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效益不好”,张幼珠离开工作了多年的纺织厂,进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充足,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服务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在这里,她见证到章亚玲一天天衰老。
3月1日,张幼珠(右)与章亚玲在屋内攀谈。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文丨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编辑丨胡杰
 校对丨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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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上午10点钟,上海虹口区凉东小区内,68岁的张幼珠登门拜访77岁的章亚玲。
出电梯,走过堆放泡沫纸箱、塑料瓶和各式小推车的回廊,玄关留了一道门缝。推门进去,身形佝偻的章亚玲已扶着门框等候。
她穿着羽绒背心,一顶针织帽盖住毛刺刺的短发,身后靠墙倚着一只带锈斑的氧气瓶。因为有严重的肺病,她难以久站,也走不动路,“脚里打飘,人总要向前冲倒。”
张幼珠放下一袋上海青,嘱咐说,“青菜要吃,有叶绿素,通大便的。”章亚玲答应着,被她搀进房内,坐下攀谈起来。
章亚玲独居已有六年了。她与张幼珠在同一个小区做了二十余年的邻居,从2019年起,也成了上海市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中的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在“时间银行”中,高龄老人可以请住在附近的、较低龄的老人为他们陪诊、购物、聊天,或是解决其他的日常生活需求。相应的,低龄老人通过服务积累“时间币”,并可凭此换取一定奖励。
2019年6月,上海虹口区“时间银行”小程序上线,包括凉城新村街道在内的两个街道、一个养老院开始“时间银行”的试点工作。随后几年,南京、北京等全国多个城市也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陈功的调查,全国范围内目前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独居、孤老是现在的大趋势。”凉城新村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街道有60岁以上居民33000名,占总人口的44%,其中还包括孤老、失独老人、独居失能老人等1000多名,“像‘时间银行’这样的‘老老互助’是顺应当下的一个机制。”
“老朋友”
张幼珠戴一副眼镜,个头不高,行事麻利。
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效益不好”,张幼珠离开工作了多年的纺织厂,进入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凉东小区做居委会干部,开始频频与老人打交道。在居委会一直干到退休,她感到自己精力充足,又继续留在街道做老年服务志愿者。2019年,她作为第一批服务者,加入了街道的“时间银行”。
在这里,她见证到章亚玲一天天衰老。
张幼珠说,章亚玲的老伴去世多年,唯一的女儿定居国外,她已独居六年。章亚玲是个外向型的老太太,过去乐于参加社区活动,常常下楼到小花园里和其他老人交流。这两年,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甚至有过“呼吸停止6分钟”的危急经历。她的行动越来越不便,成天待在家里,“很憋的”。
服务次数多了,张幼珠成了章亚玲为数不多的“老朋友”。
两人平日保持着电话联系。章亚玲缺了小菜、少了药,都找张幼珠帮着购买或开取;一年一次的拍CT也是张幼珠陪着她去;天气暖和的时候,张幼珠还会帮她洗头——要不她只能推着助行车,颤巍巍地去附近的理发店,花几十元请人洗头,或是在家里,扶着扶手,坐在逼仄的水盆里,小心翼翼地自己清洗,随时要留心摔倒。
2019年6月,凉城新村街道作为首批试点单位,开始施行“时间银行”项目:街道中的低龄老人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在服务的过程中积累相应的“时间币”。而后,低龄老人们可用“时间币”换取一定奖励。
