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六点，太阳依旧灼人，我在乔治城（马来西亚槟城州的首府）已晃荡了一阵。中国街上的观音庙香火缭绕，一旁的小印度咖喱味袭人，一家休息的中餐厅里，一群老人在打麻将，清真寺祷告召唤声准时传来，离海岸越近，纯白的新古典建筑越醒目，它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的偏好。
位于乔治城的观音寺
你很容易被这城市的宗教与文化的多元性吸引。的确，这个位于马来西亚西北的岛屿，似乎就是为了这多元化而存在，它与马六甲、新加坡共同构成了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古老文明的最初交汇地，穆斯林与扩张的欧洲人也随即到来。
在 19 世纪前半叶，直到新加坡崛起前，槟城是英国人所设立的海峡殖民地最初的首府，一个繁荣港口。它也是中国人下南洋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你看到那些高大的会馆、富豪的住宅，很容易想象中国人昔日的财富。这些财富还曾支援过中国变革。自 1910 年后，它取代新加坡成为同盟会的中心，孙中山曾多次到来。另一些重要人物汪精卫、胡汉民(1)、戴季陶(2)也曾至此。英俊的汪精卫还引来一位当地华侨女子陈璧君的爱慕，为他筹措刺杀醇亲王的经费，并在失败后积极营救。
我也感到自己内心的变化。当我在 1 月 22 晚登上前往吉隆坡的航班时，仍未感到太多的紧张。是的，武汉的病症已经达到几百例，各省市也开始出现。但首先感到的是愤怒，愤怒于一个庞大却失灵的机器，却并未觉得这个尚未被正式命名的病毒会带来的多大影响。我估计五天后返回北京时，公众的恐慌或许已经减弱。十七年前，我经历过北京的 SARS，并不觉得眼前的一切会比当初更困难。
摄影/Carlos Garcia Rawlins/Reuters
次日下午，我坐在茨厂街(3)旁的明乐咖啡翻看《新海峡时报》，感觉到自己内心的分裂。“医院可以应对冠状病毒案例。”（马来西亚）卫生副部长李文材(Lee Boon Chye)这样对记者说。此刻，马来西亚尚无一起病例。我感到一丝轻松。这轻松从走进吉隆坡机场时就已开始，我很高兴扯掉了飞机上一直佩戴的口罩，它让人觉得窒息、压抑。机场内、街道上，没人戴口罩，这景象令你倍感轻松。墙壁破败、露出红砖，头上吊扇缓慢旋转，坐满要么闲谈要么敲着电脑键盘的年轻人的咖啡馆，尤其令人松弛。它让我想起青年时从未实现的梦想，背包周游世界，住在陌生城市的小旅馆，结识各色陌生人，或许还会陷入短暂的爱情。这一切似乎已经为时过晚，不过想一想，也有少许隐密的欢乐。
我忍不住浏览微信朋友圈，它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你看到官僚系统的迟钝、自媒体信息的碎片化，一种扑面而来的感觉是，在应对一场危机时，你找不到值得信赖的信息源，更失去了对现实的描述能力。若你不能清晰地描述、分析困境，你又怎么能找到解决方案? 将近十年，严肃媒体迅速消失，我们生活在一种扭曲的语言中。当大象占据了主要空间时，人们就缩在一个娱乐与消费的狭小领域里狂欢。它导致了思想与情绪的高度浅薄与轻浮化。人们或许更快地购买、支付，更快地点一份外卖、下载一部电影、对别人作出评论，但表达的完整性、连贯性与逻辑，则丧失基本的追求。当语言变得碎片、单调、夸张时，思想与情感也随之变形。我自己或许也是这溃败的一部分。
十七年前“非典”爆发时，我任职的报社每天都在召开会议、派遣记者，如何寻求更多的信息，做出分析与评论。它或许并不能一定提供具体解决方案，却是一种公共思想与意识的训练。如今，只有《财新》等少数几家媒体坚持昔日的努力。钟南山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也从另一个维度显示了这种衰退。这位将近八十四岁的医生令人尊敬，而我们再未产生这样值得信赖的公共面孔。
接下来的两天，我过着双重的生活。我在清真寺的平台上闲逛，看着穿着白色制服、殖民风格犹存的酒店服务员，将红色鞭炮挂起来，在唐人街一家酒吧里点上一杯“Chinatown Screwdriver(唐人街螺丝刀)”——这家酒吧是昔日的雪隆杂货行，孙中山曾到此串联华侨、募集资金，他是一把革命的螺丝刀，将那些散落各处的螺丝钉拧向革命的方向。
他也是个全球旅行者。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生活于自己的强大惯性中，往往是边缘人、外来者意识到它的困境，提供新的理解视角。在夏威夷、香港接受教育的孙中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被他的演说所鼓舞、慷慨解囊的海外商人与劳工则切实地感受到身为中国人的屈辱，他们渴望一个强大中国，让他们感到可以依靠，甚至能提供尊严及荣耀。那时中国在世界的形象，与奥斯曼帝国一样，是另一个“东亚病夫”。这疾病不仅来自政治制度的失败、文化的衰退，也来自真实的疾病——普遍吸食鸦片，嗜好赌博、缠足，皆是身体与心理的疾病。
