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出版人涂涂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乐府遇到了困难,我们决定向死而生》,他把乐府交付了出去,写出运营中遇到的问题,在网络求助。
仅仅几天,这篇文章被同行和读者转发。涂涂说,这是爱降临的时刻。“不是我们做了这些书,而是这些书,造就了我们。对我来说,做书,是我的道路,我需要做这些书,我需要这样做书,我需要这样的书,被读者看见。这一次,无数读者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他们,看见了“。短短几天,他们凑足了运营资金,还接到了无数的消息和电话,有问候,有帮助,有合作,有鼓励。
出版人涂涂在行业20多年,经历过图书业务好的和坏的时代,成立乐府文化,让这家专注于原创文学的图书公司存活下来,重要的是不丢失理想特质:让喜爱书籍的人拿到书那一刻,感知“乐府”想要传达的风格。涂涂对此做了很多努力,也在继续坚持。
2022年的夏天,Lens和联想合作了一支短片,在成都拍摄了涂涂。
拍摄前后,我们聊过几次,以下是他的口述:
我叫涂涂,是一个做书的人,和书有关的工作做了20多年了。最早是在出版社编儿童杂志,2003年新京报创刊,我进入报社做书评周刊的编辑,一待就是14年。2016年,我来到乐府文化出版公司,从评书的人变成一个做书的人。
从媒体到出版人,身份变化并不大。在书评周刊,我不认为自己是媒体人,而是做文化的。在“乐府”,很多人看来我们是用媒体传播的方式做出版,所以两边的工作我是一以贯之的,就是把自己放置在媒体和出版之间,用自己的方式来做与书有关的事。
但到了乐府文化,我不再是评价别人的作品,而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创作者。作为出版人,我可以经历一本书从书稿到面世的过程,这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创作过程,所以我会有很强的作品感。 

“出书和买书都在变难,
但创意本身并没有丧失”

和书共事23年,从入行到现在,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行业的繁荣与迭变。
我初入行,正是很多民营出版也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那时候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大型的图书市场。有一次我在图书批发市场翻着看完了《窗边的小豆豆》,心想这书简直太好了,但当时它还没红,现在20年过去,这本书在中国已经卖出了超过1,000万本。这样看来民营出版行业以前也经历过“爆发式、野蛮式”的生长时期。现在又开始返潮,你会发现,好像一切都变得更不容易了,比如那时候做任何书都是有可能的,既有可能做出来,也有可能卖出去。而现在,做出一本创造性的新书的可能性变小了,卖出去的可能性也变小了。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变化。
虽然可能性在变小,但是愿意做创造性事的人反而变多了。正因为行业变得越来越困难,机会也正变得越来越平等,一个有创意的编辑,在这种环境下他可以尝试变成一个优秀的出版人。
涂涂,乐府文化创始人
这与我们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人群蓬勃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阅读人口基数,此外,阅读人口也呈现多元化发展,所以各种各样的图书相继出现。
现在很难出现像80年代、90年代,一本或两本超级畅销书引领一个时代的思潮,比如以前几乎所有人都会谈论“四大家书”或者《围城》,这种情况现在很难发生了。现在我们可能有好几万本同样好的书,如果同时要出,每本只能卖出四五千册。但就这么高的销量,也足够让它活下来。
另一方面,应对这个行业的心态需要有一些改变。
书号变成一种更稀缺的资源,这直接影响民营出版商的成本。正如最开始我们做的书,最后工价比卖价还高。因为书号变少了,出一本不知名作者的书,没有任何IP,没有流量的书,会变得特别冒险。对于出版社来说,要通过一个选题也更加不容易。而公版和重复出版的书基本是定性的,会买《简爱》《白鲸》的读者,会再买这类书,出版社能一直做。但出版社不敢轻易尝试没有流量和卖点的书。
从出版人的角度,做民营出版的小公司以及独立编辑正在变多。这意味着,这个行业的创意和创造力并没有丧失,反而是在变多,只是创造力实现的成本变高了。
另一个更肉眼可见的变化是,卖书变得越来越难,主要是渠道发生了变化。从7年前的主流卖手当当、京东,到现在抖音、b站、小红书等新兴卖书渠道,书的价格被压得很低,一定程度上挤压了行业的利润;另一方面是渠道本身巨大的不确定性。毫不危言耸听地说,哪怕是最强大的渠道,也有一夜之间轰塌的可能。出版行业要一直追踪这样的渠道,成本非常高。
所以出书变难了,卖书也在变难。但即使这样,创意本身并没有丧失。

