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字写于 2001—2002 年间。
艾达·塔贝尔 (Ida Tarbell) 诚实、刻薄、有天赋。这个女人永远也无法忘记自己父亲的手推车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的运油火车而搁浅。1904 年，这位《麦克卢尔》杂志的知名记者出版了《美孚石油公司史》。它激动人心的情节有效地激起了公众对于石油垄断者美孚公司与其创办者洛克菲勒 (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的深刻仇恨，并潜在地促成了最终分拆公司的结果。
这部已经不再被阅读的著作，体现了绵延于 1902 年至 1914 年的美国新闻界的黑幕揭发运动的基本特征：激情四溢、正义感十足，却被偏见左右。这场运动的发起者，来自《麦克卢尔》、《柯里尔》、《人人》杂志的知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森 (Lincoln Steffens) 与艾达·塔贝尔，深深感觉到美国在由农业国家转型为工业国家的过程中，旧有的社会规范失衡，不公正现象司空见惯。
艾达·塔贝尔（左）与林肯·斯蒂芬森
二人均为美国记者，共同开创调查性报道先河。
城市化进程使大量人口由乡村涌入设施尚且简陋的城市。在缺乏相应法律与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工人与透明度不够的企业界和政界彼此敌视。同时，教育的普及使公众阅读群体出现，迎合大众口味成为新闻业的新方向。约瑟夫·普利策 (Joseph Pulitzer)(1)与威廉·赫斯特 (William Hearst)(2)已经利用各自的报纸争夺市场。但杂志业只有廉价的《麦克卢尔》出现才真正地进入大众市场。
黑幕揭发运动正是建立于转型期公众的痛苦与迷惘情感之上的。通过暴露黑暗，是否能够改变现状？在杂志记者们煽动起公众的不满情绪之后，民众压力直接促使了新法案的诞生与福利制度的完善。纯净食品和药物管理法、肉类检查法、打击放任自由经济的《反托拉斯法》，及相关妇女选举权、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住房、教育的等诸多法案都由此出现。黑幕掲发者喜欢追究内幕的倾向，有效地增加了政府与企业机构的透明度。在此之前，大型机构就像从不抛头露面的洛克菲勒一样隐藏在公众的视线之外，神秘莫测。
但是，仅仅将目光盯向黑幕是否意味着另一种深刻的罪恶，它与黑幕本身同样可怕？西奥多·罗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在 1906 年将黑幕揭发者作比为班扬 (John Bunyan) 的著作《天路历程》中的“扒粪者”——他们对于美好的事物视而不见，只盯着地上的秽物。
事实上在 1905 年之后，黑幕揭发已经开始衰落。因为揭露开始成为一种时尚，记者与读者们已经在内心植入了仇恨的萌芽，他们对事实没有兴趣，只对揭露本身感兴趣。像斯蒂芬斯那样严肃的调查者越来越少。一些保守派人士甚至开始抨击，新闻界正在把黑幕揭发当作促销手段，以正义的名义来增加报纸和杂志的销路。
黑幕揭发运动的支持者将衰落归结于部分媒体与记者的不负责任。但这场运动从开始起就注定充满漏洞，它的理论基础是，世界充满阴谋与丑陋，我们要勇敢地指出它。所以记者们喜欢用嘲讽、谩骂的口吻。这种一味的批评使行动本身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试想一位缺乏足够教育的民众，每日阅读的都是充斥于这个国家的丑陋，他除了加倍的愤怒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当然，不满会导致社会规范的相应调整，但是煽动不满对于心灵的伤害却是更为漫长与深刻的，它不可能带来理性的思考。
世界并非只由事实组成。黑幕揭发者相信只要他们最大程度地向公众表现事实，社会就会得到改善，而他们无疑站在事实这一边。曾为斯蒂芬斯短暂工作过的李普曼 (Lippmann) 在重新审视 1917 年至 1920 年的《纽约时报》时，发现这份以严肃公正著称的著名报纸充斥着前后不一的谎言，比如对于俄国革命的报道，报纸所发出的报道并非基于事实，而是由“组成新闻机构的那些人的愿望所主宰的”。年轻而有思想的李普曼承认，人总是被自己的偏见所左右，很多情况下，事实被人头脑中固有的幻想与偏狭所扭曲。这是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
