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比想象的轻。几乎毫不费力，我抱起她扛在左肩上。暂刻犹豫之后，我把手轻搭在她的臀部上，而不是如小说中描绘——“右手扣住大腿”。除去我的羞怯，也因为她穿的是牛仔裤、不是紧身的傣家筒裙。
姑娘是我在芒市机场的行李转盘旁碰到的。在人群中，你很难忽略她的马尾辫与挺拔身材，贴身的长裙与衬衫令她像是一个诱人的粽子，我想起了陈清扬。
我克制了搭讪的欲望。走出有冷气的机场后，即刻感到自己被热带的闷热与潮湿包裹，一种欲望开始发酵。陈清扬的印象变得更鲜明起来，她穿着白大褂，走过山间小路，任凭风肆无忌惮地掠过她的身体。
借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我忍不住翻阅起手上这本《黄金时代》。黄色封面、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定价 12.8 元。在扉页上，王小波歪着头、双手插进裤兜。照片页旁还写着“文坛外高手——王小波力著问世”，字体颇为难看。该是 1995 年秋天，我在风入松见到这本书。书名缺乏吸引力，我也没听说过作者的名字，纯粹出于偶然，我拿起来翻阅，正看到王二说服陈清扬行伟大友谊一段，月光下的“小和尚”直直挺立的描述让我心跳加速。我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包装精美的罗素的《幸福之路》，买下了它。
我是个糟糕的小说读者，这本超过 400 页的小说集，总停留在前 55 页。即使是这 55 页，我也常在几个段落间跳跃。时代之背景、边境的生活都消失了，只是一个好笑又性感的男欢女爱的故事。我着迷于作者直截了当又想象力十足的性爱描写。
很快地，我发现王小波也出现在一些杂志上，总是两三千字左右的文章，常以个人经验——插队、旅行、阅读——出发，批评蒙昧、偏狭，倡导思想多元、个人主义之重要性。对我而言，这些零散的文章构成了一个更富吸引力的世界。
在九十年代末的大学，也被一股短暂复苏的自由主义思潮冲击。但在那个性格各异的启蒙者当中，他是个例外的存在，也没人比他更富吸引力——他不是抽象观念与思想，而是活生生的个体，像朋友与你天南海北。在经常戏谑的语言之下，是一颗追逐智慧、自由的灵魂。他不仅倡导这些自由，他还亲身实践它，是率先脱离体制的“自由撰稿人”。
他的突然离去使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且凝固成一个神话。对于很多文艺青年，他成了 cult 式的存在，对他的态度流露出你对生活、世界的看法；他还催生了一个出版门类，他的各式文集、对他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
我买了他所有的小说与文集。《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里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从未真的激起我的阅读热忱，倒是《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中那些片段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借由他，我接触到罗素、卡尔维诺、杜拉斯、王佐良这些名字。我还热衷于收集朋友们对他的描述，想知道他日常生活的样子。艾晓明所编的《浪漫骑士》被我一翻再翻，他的个性比他的写作更令我着迷。

随着大学时光的结束，这种“着迷”淡去。我很少再阅读他，偶尔还被仍在扩散的“王小波崇拜”惹恼——一个反对任何姿态的作家，成了展现某种姿态的标签。我还觉得他或许被高估了，我从未觉得他会身跻伟大作家之列，作品足以流传不朽，他是个启蒙者——或许过去三十年最迷人的启蒙者，在恰当的时刻出现在一代人的生活中，这个阶段迟早会结束。
他的生命力比我想象的更顽强，不仅没在公共生活中消失，影响力还顺利地传到了下一代人中。他的一些文字与观点再度跳入我的视野，中国社会的新现实似乎让他的魅力更为显现，他所倡导的一切变得更为稀缺。我重燃起阅读热忱，再度从书架上拿下《黄金时代》。这一次，我把它作为一篇完整的小说、而非荷尔蒙的片段读完，沉浸入王二与陈清扬的爱情之中。在王二扛起陈清扬，有力地拍她的屁股，让她安静下来时，爱情从泛黄的纸页中溢出来，它因荒诞的时代背景更显得有力。
它促成了这次采访。在烟台，我与李银河谈论王小波的个性与思考；在北京一间二室一厅旧居里，姚勇回忆起印象中的舅舅；旅居北京的导演老安则说起第一次拍摄王小波的场面——在那个时刻的北京，他就是一个异端。还有作家李静，这个他昔日的编辑，或许是最理解他的思想与情感的人。在一个雨后的傍晚，我还前往京郊佛山园的墓地，我看到被碎砖头压着的笔记本与《白银时代》，笔记本上写满一位扫墓者对死者的感激之情。他的书开启了她的生活，笔迹与语气年轻。我随便翻开一页《白银时代》，写到充满愤懑与挫败的知识分子舅舅。我感到强烈的亲近感，或许接近王小波离去的年纪，我开始理解他的心境。
最重要的则是这次云南之行。在景罕 14 队，我见到了他插队时的大队书记，甚至还拿了他的腊肉。老乡们发展出一套对他的说辞，他是个懒惰、却热爱读书的“野牛”，记忆与虚构混杂在一起。在一个宽阔的晒谷场我想，王小波就因此写出批斗破鞋的场面吗？我们还不无拙劣地模拟了一个王二扛起陈清扬的片段，那个机场偶遇的姑娘做了女主角（在市中心的排档宵夜时，我们又碰见了她），穿着从附近卫生站借来的白大褂。这纯粹的淘气，像是对青春记忆的某种确认。
很遗憾，这次对记忆、形象的追寻，它更有关我们自己，而非王小波。他的思想与创作世界，值得另一次更严肃、细微、也更雄心勃勃的探索。
▲画面内容来自腾讯新闻与单向空间联合出品的“十三邀”
许知远：这些年你还会想起他吗？对他的书的理解会发生变化吗？
