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诗12首

文学的公共的实用主义使命和追求创造性表达的个人愿望之间达成的微妙平衡，可以在赋的演变中得到展现。在文学语境中，“赋”最早是指《诗经》中的六种表达方式（赋、比、兴、风、雅、颂）之一。作为一种特定文学形式的赋形成于西汉晚期（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但是在几个世纪之前的历史长河中能找到它的根柢，在西汉之后的数个世纪中，赋继续保持繁盛之势。

关于大夫（对高官的敬称）或者说君子，一句经常提到的话便是“登高必赋”。换句话说，当大夫或君子登上山之巅峰时，他必然情不自禁以一种美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登高必赋”告诉我们，贤士不仅具有作赋的才华来表达自己崇高感受的能力，而且这么做也是环境使然。对于一位有修为的君子来说，从高处描述自己的所见近乎是一种责任。

然而在汉代，一些作家倾心于自身的描写才华，开始创作辞藻华丽的赋。（在沉郁冷静的人来看）他们的赋作辞藻铺陈，情感过度，手法夸饰，其因缺乏节制招致了不少批评。虽然这种新文学形式具有纯然之美感，但当时最知名的赋作家中至少有一位曾对自己的赋公开表示过羞愧。还有一些作者甚至在他们最出色作品的末尾加上否定自身的结语。但是，赋还是继续得到繁荣和发展，在六朝（220—589）重新勃兴，被运用到各种主题上（长啸、感怀、鹦鹉和雪等等）。到唐代，赋可以分为追溯到晋朝（265—420）的俗赋，以及音韵谐和、对偶工整的律赋。虽然旧的汉赋及其变体在唐代仍然间或有创作，但是总体而言赋已经衰落，在宋代（960—1279）的文赋之后，赋作为一种文学表达方式已经极少被采用。

简而言之，这就是赋这一文体在一千多年中从发轫到式微的波谲云诡的变化。要完全领略中国文学，需要全面把握从最讲究节律到最汪洋恣肆的各种文体。考察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学类型，面对的是除了专家之外少有人知的一整个巨大文学宝藏，其富饶程度至今难以估量。比如，在明代（1368—1644）晚期和清代早期（即约16—17世纪），有一种叫做小品文的文体曾盛极一时。小品文是中国文学数百种文体中的一种，对其一瞥，可以透过多种多样文体的棱镜管窥中国文学的不竭宝藏。

“小品”一词最早来自《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它是全译本二十四卷《大品般若波罗蜜经》的七卷本简译本。很明显，“品”是标准的佛教词汇，指的是“章”。刘义庆（403—444）在《世说新语》的“文学”（文与学）章三十四、四十三和四十五节中曾以“小品”来指称《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值得注意的是，《世说新语·文学》中所记轶事大多与佛教有关，而我们在前文提到现代汉语中的“文学”是十九世纪经由日本对《世说新语》中“文学”（其根源来自《论语》中“文学：子游、子夏”）的借译。因此，不仅“小品”具有很深的佛教背景，甚至五世纪浓郁的佛教氛围还催生了新的文学概念。不过，对晚明的小品当然不能仅仅通过早期佛教用法来理解。

小品难以用正式术语来描述其特征。小品若翻译成英文，在长度上从寥寥数句到三页或者多页不等。它们通常是非虚构的，不过有些作品却具有高度想象力。小品通常从头到尾都是散文，但掺杂韵文的情况也不少见。所有小品的共同之处在于形式的非正式性。阅读小品，往往同阅读日本法师吉田兼好（约1283—约1350/1352）的《徒然草》（约1330）一般，虽然并不皆如后者那样麻痹自我。

中国文学中的一些丰碑性作品，很难被严格归为定义清晰的特定文学类型，然而却因其具纪念意义的特质得到广泛认可。比如，许多传世书信，最初的读者只有收信人一位，但现在作为书信体文学而拥有无数读者。书信来自许多不同时代、地点和人物：司马迁（约前145—约前85）的《报任安书》，解释了自己为何宁愿接受宫刑，而不选择自尽或者死刑，这样他便能接续父亲未尽的工作，完成中国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放浪形骸的嵇康（223—262）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告诉山涛为何自己决定与之决裂。诗人白居易（772—846）贬官南下，在江州给他三年未见的挚友元稹寄去《与元微之书》，凄凉深挚。中国人对字字珠玑、饱含感情的书信的这种偏爱，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像鲁迅（周树人，1881—1936）、陈寅恪（1890—1969）和胡适（1891—1962）这些文学界人士私人书信的公之于众所起到的作用，有的是激起学术争议，有的是解决学术争议。例如在苏轼（苏东坡，1037—1101）和袁枚（1716—1797）这样的名士书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传、时事的评论、私事的吐露以及对各种主题（日常生活、亲族关系、道德或者政治倾向）的持续讨论。简而言之，中国作家在私人信件中袒露自己最私密的想法和感受。因此，许多书信之所以具有纪念意义，不仅仅因为它们文字上的优美，更因为其中情感的完全敞露。书信在中国文学文化中占据崇高的地位，存世书信被编订成大量书信集，以供学生背诵和模仿。汉字里，信的提法有多种——书、笺、札、牍、尺牍、尺函、信，这不仅说明了书信的流行，而且说明了文学权威专家是如何严肃对待它的。

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和戏剧的另一个醒目特征在于，同一材料在许多不同文类中会以文学语言或者白话语言的方式被再创作。清官包公破案便是其中用之不竭的一个主题。传奇性人物包公以历史上宋代官员包拯为原型，在各种故事和戏剧中成为正义的化身。

最后，中国文学的变化多端从其修辞性上可见一斑。虽然文人写作的曲笔表达是一种正常的修辞必要（见第四十三章），但是这一倾向在具体情境要求下往往会被秉笔直书所中和。大量与宫廷活动相关的文献（刘勰［约465—520］《文心雕龙》中有大量分类，如箴、诔和书——比如王安石［1021—1086］著名的“万言书”，康有为［1858—1927］向清光绪帝力论变法而一石激起千层浪的上书），都是在不懈努力以求获得最大社会政治效应的环境中创作出来的。在这些情况下，作者基本上不可能过于迂回曲折。并且，这一环境为政府监督的科举考试体系所不断强化，因为科举考试要求对具体主题进行程式化的遣词造句和文章结构。

汉代建立起来的经典注疏传统（见第四十四章）也加强了文官语境中对于清晰解释的追求。这里衍生了大量文类：注、疏、批、评、判、校、勘、解、释义、析等。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往往使注疏和评论（见第四十五、四十六章）泛滥，由此可见注疏冲动之广之深。无论从文类，还是从应用在各种文体上的注疏策略来看，中国文学都不是单声部的，相反，它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多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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