每为章亚玲服务一次,张幼珠可以获得一枚“时间币”,记录在“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中。
街道工作人员刘青说,“时间银行”中,最热门的服务项目是买菜、看病、配药和过生日。对低龄和高龄则并无严格划分,“有的人六十几岁就只能躺床上了,有的人到了七八十岁还壮得像头牛。”但总体来说,是七十岁以下的老人服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刘青介绍,张幼珠和章亚玲只是街道“老老互助”的缩影——“虹口区在上海是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区,凉城新村在虹口区老年人口又是排在前列的。”街道登记在册的“时间银行”服务者有140多人,持续服务高龄或失能老人一千余名。
许多困境在这所“银行”里被纾解。一位七十多岁的孤老阿公,肺癌晚期,身体恶化,困在家里将近一周没有吃饭。街道接到求助电话,委派“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上门找到他,叫了救护车一道送到医院去。
一位八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突然中风摔倒,“时间银行”的服务者照料她入院。她不能说话,就打手势告诉服务者自己的银行卡密码,让服务者买尿不湿、缴住院费。
还有位九十多岁的独居老太太,常常忘记怎么吃药,也要打电话给服务者,服务者会上门将用药说明书念给她听。有一次,她出门忘带钥匙,回不去家里,也是服务者替她叫来开锁师傅。事后,她把新配的钥匙分了一把给服务者,还赠送了一张自己的相片。
从零开始的试点
2019年3月,民政部宣布将“时间银行”纳入居家社区的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同年6月,包括凉城新村在内的虹口区的两个街道和一个养老院正式试点“时间银行”。有关文件说明:“政府通过制度设计,鼓励和支持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非专业性的养老服务,按照一定的规则记录服务提供者的服务时间,储入其‘时间银行’个人账户,以便将来兑换相同时长的服务。”
刚开始,刘青和同事们觉得“无从抓起”,此前他们从未听说过“时间银行”。
街道找来第三方技术公司,共同设计出“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分别注册、认证后,“可以像点外卖一样”,在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承接订单。
小程序刚上线时,街道和第三方公司组织了几次培训,现场指导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如何注册、认证、发单、接单。
‍‍‍‍‍‍‍‍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可以在“虹口养老时间行”小程序上发布需求、承接订单。网络截图
“尤其是高龄老人,能自己完成注册,弄明白小程序的使用方式的,不到十分之一。”第三方公司的技术人员葛俊杰说。还有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有的购买了手机,但除了接打电话,很少干别的,怕费电、掉话费。
于是,小程序留了一道“后门”,可以让街道批量导入认证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高龄老人们有了配药、买菜、看医生等需求,直接打电话给居委会,由居委会代发需求至小程序;或是直接联系街道里熟悉的服务者,在服务完成后,再由街道录入小程序。
这之后的任务是确定时间币的兑换机制,“现在的低龄服务者就六十多岁,可能要等十几二十年才需要兑换他人为自己服务——时间太长,未知数太多。”刘青说,他们最终决定施行立竿见影的奖励措施,比如每3枚时间币可以免费制作一次西点,每5枚时间币可以免费观看一次红色电影,每20枚时间币可免费兑换一把雨伞或是免费收听一场老年健康讲座……“时间币”的获取则简化计量,不论服务的难度高低,每服务一小时给予一枚“时间币”。
刘青举例,街道与附近的电影院协调后,电影院以低价出让电影票给街道,街道再将其免费赠予用“时间币”兑换的服务者,“平时动辄一百元左右的票,老人自己是不舍得去看的。前阵子,很多老人就兑换了免费观看春节档几部电影的机会。”相关的开支由街道财政支付。
