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办学”是人们的教育诉求。然而,教育家在哪里?有人悲观地说,就像今天出不了大师一样,不可能有教育家了,对蔡元培、陶行知、张伯苓等教育家的缅怀成为他们的一种寄托。可也有人说,教育家也没那么遥远,看看今天中国基础教育的辉煌,各种教学模式层出不穷,我们还缺教育家吗?“浙派教育家”、“苏派教育家”……各种“教育家领航工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似乎教育家就在我们身边……
尽管如此,社会对教育家的呼唤仍然愈演愈烈。尤其是一些“被教育家”的校长们也在受到质疑,他们真的可以称得上教育家吗?教育家究竟在哪里?教育家到底是什么样?
当代教育家已然存在
只是需要时间检验
教育家的光环效应常常是滞后的。
当代教育家已经存在,只是我们还无法感觉到或是确定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人们并没有把他作为功勋卓著的教育家来看待,而是后人站在社会发展视角加以审视,赋予他“人民教育家”的无上荣誉。张伯苓先生创办南开中学,将职业技能的培养引入中学,在当时不仅不被人们认可,甚至被嘲讽说他做的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事情。
然而,教育家就是因为有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并且践行着自己的选择,最终被社会所认可。当今校长们的教育思想转化成为一种教育实践需要足够时间探索,其教育思想的价值与实践意义还有待历史的检验,校长影响力的形成更是需要时间的积淀。
教育家的孕育是时代产物。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发生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和学术下移“可谓三位一体的社会革命”,涌现了以孔子、老子、墨子等为杰出代表的第一批教育家群体,近现代社会民族的危亡培育了一批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感,有实干精神和平民本色的教育家。有学者提出“动荡时代最容易激发人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主动性,因为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对每个人的生存、前途和命运提出了最严峻的挑战,只有充分发掘自己的潜能才能应对挑战。”
科技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原本应该是最容易点燃教育激情、催生教育思想的时期。然而,现实并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在被喻为“智能社会”的今天,知识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我们个人的学习速度。个人驾驭知识的能力与信息增长速度不匹配,校长们在学校教育中提出原创性思想的可能性在增加的同时,挑战性也大大提高。人们更加重视合作与分享,绝对权威在泯灭。与此同时,社会节奏加快,就工作在一线的校长们而言,他们无暇对教育本质与教育过程进行更深层次的追问与理性思考;正是这样,在世界范围内,为大家瞩目的当代教育大师也是罕见的。
教育家型校长不是遴选的
更不是培训出来的
当前,
人们一方面抱怨着教育家缺失,另一方面又在缔造着所谓教育家的“传奇”。
特别是近10年,教育家在一定意义上“被异化”。具体体现在:

第一,把工作的投入和无私的奉献当作是教育家的标准,像推选劳动模范一样在选拔教育家;
第二,教育家被当作是一种称号、一种荣耀,让一些急功近利的人盲目追逐;
第三,教育家常常集聚在升学率高的学校,他们垄断着优质的教育资源;
第四,“被教育家”的校长在“学区化”、“集团化”中被赋予了无限的责任与使命;
第五,教育家被简单理解为要著述立说,误导一些校长沉浸在杂乱无章的概念狂想中;
第六,力图通过各种形式的培训快速打造教育家,确立教育家地位。
所有这些,都背离了教育家的真谛。
事实上,教育家型校长不是遴选的,不是缔造的,更不是培训出来的。教育家型校长是自我塑造的。他们的精神与人格,他们的思想与情怀,他们的实践与创新感动并鼓舞着世人,赢得社会公认。我们之所以如此敬重苏霍姆林斯基、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家,是因为他们不是被政府“冠名的教育家”,也不是自我包装与宣讲出来的,他们是在将自己融入到教育事业中铸就的。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折射着教育家的纯粹与高尚。晏阳初是以其平民教育情怀与鲜活教育实践享誉世界。而且,无论在怎样的历史时代,教育家让世人所折服的都不是什么神奇的想象,而是源于一种朴素的教育选择与一种执著的坚守。叶圣陶先生提出“教育的宗旨不是别的,就是让受教育者学会做人”“让学生决不止于头脑里能懂、口头能说,必须行动上真能做才行”,总之,教育家是在自我选择与坚守中征服世人,是自我塑造的结果。
