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出现恶性事件，很多人希望报道越详细越好。

 但多时候报道的越详细，对受害者的伤害就越大，新闻的本职是真相、温暖和人性，而不是对他人的伤害。
作者 | 小林
来源 | 雷叔写故事（raistlin2017）
金错刀（ijincuodao）授权转载

每次出现恶性事件，很多人希望报道越详细越好。

比如胡鑫宇尸体找到了，有网友说希望听听录音笔里全部的录音，自己才能确信他不是被杀害的。
成都49中案件出现了，网友索要监控视频，公布后又有网友质疑为什么不早公布监控。
到了最近的蔡天凤案，香港媒体报道死者头颅在锅里的呈现方式，令有的网友拍手叫好。
可见，网友追求的是完全没有遮掩的通报，觉得这都属于自己的知情权。
我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事情是不该事无巨细地向公众报道的。
为什么？
让我们看看26年前的白晓燕案。
媒体穷追不舍
1997年4月14日，白冰冰忙着拍MV，她希望早点收工回家，陪女儿吃晚饭。
这一天本将美好度过。但是下午四点，她收到绑匪寄来的包裹。
里面有一封信：
妈妈，我被绑架了，现在很痛苦，你一定要救我，他们要五百万美金，不可以连号，要旧钞票。不可以报警，要不然性命休矣。
白晓燕
随信而来的，还有16岁女儿的裸照，以及一团沾着血的棉花。
白冰冰打开后发现是半截小拇指。
白冰冰当时号称台湾山口百惠，作为知名演员和主持人，连连战都亲自到家里去慰问。
为此，警方第一时间成立了0414专案小组。
这也让对学童绑架案不太关注的媒体提起了兴趣，15日起他们订满了白家附近的酒店。
他们还每天打十几个电话到白家，想采访白冰冰，采访不到就对所有进出白家的人、白冰冰的亲友强行跟踪。
跟踪归跟踪，大多数媒体还是保持了刑事案件不提前详细报道的默契，把稿件攒起来，没有直接将案件推向公众。
然而反例很快出现了。
两家在警局有眼线的报纸，抢先公布了勒索信。
警方赶紧购买，希望绑匪能晚看到一天是一天。
在媒体圈子里很有影响力的白冰冰，此时无暇顾及媒体举动，她在乎的是女儿的安危。
等了两天后，4月16日，绑匪来电话，强调只要旧版美钞。17日，他们要白冰冰下午三点到南崁保龄球馆交赎金。
但是行动失败了。
因为白冰冰一出门，记者就追车，绑匪只要观察电视台车辆，就等于掌握警方布控情况，那还怎么可能出现呢。
后来几天如出一辙，警方不得不驱赶记者。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的记者化妆成槟榔小弟，有的打扮成了货车司机。
只要找到一丁点位置，他们就能借助长焦距摄影器材拍摄白宅。
有财力的电视台，干脆开直升机在空中抓拍。
斩获确实不少，比如他们偷拍下了案发后白冰冰在路旁槟榔摊接电话的照片。
白冰冰很气愤，质问起来：“不知这些记者究竟是在救我女儿‚  还是在逼绑匪对我女儿下毒手？”
事后来看确实如此，18日，几次拿不到赎金的绑匪奸杀了白晓燕，并抛尸在水沟里。
（台湾高等法院相关刑事判决，被告乙〇〇为共犯，陈进兴的妻弟）
到了24日，绑匪一边藏着白晓燕已死的事实，一边打来电话，说晚上八点到桃园综合体育馆交钱。
媒体窃听到了警方电话，早早去蹲守。
那么多电视台车辆，那么多记者，狡猾的绑匪看了眼就返回。

媒体总攻击

警方真正掌握绑匪信息是在4月26日凌晨。
这时候三位主要嫌疑人浮出水面：
林春生、高天明、陈进兴。
终于按捺不住的台湾媒体全体出击，把攒下的稿件一并送出去。
“中国电视公司” 率先以字幕方式播出新闻快报，随后，“中华电视台”、台湾电视公司也纷纷跟进，在此事件中三台前后共动用了上百人次在白家守候；
报道最多的报纸‚每天竟用5个整版的篇幅来报道白晓燕事件；
电子媒体使用卫星转播车随时转播白家门口现场的动静。
还有报纸总结：《守秘12天，媒体拂晓总攻击》。
白冰冰想要有所行动，她向新闻局长求救。新闻局长告诉她，他管得了涉政新闻，管不了社会娱乐新闻。

她挨个打电话给媒体老板，媒体老板们搪塞她，自己不报道的话，竞争对手就会得到收视率。
白冰冰倍感绝望，但相比于这些琐事，没多久，真正担心的噩耗来了。
4月28日，白晓燕尸体被发现于台北中港的排水沟里。女尸由于浸泡多时，已呈巨人观。
尸体的出现，对于白冰冰来说是沉痛的深渊，但对媒体来说却成了“不可错过的盛会”。
当晚一些电视台直接停播原有节目，改为直播白冰冰现场认尸过程。
被直播搞得精神恍惚的白冰冰回到家中，准备休息，没想到又接了记者电话，对方问“你恨不恨绑匪”。
共情的缺失，是因为他们觉得现在人都死了，自己可以肆无忌惮报道了。
《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特别报道抛尸照片。
一些媒体还请心理专家、性学专家探讨陈进兴的“入珠”是不是一种性变态。
至于早先泄露的裸照，更是已被地摊杂志刊登，构成黄色小说插图了。
看吐了的观众吐槽：
“白晓燕死了，不然把她的裸照这样公布，她肯定要和这些媒体打官司。”

