至精神血脉，当精神血脉与血缘传承相结合，便化作不可多得的财富。
“衣食足而知荣辱”，慈善进行时。通过我介绍出去的受助对象已达百人之多，前不久邻居姑娘请我帮助，她要资助两名今年高考入学者的四年学习，预计要拿出近5万元。
（6）公益不应当是别人推动自己去做，而应自己想做，而且其意义价值显而易见。
一个人经常践行道德且起于内心，就不会随波逐流，还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比如，职业生涯中我其实也面临许多诱惑，一些在很多人那里可望而不可求的东西，对我来讲其实唾手可得，只要遵循某些游戏规则，我没有追逐或者自我放弃。
因为，一个人精神道路上有一个容忍度或临界点，处于这个状态之时，哪怕往前迈出一小步，既有的精神世界和价值系统就会崩盘。有些物化的东西和精神追求天生有冲突，达到一定程度必须鱼与熊掌取其一，否则二者皆失。
因助学而保证走正道，内心充满阳光，这是我人生重要选择也是重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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