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不确定感正四处蔓延。破坏与重生，受困还是飘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面临这样的选择。内心追问也不得不展开，你到底相信什么、寻求什么，并愿意为此付出何种代价。我想起四年前在以色列的旅行，这座城市处于永恒的挣扎，在黑暗与光明间剧烈摇摆，每个人都要在其中确认自己，包括那位香港餐馆老板，在不断的爆炸声中，他的“龙城”仍在继续。
你只能前往大马士革门。暮色初降，耶路撒冷的餐厅几乎都已关闭，为了翌日的第二圣殿倒塌祭日，犹太人开始斋戒，以饥肠辘辘表现自己的虔诚。
在神圣的禁忌笼罩下，灯光下的水果摊、烤肉铺以及人群，像是一条洋溢着喜悦的暗道，许诺你能继续体验日常的诱惑。那家叫“新棕榈”的旅馆的霓虹灯，虽已残缺，仍然固执地闪烁，令你想起丰腴的老板娘、狭窄楼道里的殴斗以及一个嗜酒的落魄作家。
新棕榈旅馆——我心中理想的作家的居所，位于耶路撒冷旧城大马士革门外。
这是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聚集区，灯泡瓦数不足，暗淡的光圈让紧闭的大马士革门散发出迷离之气。据说，门前道路的确直接通往大马士革——如今正饱受内战困扰的叙利亚首都。
我们在一家以烤鸡闻名的小店坐下，点了半只烤鸡、几个肉串，以及无法回避的 Hummus ——这鹰嘴豆制作的调味品多少像是老干妈之于中国人。新的禁忌也随之到来，阿拉伯人不提供酒，你只能用甜腻腻的果汁送下油腻腻的烤肉。
饥饿感，是我再度来到耶路撒冷时最直接的感受。对这座圣城，我最初的印象并非宗教和纠结的历史，而是情欲和生命力。2003 年夏天，同事小新从以色列采访归来，在和平里一家鱼头火锅店里，他讲述了此行见闻。老城中的哭墙、死海漂浮自然会提到，他还见到了那个留着银白长髯的亚辛，这位令人不安的精神领袖，外貌犹如《指环王》中的萨鲁曼巫师，也是暴力冲突的鼓吹者。
最让他兴奋的是与两位以色列士兵的相遇。他们带他前往耶路撒冷的酒吧，教他如何与陌生女孩搭讪。这两位年轻人白天还持枪闯入陌生人家，搜捕“可疑”人物，夜晚就坐在酒吧里与中国记者闲聊，这种流畅的生活态度令小新费解又感慨。25 岁的小新正受困于自己的羞涩以及一段过分漫长的恋情。以色列之行戏剧性地改变了他，让他果断结束恋情，成为了一个要用力拥抱每个陌生姑娘的人。
位于耶路撒冷的酒吧 Gatsby Cocktail Room
10 个月后，我也来到了耶路撒冷，阿拉法特将逝去的消息几乎将全球的新闻记者都带到此地。巴以间源源不断的冲突，这些冲突背后漫长的纠缠令圣城成为一座新闻之都。
这一切与我无关。作为一个在北京成长的青年，世界即意味着美国以及西欧，它们代表的近代启蒙精神与技术革命是我认定的历史方向。
来到耶路撒冷，更像为了满足一个记者的虚荣心。当我看到自己一心要模仿的《纽约时报》《经济学人》上充斥了关于它的报道，意识到全球新闻业的同行都会聚此地时，自然也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我不清楚，该用什么视角去理解它，即使“在场”，也并不具备控制现场的能力。
在阿拉法特的官邸外，拥挤的人群令我不知所措，只能靠在一旁的电线杆上读当日的《纽约时报》，看它如何描述昨日此地景象。一位脸颊红红的波兰电台女记者，手持录音机站在一旁，多少分享着相似的迷惑。
离开新闻现场之外，我去老城闲逛。站立在哭墙前，我没有被激起任何历史与宗教之忧思，只是对那些头戴高帽、两鬓留着细长发缕的路人所吸引，他们是正统犹太人。狭窄小道两旁，满是挂满毛毯、丝巾、鞋帽以及旅行纪念品的小店，像是将义乌突然搬到了圣城。我完全忘记了，这每条小巷、每扇打开的窗口都曾充斥着杀戮与恐惧，这里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共同宣称的圣城。
