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我们都被一种越来越强的受困感左右。你对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愈发抽象。面对不断堆积、无法排解的压力，回忆、头脑中的远游，带来逃离与放松，哪怕是暂时的。这篇不丹的游记写于 2009 年，那时我对生活、对世界的想象与现在大不相同。
噶玛晋美（Karma Jigme），三十八岁，黑黑的脸，胡须和头发同样黑而密，五英尺高，穿一件尼龙网眼的绿迷彩短衫，身上满是尘土。他带我们看他山坡上的果园。
荔枝树要二十年才结果实，柠檬要二十五年，石榴也要二十年，这种日本芒果短一些，五六年就好了……他谈起这些，像是说起童年的伙伴，他们一起长大，分享忧虑和喜悦。十二公顷的坡地，从山坡的这头到那头，都是噶玛晋美家的。他的爷爷在三十年前，或更早一些，买下这片地，田里的果树大多是爷爷种下的，他的父亲也带着他种过一些。“它们不该这么早就掉下来。”他弯腰捡起地上青而硬的芒果，把自己短衫的前摆一卷，变成个兜子，放了进去。
山坡上风景宜人，果树、竹子和野草共生，涧流拍打着岩石。顺坡而下是普纳昌河，它混浊而有力地穿过山谷。对面则是另一座高山，山坡上是大片的松林。
只可惜，我们的视线不能忽略山脚下一辆辆到来又离去的黄色卡车，它们满载石头和沙土，发出恼人的轰鸣声，一阵山风吹过，沙尘扑面袭来。
“尘土、尘土，它不能呼吸了。”噶玛晋美指着三株枯黄的小树说。他的英文费力，我们全凭跳出的关键词，试着相互理解。
对他来说，提前掉下的青芒果和枯树以及河畔荒芜掉的稻田一样，都是这项巨大工程所致。还有对面上的野山羊，它们常成群结队在山坡上吃草，自从大坝开始修建以来，它们就都失踪了。
八个月前开始修建的普纳昌河水坝，是不丹有始以来最宏大的水利工程，一千二百万瓦的发电量。主要输送给印度，换取不丹需要的经济成长。
除去水利资源，这个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国家，无可依靠。它的面积与瑞士相仿，夹在辽阔的中国与印度之间，北部是茫茫雪山，南部是茂盛的丛林，它的七十万人口分散在山谷和丛林之中。没有大块的平地耕种，也没有矿产资源，贸易则因高山而阻隔。沿山而下的水流，蕴含着无穷的动力。
因为修坝而淹没田地和住房，是几个月来不丹的大新闻，八十九户农民因此搬迁。政府许诺给予他们对应的土地补偿，他们对这个赔偿并不满意。
“假如土地分为 A、B、C、D 等，他们要给我的是 D 等。”噶玛晋美说。除去四公顷的稻田，政府还想征用他的十二公顷的果园。政府要付每月五百美元的租金，他期待的则是四千美元。在一个人均年收入一千四百美元的国家里，噶玛晋美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人。除去拥有这一片田地，他还在普纳昌河旁开了一家小咖啡厅 NT，站在山腰上，店招牌 NT 清晰可见。七年以来，这家小店是来往车辆的歇脚之地，而现在它则被包围在工地里，建坝的小伙子们拥挤在店中，谈笑、喝啤酒、听音乐、玩 Caron 游戏——它有点像是变形的台球游戏， 塑料片取代了台球，手指则充当球杆，而同时成群的苍蝇在四周飞个不停，这是佛教国家，没人会主动伤害它们。
我坐在铺着塑料布的桌前，听着工人们的喧闹，还有软塌塌又闹哄哄的印度流行歌曲。五点时，一声巨响传来，我跑到阳台上，看见远处的河面上一阵尘土扬起，接着又是一声，河岸山坡上的碎石随声飞起，一块块地落入河中，又是一浪尘土扬起，灰尘开始像波浪一样涌来。转刻间，咖啡馆和它的喧闹被裹在其中，我们满身尘土。
噶玛晋美笑吟吟看着我们。他早已习惯这爆炸，每天三次，早晨、中午、傍晚，当工人们在吃饭休息时，爆炸就开始了。山体被炸开，以拓展水坝的容量。
不知该感伤，还是沮丧，水坝破坏了从前的宁静，也带来意外的机会，对于噶玛晋美来说，他在山坡上的房子以每月五百美元租给了工程队，小店生意兴隆。不过，对噶玛晋美来说，即使赔偿合理，他也不情愿，他希望自己四岁的儿子也能看着这些果树开花结果。八十九户中绝大多数没有噶玛晋美这样富有，他们面临的困境可能要比这严重得多。
碰到噶玛晋美时，是我在不丹的第四天。