记者又在阻拦

事实上，台湾媒体在当时并不是野蛮生长的，有自己的行业规范：
“采访重大犯罪案件不得妨碍刑事侦讯工作。”（《台湾报业道德规范》第一条第三款）；
“绑架新闻应以被害人之生命安 为首要考虑，通常在被害人未脱险前不报道。”（同上第三条第六款）； 
“新闻或广告不得刊登裸体或猥亵照片。”（同上第六条第三款）；

“有关犯罪及风化案件之新闻在处理技术上应特别审慎不可以语言图片描述犯罪方法，并避免暴力与色情镜头。”（《台湾电视道德规范》第四条第四款）；
白晓燕案也是特事特办的。
白晓燕尸体发现2天后，台湾出了行政命令，禁止媒体再用狗仔队式拍摄了。
但优秀的报道做法并没有普及。
因为道德规范和行政命令缺乏执行力度，相关部门不会去吊销记者采访证，也就带不来威慑力。
既然如此，禁令和规范就成了一纸空文，媒体的狗仔队式报道也就容易阻扰警方的追捕行动了。
8月19日那天，林春生和高天明俩人来到台北五常街，花重金说服蛇头帮自己在21日乘渔船偷渡到福建厦门。

警方派出800多名台湾警员，准备合力围捕林春生和高天明。
结果林春生被击毙，高天明逃跑了。
高天明能够逃跑，也有记者的“功劳”。
当时七家电视台出动卫星转播车和数组摄影机做现场直播，把警方挤在现场，出入受阻。
枪林弹雨之中，几位媒体记者只穿T恤去抢拍镜头，比警察和特勤部队还勇猛。

这起实况报道，虽然创下了台湾电视史、新闻史的记录 ，但严重干扰了警方在狭窄楼梯间的办案行动。
在追捕高天明行动中，媒体的副作用其实不止一次。
逃跑后无所事事的高天明在11月17日下午，来到北投的色情场所。

警方脚步声一出现，他连裤子拉链都没来得及拉上，就拿着克拉克手枪和九二式贝瑞塔手枪对射。
虽然结局是高天明开枪自杀了，但警方官员的自以为是，经过媒体报道的发酵，还是导致一名警员的殉职了。

坏消息接踵而至，但好消息也不是没有，那就是主犯只剩陈进兴了。
谁也没想到，赏金高达1000万元新台币的陈进兴，11月18日闯入南非驻台武官家中。

正当大家以为他要负隅顽抗到底时，这位领教了媒体魔力的匪徒说自己一家人遭到了迫害，要见妻子，把真相给国际媒体。
警方一边安抚，一边想打算突袭。
他们潜入卫生间，却和记者们撞个满怀，这让突袭行动大受影响。
差劲的突袭也搞得陈进兴有些慌乱，他误开枪，子弹伤到了武官卓懋祺和他22岁的女儿梅兰妮。
赶来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队长侯友宜说，我们都冷静一下，先救人为好。陈进兴放了卓懋祺和他22岁的女儿。
只是要求队长一人背走。
对于侯友宜来说，难的不是背出俩人，而是记者围得水泄不通，似乎自己不说点话就不会被放行；
记者这种咔嚓咔嚓拍照的行为，也阻断了通道。
这让等待救护车的卓懋祺非常愤怒，他吐槽记者太爱看热闹了。
多年后，卓懋祺还写了一本回忆录，叫《真爱》，书中他倒是没怎么憎恨绑匪。

记者让绑匪唱歌

即使这样，媒体碍事的顶峰时刻也还没到来。
在大多数人关心伤者时，《联合报》记者张宗智灵光乍现，拨通了武官家里的电话。
张宗智与陈进兴开始畅谈人生，从陈进兴的绑架意图、团伙三人分工，到陈进兴的情欲往事、少年梦想说个没完，聊了2个多小时。
同事又塞来纸条，提供访谈思路，把时间拖了又拖。
因为比他们想不出问题更揪心的是，下面的电话由谁打进，如果是竞争对手问了有意思的问题，抢了自己的热度怎么办。
尤其是老对手《中国时报》。
张宗智联系了台视，他们和自己完全没有利益纠纷，台视记者戴忠仁第一时间电话采访陈进兴。
他每次问话以“您”称呼陈进兴，每每结束一个话题都夸奖陈进兴“是条汉子”。
觉得自己赢得满堂彩的戴忠仁，在半夜三點来到武官家门前，昂首挺胸、左看又望，接受围观民众的喝彩。
接下来的记者都这么操作，问问题问到自己都反胃了，接着找没有利益冲突的人接盘。
一场修罗场，我不胜，最好你也别想多赢。
当大家问得无话可问了，中视两位记者索性玩了一把。
主播王育诚问他什么时候自杀；主播周慧婷让他唱唱 “两只老虎”逗孩子们开心。
陈进兴竟然唱了几十秒，还被怂恿再唱一次。