哭墙前的人们
在一家地下酒吧，我最终见到了那两位年轻士兵。他们都强壮、爽朗，与街头那些士兵并无两样。在耶路撒冷，手持冲锋枪的军人四处可见，他们站在街角，乘坐公共汽车，随时提醒你这是一个战时国家；他们又神态悠闲，像是夏令营的大学生，如果你上前要求合影，他们也乐于摆个姿势。
奇迹不会一再显灵。我和他们的聊天像受潮了的火药，没有迸发出期待的火花。他们试着和邻桌的姑娘搭讪，也并不算成功。我期待着小新式的顿悟，却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就这样离开了耶路撒冷，除去我到过那里，并无更深记忆。这一次的感受略有不同。一个大风的下午，从橄榄山俯瞰老城时，内心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激情，仿佛看到了一层层的死亡、迷狂与虔信。身后那些布满细细尘土的墨绿色橄榄树叶诉说着神秘，苏格拉底、挪亚、恺撒、克娄巴特拉、大卫王都曾被它们环绕。
时隔 14 年，这一次的耶路撒冷之行，不是因为突发新闻，而是因为一位预言家。希伯来大学的一位年轻学者在过去几年征服了中国。他将人类 7000 年历史浓缩在一本书中，还给予一切都是虚构故事的判断；他描述正在到来的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革命，预言未来社会的悲惨模样，人类很可能成为多余品。他似乎同时是一位历史学者与预言家，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调写作。
站在橄榄山上，我似乎理解了他的思想方式。这地方充满了毁灭与再生，一切真实又虚幻，过去与未来首尾相连，分不清方向。这或许也与我的心境变化有关，从前的那股乐观和深信不疑的线性历史观一同消失了。我隐隐感到，这个被新技术驱动的新时代，不是理性、开放与解放，而是迷狂、封闭与奴役。
2018年，与王石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漫步。
接下来几天，我拜访了性格开朗的心理学家，她有着标志性的美国式微笑，像是长大不久的橄榄球场上的啦啦队员。20 年前，她从美国搬回耶路撒冷，因为她感到一种召唤，她喜欢谈论“更高的意识”与“神秘体验”，她说自己能够看到未来。我在一个即将成为拉比的医生家喝茶，他说起大屠杀的创伤，塔木德蕴含的智慧，犹太人似乎在过去与未来间穿梭。一个中午，我再次坐在大马士革门外的烤鸡店，对面是一位 30 岁出头的巴勒斯坦律师。他满是苦涩的表情，提醒你这座城市的现实压迫。作为巴勒斯坦公民，他没有被世界认可的护照，只能通过旅行证件出国旅行。他成长于此，目睹着以色列占领区的不断扩张，巴勒斯坦人日益紧张的空间，一心想用自己的法律知识来捍卫弱势者的权利。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军事占领的生活。
我没见到那位年轻的、过分博学的预言家，我们的会面地点改在了特拉维夫。离开耶路撒冷时，我再度经过大马士革门，觉得它亲密又遥远。
朱先生唱起了《我为祖国献石油》，到了“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时，他扬起右手，似乎丰沛感情正从胸膛溢出。他的广式普通话有些含混，声线在一些高音部分明显吃力，神情却专注异常。
我怎么也没想到会在夜晚的特拉维夫听到这首歌，且出自一位香港人之口。Alenby 大街上这家中餐厅有一个响亮却陈旧的名字“龙城”，店名与门口的红灯笼、墙上的书法都让你想起一个唐人街的世界。如果有一位李小龙模样的人出入，一定更为圆满。