从北京出发，带着无知、好奇和怀疑来到这个国家。还是在初中的地理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不丹的名字，它和锡金、尼泊尔共同出现，与西藏接壤。谁会对这隐藏在喜马拉雅山中的小国产生兴趣？在我成长的岁月里，美国和西欧才是我们关心的。它们出产亚当·斯密、伯特兰·罗素、哈佛大学、《时代》周刊与好莱坞电影、曼哈顿的摩天大楼、丘吉尔与罗斯福、可口可乐和牛仔裤、汽车、电视和互联网……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吃力并不知餍足地吞下这一切，好让自己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我们赞赏的是富强与规模。我们充满饥渴，很难感觉到对物质的厌倦。所以詹姆斯·希尔顿对香格里拉的神秘描述，只是最近几年才进入视野，随即它变成了另一种消费上的时髦，人们像谈论最新的 iPod 和刚开张的泰国餐厅一样谈论他们最近的西藏之行，蓝天、白云、雪山和橙红僧衣下的青年喇嘛……色彩感十足的组合、荡涤心灵之说，让我倒足了胃口——他们不是去发现自我，而是逃避自我。
不丹，不正被称作“喜马拉雅最后的净土”吗？锡金已被纳入印度的版图，尼泊尔深陷政治上的动荡，只有不丹，它不仅享受着一贯的宁静，一年前还平静地完成了民主改革(1)，它也正向世界输送一个振奋人心的理念 GNH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用以取代备受病诟的GNP(2)——一个国家的成就不该是她的人民生产了多少物质，而是她的人民是否感到幸福，是否呼吸到干净的空气，是否能保持昔日的传统。
在飞机上，我断断续续地阅读着打印出的一叠材料，大多是英文媒体过去十年中对不丹的报道。除去 GNH，另两个话题支配着这些报道。1999 年，它使电视合法并引进了互联网，在此之前，在这个国家观看电视既不容易，偶尔也得冒点风险。富有的家庭偷偷把电视机从印度带回来，安装临时的天线，可怜巴巴地只能接收到一两个印度电视台歪歪扭扭的信号，或者只能用录像带来追踪印度肥皂剧。另一则是有关 2008 年的大选。民主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正遭遇一连串挫败时，不丹的消息必定振奋了一部分人的心。
在厚厚一叠的报道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来自 1995 年 10 月 25 日的《纽约时报》。纽约联合国总部戒备森严，世界政客们来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一位记者在第四十八街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不丹的外交部部长达瓦次仁（Dawa Tsering）。“他喝着立顿茶，身边没有保镖。”记者写道。
达瓦次仁正在修改他的演讲稿，在一百七十八个国家代表的发言中，他排在第一百七十一位，这时已是夜晚，庆祝会已基本结束，大多数听众已经离去。塞克斯顿发现，这并没有太多地干扰达瓦次仁，这位六十岁的外交部长，住在一间大学公寓里，每天乘坐公共汽车前往不同的宴会。他经常穿着不丹的传统服装——一种男式长裙，它叫 Gho。不过，当他讲演或感觉到被太多人注视时，他也穿黑西装。让记者印象尤深的是他的自信，在一群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之间，达瓦次仁从未陷入过被忽略的焦虑，他向希拉里·克林顿推荐最近的不丹艺术展，愉快地知晓乌拉圭有三百万人口，牛却有一千万头。他对《纽约时报》说：“你看，我们没有全球议题，但我们也不会忘记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我们并不觉得身在局外。对不丹来说，联合国不仅是个展示窗，它也是此刻正在发生的历史。”
我很难说清这则短短的、十四年前的人物素描给我带来的奇妙感受，它安静、孤独、诗意、温暖，像是来自另一个时空。
