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尔诗10首

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Gustavo Adolfo Becquer），西班牙诗人、散文作家。生于塞维利亚。父亲是画家。10岁时成为孤儿，由教母抚养成人。曾广泛阅读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1854年去马德里。后任保守派报纸《当代》的编辑，1864年被保守党政府任命为小说检查官。1870年初被聘为《马德里画报》文学编辑。他的诗集《诗韵集》和《传说集》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重视，并成为新起作家模仿的典范，作者也被称为是结束西班牙诗歌的浪漫主义时代而开创现代诗风的诗人。

《诗韵集》约作于1860至1861年间，它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诗以半韵体写成，使用简单明了的比喻，日常通用的语言，以精巧的构思，美好的感情，亲切而缠绵的情调，表现内心的忧郁、凄凉和痛苦。全书共有4组相互联系的76首短诗。写的是爱情上从希望到失望，直至死亡。死亡成为完美的爱的象征。

贝克尔是19世纪西班牙伟大的诗人。他在短暂的一生中写下了不少名垂千古的优美诗篇。他的诗是西班牙诗歌史上印刷版次最多的作品。在这些诗篇中，有发自作者心底的心曲，有赞美大自然的颂歌，还有炽热的、拨人心弦的情歌和献给恋人的情诗。……这些诗语言优美、流畅，感情细腻、真挚，读来琅琅上口，回味无穷。古斯塔沃·阿道夫·贝克尔(1836-1870)。1836年2月17日出生于塞维利亚城，其父是画家。青年时代离开故乡去马德里，在那里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曾担任过几种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韵集》、《传说集》、《斗室书简》、《给一个妇女的文学书简》等等。贝克尔被评论家们称为结束西班牙诗歌的浪漫主义时代而开创现代诗风的诗人。他的诗作有注重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的倾向。他的创作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的非常重要的位置。

清代学风士风的重大转折

嘉庆、道光之际，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的前夜，处在一个山雨欲来、风云骤集的年代。此时，清政府统治已由强盛的巅峰走向低谷，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殆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哀败之象处处可见。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百余年内，资源、生产力水平与人口比例的矛盾加剧，流民无以为业，士人仕途拥挤，成为国内政治不安定的重要根源；由于承平日久，官场腐败之风愈演愈烈，政府权力机能减弱，令不行而禁不止，贪污成风，威信下降；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如漕运、盐法、河工三大政，举步维艰，弊端重重；西北、西南边疆地区，外扰不已，东南沿海鸦片贸易剧增，白莲教与南方秘密会社起事频繁，屡禁不止。各种社会危机重重叠叠，纷至沓来，如同地火在奔涌汇聚，蓄势待发。

即使没有后来外敌入侵所引发的鸦片战争，清王朝所面临的诸种危机，也必然会诱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其中消息，最先为这一时期具有敏感触角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群体所窥破。作为先觉者，他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由盛转衰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与挽狂澜于既倒的救世热情，施展才华抱负和治平理想的巨大冲动，使他们不愿放弃眼前可遇而不可求的历史契机。他们一方面像秋之落叶，以耸听危言向全社会预告危机；另一方面，则上下求索，寻求补救弥缝之良方，希望以清议的方式，影响政府决策与社会视听，以朝野一致的觉悟和努力，清除危机，消弭动荡，维护人间秩序长治久安。

社会危机与士阶层的救世热忱，促使经世致用思潮在嘉道之际再度兴起。活跃在嘉道之际的知识群体，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陶澍、贺长龄、黄爵滋、包世臣、姚莹、方东树、沈垚、潘德舆、鲁一同、徐继畬等人，是领一代风骚的文化名流。他们虽然社会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治学旨趣不同，但面对危局，共同表现出对汉宋之学空疏烦琐、士林风气萎靡不振的强烈不满，急切呼唤学风、士风由高蹈世外埋头经籍向立足现世通经致用方向转换，并努力寻求与陶铸一种有裨于国计民生和伦常日用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这种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龚自珍概括为“道也，学也，治也，则一而已矣”（《乙丙之际箸议第六》），“学与治之术不分”（《对策》）；魏源称之为“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两汉经师今古文学家法考叙》）。这些概括蕴含着明确的“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治与学统一的价值取向，要求学术立足于天下之治，立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士人本身，不是高头讲章与琐碎饾饤的生产者，不是“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魏源《学篇九》）的书蠹，而应是天下之治的实践者。