吉隆坡比我想象的小且破败，双子塔则更如某种大型玩具。这感觉或许与东南亚世界与中国地位的戏剧性变化有关。仅仅二十年前，吉隆坡、新加坡、曼谷仍是富庶、先进、自由的象征，海外华人在跨国公司有着更高的职位，代表更国际化的风格，能去新马泰一游，是令人羡慕的出国体验，人们仍在乐此不疲地谈论着东南亚的华人富豪的世界。
吉隆坡双子塔
图源/Getty Images

如今，它们更像是中国人的后花园。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说，这里高楼更少，街道更窄，物价也更便宜，它们怎么能与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相比？即使心存疑虑，你也深刻地感受到，自 2008 年起，中国的规模、影响力变成了时代的主题。学者们谈论着，历史的钟摆又荡了回来，一个复兴的中国让东南亚世界似乎回到了某种古老的体系，他们需要重新学会与巨人相处。
昔日英国人所建的老牌酒店，塞满了各式口音的中国游客，他们对于墙上挂的那些老照片，以及刻意保留下来的爱德华时代风格没什么兴趣。他们或许可以买下很多，感受到的却很少。我自己也是如此，即使再喜欢毛姆（William Maugham）(4)、彼得·弗莱明（Peter Fleming）(5)这样的旅行写作，我也知道自己难以成为他们的一员。
任何一个国家的兴起，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也是智识与情感上的。你可以批判昔日欧洲帝国的残酷与掠夺，但他们毕竟留下另一种遗产。在加尔各答旅行时，我惊异地发现东印度公司竟产生出这么多语言学家、历史学家与哲学家；在开罗散步时，我读到法国人破译古埃及文、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6)关于尼罗河的动人游记……我也不无惊奇地发现，帝国扩张年代的一些杰出的外交官、银行大班、巡警，同时也是植物学家、业余人类学者与勤奋的日记作家。
相较而言，我们的一切是多么匮乏。尽管其影响力在五个世纪前就遍布东南亚，不管是郑和、福建巨商或苦力，早已深深植入当地社会，我们却很少留下对当地社会更深入的描述与分析，即使是关于自己的故事，中国人也很少表现出真实的兴趣。我前来马来西亚，只能在中文世界找到零星、乏味的记述，最值得信赖的总是英语世界，他们为你分析这个国家的历史与现状、宗教与政治、食物与自然，你信任这些分析，并非他们正确，而是他们的观察视角。
或许，我也在潜意识地抱怨。在大英帝国衰落前，倘若你是个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恰好也加入过某个俱乐部，你很可能就在半个世界畅通无阻，你总有机会接触到不同区域的风俗、长于思辨的个人，或许还能写出一本仍被后人翻阅的著作。你很难想象，一个北大或复旦的毕业生，会拥有类似的一张网络，让他/她周游世界。你更难想象我们的驻外新闻、商业、外交机构，也能成为知识生产中心，把他们对于其他地域与文化的理解带回中国，丰富人们对于外界的认知。
饮着 Chinatown Screwdriver，我陷入了沮丧。这个小小的唐人街，尽管带有近代中国的种种缩影，有着它自己的悲喜剧，见证着不同的时代浪潮，却几乎找不到关于它的任何详细记载。如今，海鲜餐厅里、服装摊位上，是缅甸、孟加拉的劳工，他们皮肤黝黑、工资低廉，也皆受害于各自失败的祖国。在旅途中，你会一次次感到，我们似乎既不好奇于他人，也不关心自己，尽管对于世界曾经、正在产生诸多影响，我们却无意对此进行梳理与分析。
劳工移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建筑工地
摄影/Saeed Khan/AFP
吉隆坡的景观只是我内心感受的薄薄表层，我的头脑与内心，完全被微信的世界占据了。消息一个接一个涌来，感染人数与扩散的地域迅速攀升，比疫情更令人不安的是一整套系统的失灵与错乱。病毒本身或许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应对它的方式。在一连串遮掩与延误之后，它开始激烈反应，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封城。仿佛一切都禁不起考验，连最基础的东西也做不到，甚至无法给医生提供足够的口罩。面对这场危机，你被一种无力感包围。
2020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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