不丹的确像是另一个时空。我乘坐的这架飞机隶属于 Drukair，不丹唯一一家航空公司，它只有两架飞机。Druk 在不丹的官方语宗卡语中意味着 Dragon（龙），它喜欢自称是 the Kingdom of Thunder Dragon（雷龙王国）。
没有直通候机厅的密封通道，旅客们走下舷梯。小的水泥机场被包围在青山中，下午四点，阳光仍旧明媚，风吹过，干爽宜人。没有巨大的广告牌，只有五位国王的画像排列在一起，欢迎你来到他们建立的国家。没有拥挤、漫长的走廊，没有一排排巨大的传输带，也没有长长的入境队列、巨大的电子显示牌，免税店冷冷清清，最抢眼的不是香奈尔的香水广告，而是一本《关于不丹的一切事实》的书……一切都是手工的、家庭式的，散发着木头的柔和，而不是玻璃、钢筋式的冰冷。
那些浮光掠影却美妙非凡的画面随之而来。在帕罗(3)的山谷中，我看到涂着橙色龙的飞机摇摆着从绿色山间穿过，像是一个大型的遥控玩具；我还看到成群的学生，男孩子穿着红格子的 Gho——类似长袍的民族服装，配以长袜、黑皮鞋，女孩子们则是蓝色的 Kira——短上衣、长裙，夕阳正到来，到处是裹在灿烂色彩中的少年；寂静午后寺庙中的喇嘛，抬手扬起红色袈裟，惊起地面上灰色的鸽子，飞过高大的白墙；不管走在城市的何处，一抬头总是看到山，松树和柏树布满山坡，还有白色、红色、绿色、蓝色的经幡，有的破旧、有的崭新，都随风飘扬……
见惯了北京的庞大、喧闹、肮脏、焦虑、拥挤、物化，你可以在不丹的首都廷布体会另一种城市生活。星期天的清晨跟随一群孩子，前往他们半山腰的学校，今天是佛祖的涅槃日，学校请来僧人主持一场仪式，我们贸然闯入，却受到意外的欢迎，单手接住圣水，喝下并洒在头顶上，坐在佛堂一角，听着僧人们念经。敲鼓的鼓槌甚是有趣，它是铁丝弯成的问号形状，是在提醒诵经的僧人们仍要保持追问和质询吗？夜晚八点，城市就变得黑暗和安静下来了，满城的狗都在叫；从城市的这头走到那头，只需要十分钟，繁华的市中心也不过是一片商店，每间最多十几平方米，电视机、手机、音像、食品陈列其中；城市中建筑都很低矮，三四层楼，像是稍为改变的藏式建筑，好像生长在山谷之中；再没有见过比这里更放松、友好的国民了，他们总是彬彬有礼，热情而放松，不用担心抢劫、盗窃，丢失的东西也能轻易地找回，你也可以随时推开著名学者、报纸出版人的办公室，和他长谈一个下午然后离去，他既不感到意外又始终兴致盎然……
旅行总是令人放松的，但是从未有一个地方像这里一样，让我感觉到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区之中，人的味道、传统的味道而不是机器、数字的味道，弥漫在生活中。但这又不是一个封闭的社区，人们开放，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也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直言不讳，却从未失去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加拿大，它干净、秩序，或许太有秩序了，在超市买东西时，收银员只会说谢谢，还那么机械，一个星期吧；夏威夷，沙滩、阳光，人也放松，两个星期吧；意大利，食物好、酒好，到处是 Party，六个星期吧；澳大利亚，那里的种族歧视太厉害了……”
多吉彭乔（Dorji Penjore）对我说，他是不丹文化中心的一名人类学家，敏感、庞杂、热情洋溢，毫不吝啬自己的喜恶，我们谈话从 T. S. 艾略特跳跃到泰国廉价的性产业。他先是在不丹最著名的大学学习英国文学，爱上 T. S. 艾略特，他喜欢这个阴郁的诗人对阴郁的 20 世纪的描述，那种一望无际的荒原。他在澳大利亚学习了人类学，研究活生生的个体，他们如何共处、如何应对变化。他周游世界，从夏威夷到意大利，他参加各式研讨会。他用自己可容忍的居住时间，来判断一个国家的优劣。市场里的货物没有价签，人们问价，然后开始东拉西扯地交谈，社区感不就是这样构造的吗？
不丹文化中心位于半山的一栋二层的木制房，俯视整个廷布山谷。GNH 办公室也设在这里，每年都有世界不同地区的学者至此，来探讨 GNH 对现代世界的意义。这个山谷中的小国，散发出意外的光彩，七十年未遇的经济危机，也加强了它的亮度。人类生活就像是那些金融衍生工具一样，复杂、凌乱却脆弱不堪。经济增长作为世界性的世俗宗教已存在了半个世纪，似乎没有给人带来救赎，只是加重了焦虑。这个世界似乎正陷入疯狂，人们一方面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足，另一方面却变得贫困不堪；世界看似进入一个复杂的高度文明，却又丢失了基本的常识。