乐府:采风来自大地的,
民间的,新的,和爱。

我特别喜欢《乐府诗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乐府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诗歌的一个机构。
乐府文化出版公司的书也是如此。这类书需要去寻找,有点类似于采风,所以我们把它的英文译成了LO·VE,我们寻找对自己身份、职业和生活都有强烈拥抱的那种人,有点像一种爱的感觉,比如写《雪山》的乔阳。这是对乐府以及它英文译名LOVE的一个阐释,它采风来自大地的,民间的,新的,一种强烈的关系。
作者:乔阳
Slogan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这是我从一本民间故事集里看到的,它是埃塞俄比亚的一句谚语。我读到这句谚语的时候就决定要把它用在我们的书上。Logo的设计师叫崔小静,她做出一个像水滴又像火焰,源于大自然最基础的图象,这和乐府想对这片土地传送和探讨的东西理念是一致的,所以一直沿用了下来。
“心里满了,就从口中溢出”
乐府出的书有辨识度,从纸张到整体,都有乐府的风格。这说起来有点玄学。2016年决定做乐府的时候,我就和团队讨论说,希望我们对书的编辑制作是通过意识化来实现的,我们能不能做到让每本书有一个本来应该可以有的样子,想象它,然后成为它。
所以我们的书差异性很大,但与此同时又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我觉得它玄学,到底怎么实现的不知道,也可能与选题有关,我们大量的选题是边缘化的。
至于如何判断文稿能否成为一本好书,大部分时候并不会一开始就有实体书的样子,需要和设计师一起判断。但第一眼一定是从文本出发,只有文本足够特别,才可能引向一个书名。文本和书名构建一部分读者,甚至可以构建起一种与当下社会情绪或时代精神的联接。
《我心里有个小小人》,作者虫虫
会有这种直觉的。直觉有时候就是对的,但也并非总是如此。比如我们曾经有一本书,当时觉得一定能成,最终失败了,我和制片人复盘这件事,依然认为是行得通的,但就是没成。
不过大部分书,当你能想象出一个通路的话,它就有可能实现,就像《秋园》那样。

好书需要等待
也要承担它不开花的可能性

刚开始我是光杆司令,虽然想做书,但没有任何做书的经验,当时很费了一番心思,通过朋友介绍,遇到了一位刚刚从重庆出版社离职的编辑。我们找到他,告诉他想做什么样的书,他觉得好像可以试试看,这就是我第一个同事李杰,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一起工作7年了。
他再拉了前同事到我们团队做版权的工作,最早就是我们三个人。他们在北京,我在大理,就这样工作了两年。第一年只出了一本书,第二年也只出了一本,然后干不下去了。虽然只出一本书,但我们当时签约的书已经有三、四十本。因为人手不够,每个人齐头并进在做的事好多,所以出得非常慢。
后来我到北京,新招了3个同事,我们六个人租二居室的房子,一间用作办公,另外一间我住,就那样待了一年,然后就熬过来了。
2018年,我们出了6本书,出了《诗人十四个》,2020年出了《春山》和《秋园》,还出了《讲了100万次的故事》,这几本书出来之后,我们才感觉活过来。
招到大概10个人,去年我忽然发现,签书的量太猛了,我们出了六七十本书,但手里还有上百本没做出来,所以又扩充团队,现在有近20个人。一直是有点超负荷在滚动。但因为100多本书的基础量已经完成,现在可以正常滚动起来
我们的同事有近半在北京,有些是居家办工;另外的人分散在各个地方,有一个编辑在大理,扬州和杭州各有一个同事,有个美编在重庆,有三个编辑在上海。我觉得分布在各个地方有一个好处是,把触角伸到不同地方甚至不同的阶层,去和新的作者接触,如果整个团队都在北京,真正跑出去的可能性反而没那么大。
差不多磨合了一年,这样多线程的协作办公才基本能够实现。这种叫移动办公也好,数字游民也好,未来能否成为中小企业或者文化型企业的一个趋势,和老板的状态有很大关系。
有些老板需要跟他的员工有强链接,但我偏向跟同事保持弱链接,我不希望自己被工作绑得很紧,也不想和我的同事形成那么密切的、密集的、控制型的工作关系,所以我愿意牺牲一点效率。有编辑只能做出一本、两本书的时候,我也会想要不要开掉他,结果到第二年,他会做得很好,更多的作品又出来了。我以前常说,好书需要等待,那么对于做书来说,编辑需要空间,然后等待,它就有可能开花结果,但你也要承担它不开花结果的可能性。