教育家型校长的成长需要有宁静和自由的生态环境。当前中国社会过于浮躁,各种变式接踵而至,学校缺乏一种安安静静的办学环境。校长疲于奔命地应对着各种会议、检查、参观,走穴于各种演讲与报告之中,他们“被改革”“被教育家”,从环境改造到文化建设,从课程建设到综合素质评价,从绩效工资到教师专业发展———校长们常常在改革的漩涡中挣扎。正是这些诱惑的撕扯和牵引,消耗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使他们失去了本应有的一份专注,学校变革也因此失去了突破与创新的契机。
办学校不同于办企业
因为教育承担不起失败
教育家型校长需要走出对经验的满足,学会理性的思考。很多校长不缺乏工作的投入与奉献,甚至不缺乏管理中的智慧与艺术,缺失的是对理想教育的独立思考。有些校长们满足于对自己所熟悉事物的驾轻就熟和得心应手,自恋于一种办学业绩的取得与实践经验积淀,被眼前琐事遮挡视线,缺乏对理想教育的本质追问,丧失了对教育教学活动的深层次审视和对鲜活办学经验的凝练。

“由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由抽象的思维回到实践”,教育家的思想也是在这样循环往复中形成与升华。校长们需要自觉地将自身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使之概念化、结构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定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教育家型校长需要回归教育的本原,关注每一个人的成长。中国现代社会将教育异化为一种淘汰和筛选的工具。家庭与社会重视的不是教育本身,而是通过教育获得的这种选拔与发展机会。越是名声显赫的学校承载的负担越重,为了迎合家长和社会的需要,学校偏离了教育的本源。真正的教育家办学不应是以学生学业成绩为重点论成败的。教育质量与学校声誉是由学生未来的发展铸就的。“办学要看十年后”,映射着真正的教育家的追求。总之,今天的教育不仅面临着学生成长与成绩的冲突,也面临着学生个性需求与社会价值的冲突,真正的教育“要根据人的天分和可能性来促进人的发展”,让教育照亮人成长的每一个细节。
教育家型校长是教育生态的维护者,而不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掠夺者和垄断者。现实中,政府与社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让一些有优势的学校更加强势起来,他们在享受着特殊的政策、占有着得天独厚的各种资源、千方百计招收着最优秀的学生,似乎这里才是教育家成长的摇篮。不能否认,能够做好精英教育的也一定是教育家,但真正的教育家不应该只是做精英教育。20世纪40年代叶圣陶先生就提出“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教育决不能为挑选少数选手而设计”。点燃每一个孩子的学习热情,办让所有人向往的学校才是这个时代最可贵的教育家。被传颂“推倒了东西方教育之间无形的墙,建立一种全新的世界性的教育理念”的美国教师罗恩,他的学校之所以是全世界孩子和家长梦寐以求的学习胜地,是因为他有一个原则,就是“尽可能地招收多种类型的孩子”。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探寻不同类型孩子的教育方法。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富于变化之中,合作、共享、共赢将是这个时代应有的选择。
与其我们焦急地在呼唤教育家,不如让更多校长用整个心办整个学校,防止“被教育家”带来的教育荒漠。
办学校不同于办企业,因为教育承担不起失败,学生的成长无法从头再来。所以,万人规模的学校、托拉斯式的集团化办学,它们在赋予校长更大责任的时候,已经在扼杀教育家。校长承担的是有限的责任而不是无限的责任,当不断放大校长权力与责任的同时,校长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已经在转换,因为他很难全身心投入学校教育事业。陶行知曾经说过,“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一个人干几个校长,或几个人干一个校长都不是整个的校长,为了国家教育大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的校长”。校长只有做好“整个校长”,才能真正走向教育家。
来源:评价万花筒
作者:刘莉莉,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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