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政治生态或社会状态下，真正的专家学者（既不是反体制派又不是尸位素餐者）搞研究，该以什么样的思维和尺度处理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认为，触摸到政府的容忍极限和欲破“天花板”的姿态为最佳。
这不是倡导与政府叫板或搞一种猫鼠游戏，而是基于二者各自天职或者职守，尤其根本利益和终极目标的一致性而言，努力找到动态平衡点与最大公约数。
在我们这样的极强调统一思想的一元社会，并且建构的是大政府小社会的制度模式，政府注定走在限定和约束人们表达思想方式与程度的道路上。这与小政府大社会采取的社会管理模式迥然不同。后者因为政府权力有限，管不了也管不好，于是走向社会自治与多元碰撞基础上的秩序或动态平衡。
因此，处在我们这种体制下，专家学者要想产生突破性成果以助力国家社会进步，而非仅限于解读和诠释，就必须贴着政府容忍极限缓慢前行，而非任由思想在激情推动下迅跑，急于达至理想境界。换句话说，我们可以采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方法，但不能套用他们基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国家所采用的思想路径和思想表达模式，那样的结局大概率会撞车，来个人仰马翻。
捅“天花板”是一项技术活，既要避免力度过大导致管理部门不适，引来思想表达空间再度压缩，又要避免因忌惮“天花板”而无所作为。否则，浪费国家资源与民脂民膏事小，迟滞国家社会进步事大。闲置一大批专家学者智力，同时导致他们失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事小，弱化国家向世界输出“公共产品”能力事大。因此这里存在着度与平衡点的关系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背负沉重包袱的国家民族社会，追求进步不能走快速突破的道路，只能小步快跑且循序惭进，这就需要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积极寻找稳妥而又走在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上，保证“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总之，过小的思想空间无以产生大的思想文化成果，故不能有力推进大国道路和民族复兴目标实现，尤其我们尚存在待克服的“大党独有难题”和发展而来的时代难题，因为二者都不是浅尝辄止所能化解。急于求成以至于超出社会承受力，也会走到初衷的反面。所以，弄清其间特点特性且正确应对，对于管理者和专家学者双方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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