把整场媒体炒作行为上升到极致的是2100全民开讲主持人李涛，他念着白冰冰家的号码，要陈进兴打过去，做一个互动。
忍得了唱歌的陈进兴终于爆发，骂了一句赶羚羊。
据调查，当晚有80%的民众因观看电视台的转播而彻夜不眠，台视戴忠仁由于采访出彩，第二天升为台里晚间新闻主播。
那些表现差的记者就被观众投诉，还可能丢了饭碗。
警方在这个过程里不敢掐断线路，因为怕陈进兴情绪波动，伤害屋里其他人质。
但不得不说，这场看似简单的电话采访，却贻害无穷。
首先，陈进兴自我美化的口述，被媒体未经甄别播出，日后影响了量刑工作。
其中尤其是他多次袒护的共犯妻弟，在三度重审后，还被宣判无罪。
妻弟张志辉之后又杀女友，他第一时间去找记者，报道自己对爱情的偏执，继续放大自己的无辜光环。

法官也认定他是自首的，加上台湾当地奇怪的法规制度，先判他无期徒刑，后来再又变成了二十年刑期。
其次，绑架现场，聊的越久，越耽误人质解救。
到了早上5点，警察队长侯友宜不得不喊停，足足接了8个小时电话的陈进兴，把兴趣转到了警察队长侯友宜身上。
他挂断电话，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要求，不断放出人质。
与妻子度过两小时，放出最后一名人质后，陈进兴出门自首。
陈进兴被捕后，并没有被死刑立即执行，而是在监狱里过了一段时间，他饶有兴致地写了忏悔书：
“为什么接二连三的在罪中打滚？从小贪玩家裡人管不住我，我那一颗流荡的心，在罪的漩涡中一直往下沉，直到灭顶为止。”
陈进兴是否悔改尚不得知，但有的媒体已经帮助出版《罪人的遗书——陈进兴狱中最后告白》一书，通过自白忏悔，试图粉饰罪恶。
然而，这些刻意追求发行量的书商，和为他感到可惜的读者，可能完全不知道他在逃跑路上犯下的两起绑架案、十九起强奸案。
比如10月23日他与高天明去整形诊所，强迫医生做了单眼皮缝合手术及丰颊手术。术后，他们残忍枪杀了诊所里的三人。
其中，陈进兴奸杀了处在生理期的护士郑文喻。
好在1998年12月24日，台湾最高法院判处陈进兴死刑，于1999年10月6日执行枪决。
罪有应得的他终于死了，但是拜媒体所赐，模仿犯罪已经起了一个小高潮。
据当时台湾的调查统计：
近十年‚每年发生的绑架勒赎案件均在95件以上‚其中去年（1996年）发生156件；至于绑架勒赎嫌犯的人数‚以去年407人为最多。
可见过度炒作带来了推波助澜的副作用。
也拜媒体渲染的恐惧氛围所赐，普通人不愿意伸手援助受害者。
一时间台湾人人自危，喷雾防狼器、电警棍卖得脱销。

狗仔队文化

看了这么长的白晓燕案，很多人会指责当时台湾媒体的出格行为；
也有一些人说大陆媒体不自由，报道不透明，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强调自己想要完全的透明，可以理解。
因为大家觉得公权力需要制约，然后默认制约公权力的手段叫做媒体，于是媒体成为第四权，带来更多透明。
但从媒体角度来说，媒体也需要制约，不能事无巨细地报道，否则不被制约的权力迟早反噬自身。
这何尝不是违背了媒体的初衷呢？
特别的不透明确实可能缺乏深度，同样，完全的透明也意味着人性的缺失。都不能走极端。
因为从公众角度来说，公众拥有新闻事件的知情权，但没必要拥有事无巨细的知情权。
光是隐私权的存在，就意味着大家不需要衣不蔽体地展现自身。
这也是我一直觉得狗仔文化有问题的原因。
之前台湾有个篮球运动员，在未成年的时候，被人钓鱼拍下了电脑屏幕前自慰的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

然后媒体和网友居然不去骂犯罪分子，而是跑去责问那位小球员。最后小球员被逼得要向公众道歉。
我实在也没搞懂，17岁的少年，在电脑面前自慰然后被人偷拍了。
到底犯了哪门子错。
又凭什么被人在网上那样传播和指责。
这个案例里的少年没什么星光，都被狗仔折腾得够呛，足以说明普通人在狗仔文化下只会遭受伤害。
更别说那些明星了。
可是狗仔们自然不在乎，满足自己近乎病态的窥私欲，接着去寻找新的骨头，新的啃法。
其实无论客观报道，还是狗仔追踪，最初想要应该的是真相、温暖和人性，而不是对他人的伤害吧。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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