同样的，将事实视作生命的黑幕揭发者回避了这个永恒困境。就像塔贝尔在处理美孚石油公司的调查时，不可能忘记父亲的遭遇。人类社会始终是存在缺陷的，承认这一点可以使我们更为有效地改变世界。但是黑幕揭发者却否认了这一点。他们过于激烈的情绪妨碍了他们作出理智的判断。当然，他们的勇气的确令人尊敬。
黑幕揭发运动结束了，却留下了宝贵的财产——记者的深入调查精神。1964 年，普利策设立地区性调查奖项(3)正是为了彰显这种可贵精神。而《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的小伙子卡尔·伯恩斯坦 (Carl Bernstein) 与鲍勃·伍得沃德 (Bob Woodward) 在“水门事件”的杰出表现，将调查性新闻推向了荣誉的顶峰。但是，一个需要警惕的事实是，水门事件后，新闻记者们又对“阴谋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想通过揭露阴谋大明星的欲望远胜于公正的报道。掲露黑幕令人尊敬，但是过分迷恋于黑幕揭露却可能正通向危险。
回到十九世纪的中国。自世纪初开始大批涌入中国的传教士，在 1840 年至 1890 年期间创办了 170 余种中外文报刊，其中包括 1872 年创刊的赫赫有名的《申报》。这些林林总总的出版物开始培养中国最开放的城市中的一些有闲阶层的阅读习惯。但直到 19 世纪末，借助了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中国报纸的影响力才达到一个新的高峰。
梁启超令人惊讶地承接了中国明星知识分子的传统，他的报刊体文章是古代雄辩家气势与通俗化语言的奇异结合。更重要的是，他打开了观察世界的眼睛，为涌动着变革浪潮的中国指引了一个看似可行的方向。他先后创办的《时务报》与《新民丛刊》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但梁启超的成功也暗示出当时中国新闻业（或许可以扩大为整个媒体行业）的必然性弱点——它是文人传统的分支，而非真正的现代新闻与商业传统。就在梁启超获得空前成功时，也是普利策与赫斯特在纽约争夺战的激烈之时，中美两位最著名的报人的个人志趣的差异，同样标志两国新闻业的迥异。尽管它们的起步时间相差并不多，却通向毫无关联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奠定了基调：新鲜的，活跃的，自由的，有创造性的，缺乏教条的。处于青春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依靠学院外，媒体也是他们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他们创办或改造了一家家报刊，将它们变成了新文学、新思想的阵营。政府失控带来的自由空气与经济发展培养的文化消费市场促成了这个行业不规则且旺盛的发展。但新闻人往往只是教授、作家、翻译家这些身份的一个延伸而已。当时广受欢迎的专栏作家鲁迅更多地被人铭记为作家。当然，一些更为职业化的新闻人也的确开始登场，新闻业本身产生的利润也逐渐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但是，当时新闻业中浓郁的理想主义气质至今仍令人汗颜。夭折的《良友画报》(4)与《申报》是当时媒体行业的表率，但刚刚度过 100 岁生日的《大公报》似乎更令人尊敬。
1926 年 9 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三人接管了 1902 年创刊的《大公报》。出版人吴鼎昌拿出 5 万元以创办一家不受政局左右的报纸，在《本社同人声明》中，他们写道：“没有干预言论的股东，也不受社外任何势力的支配。因此言论独立，良心泰然。而我们同人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这份声明所提出的“超越党派的公正原则”是阿道夫·奥克斯 (Adolph Ochs)(5)1896 年接手《纽约时报》时的根本理念，它是成熟的新闻业的基础。三位办报者誓言的真实性我们无从考证，而吴鼎昌最终加入政界也得力于《大公报》的声誉。但就其姿态而言，他们无疑被一种更高的理想所驱使，即将自己视作一家值得尊敬的公共机构。
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从左往右）
吴鼎昌时任《大公报》社长，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