而不丹仍是个尊重常识的国度。它需要经济增长，却无意以牺牲环境和社区感来换取，它欢迎现代世界，却也不愿丢弃传统价值。它让一个旅行者所感受到的一切迷人，不正是这些将相互冲突的力量容纳到一起吗？
在很大程度上，此刻的不丹受益于它的封闭。20 世纪那些激动人心却也常常暴虐的历史运动，不管是意识形态之争，还是汹涌澎湃的跨国资本运动，都从未侵袭过它。从没有可怕的记忆压在不丹人的神经之上。
但是仅仅描绘这些吗？再次印证对这个喜马拉雅山隐士之国的赞叹，它的和谐、安宁、朴素，像是这个日益贪婪、烦躁、堕落的世界的对照？
一个外来者，多么容易一厢情愿地简化现实。就像一位 20 世纪 70 年代初来到中国的西方游客，他肯定是厌倦了物质世界、消费主义对个人的压抑，对中国人的贫困心生浪漫幻想——这是一个多么自足、平静、缓慢的国家，却看不到下面的焦躁、压抑和渴望。不到十年后，中国人对物质的狂热劲头一定吓坏了这些幻想者。
偏见深具黏性，人们走到哪里都带着它。中国经验早已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我。悠久历史、辽阔疆域，还有到哪里都摆脱不掉的人群，每一个中国人在骨子里都有种天然的优越感。
我很怀疑，我不由自主地带着这些烙印来看待不丹。它面积不到四万平方公里，只有重庆面积的一半，人口则是七十万，我居住的北京朝阳公园一带可能就达到这个数字了；当它 1907 年第一次统一时，中国的体制已存在了两千年……
尽管没有看到任何确切的证据，我却本能地相信，不丹曾是中国的朝贡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小规模，让它乖巧可爱，连冲突和罪恶似乎都没那么可怕。
我到来时，一些案件正让本地新闻媒体忧心忡忡。藏传经文的 Chorten（神龛）被盗窃；一名十九岁的乡村少年试图在树林中强奸一名十六岁的少女，但他失败了，因为喝多了酒；随处可见的射箭比赛，有时会误伤行人；一起诈骗案，一名不丹学生听信了电子邮件中的获奖信息，为了赢取一个来自英国的一百万英镑，他付出了一百万 Nu(4)，约两万多美元……
连噶玛晋美的故事，也没让我的兴奋持续太久。新闻记者喜欢冲突，大坝也正是种种冲突的体现——政府与民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但是以中国的标准看来，八十九户人家的移民规模实在太小了，以至于可以忽略。噶玛晋美会抱怨这一切，但是他并没有特别的悲剧感。他也从来不是孤立无援的，新闻媒体都站在他们一边。本地报纸 KUENSEL 在 6 月 5 日的社论中写道：“重新安置一个村庄不仅是重建房屋，它是容易的部分，你必须要考虑农民的耕地、牛的饲养、饮用水源、建造灌溉系统。他们必须要适应新的生活。这种跳跃实在是太大了。”这份当地影响力最广泛的报纸的口吻既温情又坚定，它对农民温柔，对政府则强硬。它接着写道：“毫无疑问，水力发电是不丹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同时，政府不该忽视迁置问题。必须确认，经济增长不该伤害本应被保护的人民和土地。”
但倘若耐下心来，你会感受到另一些景象。在这个国家平静、和谐的外表下，却是激烈的、戏剧性的变化。很少有国家像不丹将如此众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革，压缩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一直到 1958 年，它仍是农奴制的前现代国家。在五十年里，它进行全方位的尝试。从佛学院到现代大学，从口头传说到开通电视台，从国王制定一切到民主选举，那么多第一次，第一条牛仔裤、第一辆汽车、第一部电影……