学、治一致的学术路径与学术精神，得到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超越各流派门户畛域的学术选择。对新的学术精神的认同和以救世自救为基本出发点的奔走呼号，促使嘉道之际新的士林风尚形成。嘉道之际的士林风尚具有以下特征：

——士人社会参与意识和主宰精神的确立与恢复。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年代，正是封建士人阶层多梦的季节。平常时期，他们苦于等级森严，尊卑有定，文网恢恢，缺乏自我表现的机会；而非常时期，则以为可以跨越等级，破除旧例，大显身手，一展雄才大略。强烈的危机感和责任心，希冀创造由衰转盛奇迹的热情与梦想，激动着一代士人之心，他们渴望获得社会参与和贡献智慧才能的机会；并开始充满自信地重新评估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所应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布衣遨游于公卿间”的包世臣以为：“士者事也，士无专事，凡民事皆士事。”（《赵平湖政书五篇叙》）姚莹更是不无自负地说：“稼问农，蔬问圃，天下艰难，宜问天下之士。”（《复管异之书》）其间所表现的不仅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且充满着天下艰难、舍我其谁的社会主体意识和拯道济溺的英雄气概。

——士林中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风气的形成。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和学、治一致的学术指向，使嘉道之际知识群体不满足于坐而论道，他们更崇尚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留意于与国计民生、伦常日用密切相关问题的研究与探求。嘉道之际知识群体的社会参与活动，并不仅仅局限于清谈议政，而是自觉地致力于当世急务的研究与实践。包世臣留心于“经济之学”，闻名遐迩，“东南大吏，每遇兵、荒、河、漕、盐诸巨政，无不屈节咨询，世臣也慷慨言之”（《包世臣传》）。龚自珍在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的同时，又留心于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使得“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为矩矱”（俞樾《皇朝经世文续编序》）。精于边疆史地者如张穆、徐松、沈垚等人在对边疆历史、地理的考察中，对经济开发与防务提出建策，以备当事者择取。管同、方东树等宋学信仰者，在高扬性理主义旗帜的同时，于“礼、乐、兵、刑、河、漕、水利、钱、谷、关市大经大法皆尝究心”（方宗诚《仪卫先生行状》）。正如李兆洛所言，嘉道士人“怀未然之虑，忧末流之弊，深究古今治乱得失，以推之时务，要于致用”（李兆洛《蔬园诗序》）。这种重视实际参与和躬行实践的精神，构成了嘉道士林风尚的显著特征。

——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盛行。嘉道之际士风的复苏与高涨，促使有志之士走出书斋，广结盟友。他们聚谈燕宴，问学议政，使管同、龚自珍著文批评过的“今聚徒结社，渺然无闻”，“今上都通显之聚，未尝道政事、谈文艺”的局面大大改观，士林之中，朝廷学校之间，不再是昔日“安且静也”（《明良论一》）的处所。这种志士间的交往，是一种声气之求，它超越了学术宗派之间的门户之见，而以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作为共同的思想基础。他们互相推重，砥行砺节，以培植元气、有用于世相瞩望，又以学问议政、道德文章相切磨，并具有培植共同政见的意义。

士林中问学议政、声气联络之风的盛行，是士人由噤若寒蝉走向意气风发的重要标志。嘉道士人“力挽颓波、勉成砥柱”的风尚，造就培养着士人傲俗放言的做派，而嘉道士林的人物品藻，又将傲俗放言与慷慨任事者推为上品。

嘉道之际风云际会和士林风尚的更新，为活跃在这一时期的知识群体带来了新的精神气象。他们由埋首经籍、读书养气转向“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由谋稻粱而著书、视议政为畏途，一变而为“举凡宇宙之治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衰，风尚之淳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范麟《读〈安吴四种〉书后》），显示出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刚健之气。在经世实学思潮崛起，知识阶层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加强的文化氛围中生成的嘉道之际文学，显示出独异的风貌和耀眼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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