在用户招募上,刘青想到,社区本就有三个为老服务的社会组织,分别针对孤老、优抚老人和失独老人,提供陪聊、陪诊、陪过生日、上门慰问等服务。他找来了三个社会组织的一百多名志愿者,“我说你们的志愿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做,但是从今天开始,每做一次,都要被记录到系统里来。”
据葛俊杰统计的后台数据,凉城新村街道至今积累时间币近800枚。
刘青说,这远低于实际的服务数据,“很多时候,老人们私底下联系服务者,服务者私底下为老人服务,并不会次次都向街道报备。有很大一部分服务,是没有被记录进去的。”
“公益”还是“市场”
1997年,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博士生的陈功在写作养老方式相关的博士论文时,第一次接触到“时间银行”。
他总结,“时间银行”的雏形还要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1973年,日本的水岛照子组织成立志愿义工网络,组织家庭妇女等为需要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志愿服务。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埃德加·卡恩正式提出“时间银行”的概念,提议用虚拟货币“时间美元”计量,“以劳动为计量标准,将人们每次参与志愿活动的服务时间存于个人的时间银行账户,等自己需要服务时再从时间银行中支取,接受他人提供的志愿服务。”
后续的研究中,陈功发现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街道在1998年左右开始试行“时间银行”模式,用纸质“存折”记录时间币。
陈功记得,当时提篮桥街道的街道主任是“一位非常热心肠的妇女”,她在居民间的声望很高,组织起街道互助,大家也都愿意参与,“那是个‘能人’的模式,并不是一个制度或体系性的东西。”2003年后,街道班子换届,这套模式就逐渐消解了。
在提篮桥街道的尝试之后,山西、北京、广州等多省市,陆续出现过与“时间银行”相类似的社区互助机制。它们有时冠以别名,如“道德银行”“爱心银行”“公益银行”等,且往往规模很小,局限于一个社区、一条街道。然而,同样由于体量小、设计不完善、服务难以兑现等问题,它们基本都难以维持。
试点“时间银行”近四年,凉城新村街道一直维持着最初的“小而精”的模式。“整个街道有三万多老人,有供有求,如果把他们都容纳进‘时间银行’,整套机制的运行,就不是街道可以搞定的了。”刘青介绍,“时间银行”还存在一些目前难解的问题,比如只是在自己的社区运行,如果搬离,在新的社区积分兑现就有困难,“因为不同的区、不同的街道,对‘时间币’的价值和兑换标准都有不同。”
“全中国目前都还没有统一的‘时间银行’。”陈功说,他观察到,南京、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在政策文本上强调了“时间币”在“全市范围内通存通兑”,但具体实现的程度,还不好说。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时间银行”的全面推行需要更高的顶层设计。
但政策的大方向是向好的,陈功总结,国内的“时间银行”正处于快速发展期。2017年,国务院颁布《志愿者服务条例》,提出志愿服务时间的记录及存贮。2019年3月,民政部将“时间银行”纳入全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范围,2019年4月,国务院出台《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时间银行”。
据他统计,目前,全国范围内有百余家“时间银行”在运行。
设计架构之外,另一个被业界广泛讨论的、亟须厘清的问题是,“时间银行”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依据“公益”,还是依据“市场”?
刘青认为,若用“时间币”可兑换现金、兑换更有价值的生活用品,就显得“功利了,没有意思了。与居民们做公益、做志愿的本心不符”。街道本身就提供一些付费的为老服务,“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花钱请人来做的事,有时候是不如有人自发想去做这件事的。”比方说,有些老人要开药,宁愿把医保卡交给“时间银行”的服务者,也不愿交给雇佣的护工,“在雇佣关系中,那种信任没有建立起来。”
街道和第三方公司组织智能手机培训,现场指导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如何注册、认证、发单、接单。 受访者供图