真的生活
才能做出真的作品

在北京,我们没办法真正进入到那个城市的真实生活,但在成都可以。我想真的生活才能做出真的作品。
工作生活在成都的涂涂
真的生活是一种松弛感,在松弛感之中融入这个城市,你会觉得,我对这个城市有认同。在北京需要花太大时间和精力在路上,城市生活很难实现,没有一种扎根的感觉。但在成都,夸张点说你可以买一个楼,最直接地是可以看到那个楼扎根,就在黄花溪边上。
这样说来,我的生活工作也融为一体了。我最喜欢的事是去作者家里吃饭,或者邀请作者来我家里吃饭,吃饭就是生活。在这种关系之中,我发现我对这本书的感情会特别深。
涂涂和《登山物语》的作者郭净
涂涂和《六》的设计师老陆
涂涂和《每个晚上 我都在办画展》的作者阿龙
对我来说,我的作者也都是我的朋友。
成都给我的感觉是很多人都比较先锋,有国际性、尝试性和创新性。这里有社群,有活跃的地方文化生活,有丰富的先锋教育的探索。大理的国际性又不太一样,很多外国人到大理去,我们做的《六》这本书,作者是日本人,我们马上会做《六》的第二本,和一个法国人合作,他带着小朋友在农地里干活,于是就做了一个给孩子自然绘本。
《六》口述作者:上条辽太郎,文字作者:苏娅
无论是作者,编辑,还是从业者,无论未来行业会怎么变,个体通过这种所谓“数字游民”“在线办公”的方式,获得机会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大,机会越来越多,成本可能也就没有那么高了。
更现代性的工作,已经摆脱了地理的束缚,不再局限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地方,因为工作核心是伴随人,而不是伴随着地理,这是所谓的“科技的力量”。
因此最重要的是,你要找到想做的事,然后和那件事在一起,而不是跟任何一个你想象中的大城市或者你想象中的阶层在一起,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你热爱的事建立起密切、实在的关系。

一杯咖啡价格的书
做出来需要一年的时间

一本书和一杯咖啡的价格差不多,平台售书可能要降到3折5折,极为便宜。但是平均做出一本书需要一年半的时间,这还是在有书稿的情况下。
许路的《造舟记》做了三年,最初只有资料,我们探讨完逻辑后,他开始着手写,但第一稿被我毙掉了,我说不能这样写,他又重头写第二稿第三稿,最后才成为现在这样。也有快的几个月就出了,他夫人乔阳的《在雪山和雪山之间》大约两三个月就写出来了,到出版完成七八个月的时间。
总的来说有这样一个流程。首先认识了一个作者,想为他出一本书,通过认识的编辑联系到作者,给他写信,约他写作,这是一个选题的开始。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杨本芬奶奶写了《秋园》,当时它还不叫《秋园》,叫《乡间生死》,她在网上贴了一部分,希望把故事传达出来,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出版方,于是搁置了10多年,最后遇到了我们。
所以最重要的是相遇,作者觉得我是对的人。
涂涂和《秋园》的作者杨本芬
《秋园》《浮木》《我本芬芳》的作者杨本芬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去想这本书的“书感”。这本书要传递给读者什么,为什么能抓住人,为什么是有意义的,它是一个纯粹、明确的意义,还是作为一个历史项目,或者具体的公用方面或艺术方面的意义。之后就是文案、书名、产品、设计、打样、印刷、装订等等,各种环节全部合格了以后,我们作为公司跟出版社合作,通过审查,最后进入到市场。
同时要营销它,把这个故事讲出去,不只是卖掉3000次、4000次、5000次。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卡住,你想不出来一个东西,或者想的实现不了,或者过不了审查,有巨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平均下来做一本书大概需要一年半的时间。
做书很不容易,一本书要一年半,但收益并不多。所以编辑一定是非常爱书的人。
也有很多小众的书,但只要是我喜欢的,还是要做。任性很重要,我就是一个很任性的老板。像《风落之光》《四季》这样的书,它不是大众书,但我觉得这书太好了,太漂亮了。
做书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别人不知道你会怎么选,而且你要对这个不确定的后果负责,那就随心而选,接受自己的任性,接受有可能做不好或做不成。
你随心而选,做的时候不完全竭尽全力,但要80%竭尽全力,还是希望努力把它做好,最后你会发现它是可能的。任性是有可能走通一条路的,也有可能走不通,你得有心理准备,但最后交出这个可能性,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对吧?
口述:涂涂,整理:珍妮,编辑:Algae  运营: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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