昆桑曲登（Kunzang Choden）亲历了这些变化。1952 年，她出生在不丹中部的伻塘（Bumthang）地区。他的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地主，一直到 1958 年，家里都有一大群农奴和一个大庄园。不过，地主和农奴的关系和我们习惯性的看法不同，他们仍有从属关系，但更像是仁慈的家长制，农奴付出劳动，但是地主也要为他们的生计考虑。当 1958 年解放农奴的法令下达时，绝大多数农奴并不愿离开。
昆桑曲登的父亲是革新者。1961 年，他决定送女儿前往印度读书，被村里人认定是疯子。在不丹，受教育只是男孩子的事，而且都与宗教相关，求学之路是艰难的，孩子们要去印度上学，第一所中学要到 1965 年才建立起来。
昆桑曲登白天骑马，穿过丛林和高山，夜晚时睡在窄小的山洞里，整整十二天后，她才到达印度北部噶伦堡的圣约瑟夫学校。对于九岁的昆桑来说，她对印度几乎一无所知，只知佛教就是从这里来的。
毕业之后，她回到不丹，为一个瑞士援建的农业项目工作，帮助工作人员和本地人沟通。也是因此，她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一位瑞士农业学家。他们在 1976 年的婚姻，是昆桑的另一个勇敢尝试。不丹已经缓慢地开放，但是嫁给一个外国人，仍是惊人之举。
如今，昆桑是不丹最重要的女性作家。我在廷布的泰姬酒店和她喝下午茶。她安静、温和、耐心，像是一个离休的中学教师。她已周游过全世界，美国、菲律宾、老挝，她又回到了不丹。她 2005 年出版了英文小说 The Circle of Karma (《业的循环》)，追忆了她的童年经历，那个处于变革前夜的不丹。“不用过高地估计电视、互联网的影响，”她说，“1960 年代建立学校、修建公路的影响可能更关键。”是啊，如今她前往印度北部，不再需要十二天的旅程，新一代人可以在自己国家的中学接受教育。
新挑战也随着变化而来。她还是个不丹民歌的热心收集者。这些民间传说是她成长最初的养料，它们经由一代代不丹人流传下来。但伴随现代教育的开始、更多的人涌入城市，这个传统正面临着中断。这个国家的一切变化都太快了，三十年前它还属于口头文化，现在就跳跃到视觉文化，电视和电脑屏幕支配了新一代的认知。她想用文字留住这些民歌，阅读文化对这个国家的成熟仍至关重要。
多吉彭乔一定认同昆桑对变化的感慨，担心不丹的一切美好会被不可避免的力量所改变。“全不丹，再也没有比这丑陋的城市了。”他指着山脚下的廷布市说。在我看来仍安静、和谐的廷布，在他看来正在呈现所有的城市病——汽车带来拥堵和污染，楼房千篇一律，商业化侵蚀了伦理关系，而娱乐产业则腐蚀了传统价值……“我记得那首诗，好像正是 T. S. 艾略特所写，”他对我用听不太清的英语说，“他说人有九种不同的死法，最可怜的一种是死在 20 世纪的大都市中。”几天后， 我试着去查询这首诗，找到了是埃德温·布洛克（Edwin Brock）的《杀死一个男人的五种方法》，那真是悲凉而尖锐之作，最可怕的方式就让他独自生活在 20 世纪的城市之中，孤独而凄凉。
在六年前的一篇探讨不丹的安全问题的论文中，多吉彭乔提到这个国家面临的另一个巨大威胁——全球化，尤其是其中以互联网和电视驱动的大众媒体革命，它既给每个人带来了广袤的知识，也形成一种新的可怕现实——所有人都读同样的书、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人们不需要创造和寻找自己的观点，媒体早已大量供货，它造就了低劣的智力生活，也混淆了不同文化的独特性，在表面的丰富性之下，是新的单调。“有线电视或许打开了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眼睛，”多吉彭乔写道，“它却模糊了我们向内看的视线。”他最担心的现实是，不丹在迅速变化的全球消费文化中，“弱化了社会稳固性，污染了文化，家庭价值观也随之解体”。
对于多吉彭乔来说，邻近的泰国，是再显著不过的失败例证。旅游业摧毁了这个国家，消费文化、廉价的性，让这个昔日美丽的国家步伐慌乱，失去了自尊。（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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