《大公报》的成功证明了这种理想主义的生命力，它在国难年代成了最受尊敬的报纸。就其形态而言，《大公报》在三四十年代的表现相当成熟，它建立了更为广泛的通讯社，在版面设计上也采用了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它对于世界局势的广泛兴趣，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关注令人吃惊。在重新翻阅《大公报》时，你会发现除了诸如范长江这样的杰出记者外，该报几乎号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精英，包括胡适、丁文江、傅斯年、梁实秋、张申府等。
在阅读有关《大公报》的文献时，吴、胡、张三位改造者的胸襟与远见，对新闻业的深刻理解仍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他们既意识到“经济独立”是报业生存的基础，同时更明确地认识到报纸绝非一般的商业机构，它肩负着更为崇高的使命。而当时中国面临的种种困境，使中国的媒体呈现出与西方正统不一样的性格。
在 1941 年接受密苏里新闻学院的荣誉奖章(6)时，总编辑张季鸾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民国以来中国报也有商业化的趋向，但程度还很浅。以本报为例，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而早在 1936 年，为纪念《大公报》续刊 10 周年，报社仿效普利策的做法，拿出 3000 元，分别设立了“科学奖学金”和“文艺奖学金”，以鼓励该领域的人才。在尽量摆脱低级的政治与商业影响的同时，《大公报》力图将自己塑造成一家真正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机构。它不依赖于政府，却试图影响政府；它启蒙民众，却拒绝成为乌合之众的情绪发泄场所。当九·一八事件发生时，全国民众沉浸在一片抗日的爱国情绪中，《大公报》却理性地强调：“为国家前途计，绝不能作孤之一掷，所以仍旧主张保持和平，培养国力，而不取激烈态度……”即使报馆与张季鸾本人都为此收到邮件炸弹，却仍坚持“宁牺牲报纸销路，也不向社会风气低头”。
就在《大公报》的影响力逐渐达到新高的 1935 年，奥克斯领导《纽约时报》三十九年后去世。此时，《纽约时报》的严肃作风使它与英国的《泰晤士报》并称“报纸中的报纸”，有人这样评论：“赫斯特、普利策追逐的是金钱、政治权力与声名远扬。而阿道夫·奥克斯追求的则是受人尊敬。”
正如英国人约翰·密尔 (John Mill)(7)，那位杰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他将只会嘲讽世情的人视作末流思想家和最低等级的消极或破坏哲学家：“他们只知道什么是假的，却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他们使人们的头脑意识到陈旧观念和体制的自相矛盾和荒谬，却提不出新观念来填补空缺。我不想贬低这些人的贡献，人类深深地感激他们。世人相信许多虚假的事物，也相信许多曾经是真实的但后来早就不真实的事物。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消极哲学家）永远也不愁没事干。勇气，言辞犀利，掌握好辩论技巧和哗众取宠的方法，可以把最浅薄的人和最玩世不恭的人造就成一个消极的哲学家……”
我们见到的丑陋已经太多，现在我们更需要知道，什么是美丽的、高尚的和健康的。我们当然承认，任何新闻机构都是某一种力量与利益的代表。尽管新闻工作者不断强调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媒体仍主要是其创办人与经营者的意志的反映。奥克斯与他家族的继任者充分相信“社会责任比利润更重要”，这种精神在亨利·鲁斯 (Henry Luce)(8)身上也同样鲜明，而在 50 年代至 70 年代的美国新闻界也广被承认。
这被今日的新闻从业者追忆不已。彼时，新闻业是商业机构的一种形式，却又不太一样，记者们不用像公司员工那样循规蹈矩。记者们被描绘成一群不安分的家伙，他们到处和权势对着干，对大人物冷嘲热讽。“扒粪运动”留下的一个光荣传统就是，记者们要揭穿表面光鲜的家伙们不可告人的秘密。
如同张季鸾在 1941 年的密苏里新闻学院所说，中国报业与国外报业不同，今天，我们在对《大公报》怀着类似美国记者对于当初的《纽约时报》的乡愁时，同样可以意识到这两种怀乡病的不同。不过，不管是中国的新闻人还是美国的记者编辑，拥有相似的怀乡病仍值得庆幸。毕竟，还有东西值得我们追忆。那些消逝的人和事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做得多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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