然而,在价值有限的兑换机制下,如何吸引更多人参与服务,也是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陈体标认为,“公益心”是“时间银行”成立的前提条件,但在实际运行中,也要注重兑换机制的设置,平衡市场与公益之间的矛盾。另外,“时间银行”要遵循需求原则,完善“时间币”体系,“要么有财政资金的支持,要么通过社会捐赠、公益组织的资金捐赠,在背后形成信用保障。”据悉,近年来,上海、南京、北京等城市,都已发文建议设立“时间银行”专项基金。
而在陈功看来,“时间银行”的市场、公益之争应是“因地制宜”的,“如果一座城市,政府提供的养老公共服务不够,养老市场又不发达,‘时间银行’就偏公益,补充政府与市场的空缺;如果一座城市的养老市场很发达,老百姓也有钱,那么‘时间银行’就可以强调市场逻辑,强调交换,甚至给服务定价。”
在“时间银行”服务近四年,张幼珠积攒下一百多枚时间币。她以此兑换了几场红色电影的免费观影。
在未来,是否要用“时间币”换取他人服务自己的时间?张幼珠尚未做过考虑,“以后那么远,哪里管得到以后?现在有事做,能帮到别人,自己也不觉得寂寞,就很好了。”
社区里的“一家人”
无人来访的日子里,章亚玲唯一能做的,就是坐在屋子里发呆,通过iPad查看远在国外的女儿家的监控,看女儿和外孙在做什么,进了哪个房间,什么时候吃饭,吃了哪些菜。
今年年初,她感染新冠,高烧烧到39摄氏度,一个人在家里“硬熬”,“有时候怨起来想,死了算了。”
张幼珠的陪伴是她少有的期待。疫情时,张幼珠会买来小菜、馄饨,放在她玄关门口的小车上,再按铃通知她,两个人隔着门说会儿话。现在疫情稳定了,张幼珠更是常来常往,每周总要过来几趟。
“独居和空巢老人群体,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孤独。”陈功说,“老人们想与人打交道,‘时间银行’在这方面就有很大的作用。”陈体标也总结,“时间银行”主打的是非专业性的、精神陪伴类的服务。
同是凉城新村街道“时间银行”服务者的臧筛凤说,为老服务做多了,有时她从自家单元楼出发,“半个小时还走不出小区。”一路上都是老头老太向她招呼。有几个孤老,成天给她发信息问候,早上好,晚上好,吃饭了吗?
64岁的服务者盛美芬也提到,有位她常服务的孤老,平素内向,从不愿参加社区活动,也无亲人朋友造访,自己一人整天闷在家喝大酒。不过一见到她,就管她叫“阿姐”,很愿意同她讲话。还有一位九旬独居老人,前阵子摔断了腿,行动也很不便,但每每她傍晚进出小区,总能看到他站在自家窗户边向她招手,“好像知道我这会儿要回家,有时候像是专门在等我。”
服务者可以使用积累的“时间币”兑换奖励。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
这都是让她们感觉到自身价值的时刻。

“现在社会结构变化了,90多岁还一个人住在家里的都有好多。”臧筛凤说,街道里与子女同住的老人,“一半都没有。”她说,十几年前,街道的几项为老工作还未推广前,她听说过“孤独死”的案例,老人在家中独自身亡,几天都无人发现。街道重视为老工作、常常走访老人后,这种现象才被杜绝。
这背后牵涉到居住结构的变化。“空巢和独居,通常代表着人口流动和居住条件的改善。”陈功说,“有些老人,你问他愿不愿意和子女一起住,其实他本身也是不愿意的。”
放不下土生土长的家乡,章亚玲就不愿去国外投奔女儿。因此,请个护工,再常常与“时间银行”的服务者联络,似乎是她目前的最优解。以后若身体机能进一步下降,她就打算请一位住家保姆。她每个月有7000块的退休工资,请保姆将将够用。
更多的老人则要窘迫些。
臧筛凤说,街道里八成以上的老人是职工退休,退休工资普遍在四五千元每月,“一个住家保姆每个月至少七八千元。”最便宜的公立养老院,每月缴纳三千元即可,但排队往往要好几年。更贵的养老院,一般的老人同样负担不起,“房子卖掉可以住进高档养老院,但是没有老人愿意。哪怕是孤老,也舍不得卖。”
几位受访的服务者都预测,在未来,空巢、独居、孤老等现象会越来越多。“小区里快五十还未婚的有很多,离婚没有生小孩的也很多。”
这种情况下,“时间银行”成了调动资源、供给养老的有效平台,“可以缓解社区内部,部分非专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陈功说,“一家人”的社区文化被打造了出来。
“我们理解的‘时间银行’,就是一本电子账本,让我们做的事情可以留痕。”臧筛凤说,只要身体允许,她将继续在“时间银行”服务下去。为更老的老人做点事,是她当下最直观的快乐。
(章亚玲、刘青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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