特拉维夫没有唐人街，“龙城”孤零零地矗立于特拉维夫的这条干道上，与那些酒吧、比萨店、花店连成一片。在品尝了各式口味的 Hummus 之后，我开始对一份水煮牛肉充满渴望。同事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龙城”有着全球最佳红烧肉。旅行经常带来感官失调，催生出某种幻觉，我坚信在维也纳吃到了世界最佳的西红柿炒鸡蛋，在东京的池袋公园西口尝到了全球最佳酸辣土豆丝。“龙城”的红烧肉实在平常，盘底两片生菜尤其难以忍受，像是对沙拉趣味的某种妥协。西红柿鸡蛋汤却是意外之喜，有一种清淡的浓郁。
在上菜的间歇，朱先生从后厨走出来。我喜欢他脸上的淡然表情，和缓的语调，像是从哪一部港片中飘出的人物，像一位厌倦了江湖纷争的退隐者。
“龙城”中餐馆老板朱先生
一个怎样的“江湖人士”会退隐到特拉维夫呢？现实的朱先生没有江湖往事，却有另一番故事。他出生于惠州，整个童年在一轮接一轮的运动与改造的时代背景中度过，1962 年，13 岁的他成为逃至香港的难民群中的一员。与我在书中描述的恢宏场景不同，他只平淡地说，他们一行走过边境线，亲人在九龙接下他们。他随即开始融入崭新的生活。60 年代的香港，既有工业革命催生出的繁荣与机会，也有伴随而来的动荡与风险。他记得 1967 年街头到处是人造炸弹的景象，也对于新蒲岗的塑胶花工厂的骚乱记忆犹新。
经由短暂的骚乱，香港迈上了新阶段。朱先生对工会组织的印象颇佳，他们举办各式联谊活动，学唱革命歌曲。 
1979 年之后，很多人选择了移民。这也是香港历史命运的缩影，开埠不久，它就是华人劳工中转地，是中国人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跳板。
与同辈人纷纷前往美国、欧洲不同，朱先生喜欢上了中东的蓝天与海洋，移民到特拉维夫，开设了此地的第一家中餐馆。
特拉维夫，以色列第二大城市。
“全世界各地来的犹太人，美国的、欧洲的，自愿到这里，上前线。”餐馆没开多久，他就赶上了黎巴嫩内战。他记得满街都是背枪的人，他们在指定的集合点集结，政府统一将他们送往前线。或许，这也是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犹太精神的复杂性，他们常被描述为高度的逐利性，又表现出强烈的献身精神——为了宗教或是国家。
在接下来的 30 多年中，战争与恐怖事件从未离开过他。他记得 1991 年的海湾战争，飞弹不断来袭，它即使在空中爆炸，“也会地动山摇，玻璃全都在晃动”。他跑到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月才回来。他更目睹了 21 世纪初的自杀性爆炸浪潮，在公交车站、在酒吧、在海滩，他看到血肉横飞，一只残臂挂在路灯杆上。
被战争摧毁的家园
他原本想挣些钱再前往美国的计划告吹了，没人愿意接手他的餐馆。不管香港与内地的移民浪潮多么汹涌，却很少会涌到特拉维夫。谁会真的选择只会出现在国际争端中的城市呢?
他也习惯了这里，学习希伯来语，有了犹太与阿拉伯朋友，离不开那些菜市场，尤其是特拉维夫的海滩，“天空的月亮还是很圆的，比香港的还圆，星星比香港还亮……香港的海水也没这么蓝了”。他甚至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未来也不无信心，这里既是犹太人也是阿拉伯人的家，“应该有破冰的一天”。
归家的渴望也诱惑着他。尽管一个小小的华人社区正在兴起，很多是随着中国影响力扩张而来的中国商人与劳工。他仍觉得自己是特拉维夫的局外人，甚至多次光顾的小偷都在提醒他这一点——一个外来者要承担更多的不公。但他又觉得此刻的香港，不是他曾熟悉与理解的那个香港，甚至连个住所都不好解决，房子实在太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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