李银河：他就是我的一段历史，和我的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的历史，所以很难说什么叫想起，什么叫没想起。
一般来说，我看书从来不爱看第二遍的，但有时候机缘巧合就又去看一遍小波的小说。前不久我看了一下他的《2015》，觉得特别好，怎么说呢？就是大笑了有七八次吧。有一次冯唐说，他看一个书好不好，就是看能不能让他笑。他说王小波的书让他笑了两回。我对他说那你肯定没看《2015》，《2015》超过你所有的小说。
许知远：像《黄金时代》《白银时代》，后来你看得很少吗？
李银河：都是很偶然地，突然间想看一下就看一下。因为我都是第一读者，而且好多小说是我给他抄的，为了投稿嘛，他的手稿有点乱。比如早期的《歌仙》，就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抄的。
许知远：他的写作也好，他的思考也好，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如果十年算一代的话，基本上两代过去了。这种生命力超出你的预料吗？
李银河：我觉得应当是在预料之中。我第一次看他的《绿毛水怪》，是在朋友圈子里传的手抄本，当时一看就很震惊。那个时候我还不认得他，后来我说《绿毛水怪》是我俩的媒人。其实那篇小说还相当幼稚，后来他成熟之后，我就说，这个人写出来东西真的是早晚的事，完全可以压箱底，死后再版都没问题的。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在美国，跟他哥哥一块儿到佛罗里达玩。他哥哥非常正儿八经地和我们讨论，说在美国靠写作根本就没法生活，绝对没戏。可是那个时候我都没有动摇，我觉得这个人生来就是干这个的，你要不让他写，他得难受死，而且浪费。他后来一直断断续续地写，我也帮他到处找地方发表。好东西，人们自然会看出来的。
许知远：一直到 1997 年，他有没有动摇过，放弃写作？
李银河：他倒是想过，靠这个吃饭不行，但是我没有逼他。从美国回来后我们俩都在北大，我做费孝通的博士后，他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工作，吃饭根本就没有问题。他 1992 年从北大辞职，当时我们有一点存款，也就够了，生活水平别要求太高就行了。就是不要孩子，我们商量好不要孩子的。小波有一个发小，说我怎么当初就没想到有这种生活方式。他和他老婆刚一结婚就生了孩子，觉得顺理成章，没想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许知远：1977 年之后的几年，北京特别活跃，充满新的思潮，新的可能性，小波当时对这些变化感兴趣么？他是什么样的态度？
李银河：你看那几十年的文学，最早都是按照大纲来的，必须得写工农兵。之后就出现批判，把道理全反过来，所有伤痕文学就是说过去怎么怎么错，可是王小波，我看他是一言不发。他觉得这和他心目中的文学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心里的文学肯定没有断线。
许知远：你们刚认识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沉默的人么？
李银河：他这个人特有意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在家里、同学里、所有熟人里，他绝对是滔滔不绝的那个人，可要是对着生人，他就一句话都没有。他们班同学关系特别好，一块儿去天津实习，晚上没事的时候就说，听王小波说书去啊。然后他就在那儿唾沫星子四溅，给人家讲故事。我原来还真没想到他是那样的人。而且他特别逗，他有急智，能当场编故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刘晓阳，有一次他编一个故事，最后说要把小羊都杀了，老羊就喊“留小羊，小羊是我儿”一一最后那句话是编排刘晓阳的。反正他是这么个性格。

许知远：我们都看过你们俩的情书，情书里的王小波和现实中的王小波反差大么？
李银河：他就是这么个人吧，说你快回来吧，你要回来，我就放一个震动北京城的大炮仗之类的，这就是他说话的风格。
许知远：王小波 1984 年去了美国，一直待到 1988 年，这四年对他的改变是什么？
李银河：他主要是在写作，可能《唐人故事》就是那段时间写的。当时我有亲戚还挺气愤不平的，因为用的是我的奖学金，他还一点儿家务都不做，全等着我回来做。那儿有一个挺好的中文图书馆，有很多大陆看不着的书，他那时候读了不少书。他有个老师叫许倬云，是台湾“中研院”的院士，重度残疾，用许倬云的话来说，他们师徒俩就在那儿“聊天”——美国研究生的课怎么上都没有人管的，根本就是聊天。王小波身体也不好，老是支不住的感觉。许倬云说，我们师徒俩东倒西歪，古今中外的就那么聊。可能许倬云对他的印象挺深的，而且对他影响也挺大。小波杂文里提到“我的老师”，说的都是许倬云。
许知远：你刚才说那段时间他一直在写唐人传奇？为什么唐传奇那么吸引他？
李银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唐传奇，大概就是看来看去，觉得唐传奇有一种有意思的东西。其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唐代也是一个特别自由奔放的时期，对身体、对性都没有像宋明理学那么把人弄得像根木头似的。你看他写的无双，疯丫头似的。我早就发现王小波的小说里，女性都写得特可爱。
许知远：为什么呢？
李银河：可能他把他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写出来了。所以老有人问我，哪个原型是你？我说哪有我啊。记得他的《三十而立》里，王二的老婆叫二妞子，是个练柔术的。我妈看了以后还说，哎呀，那个二妞子是你啊。我说哪儿是啊，怎么可能呢？
许知远：那你最喜欢小波笔下哪个女性人物？
李银河：我还真没想过喜欢哪个，反正我挺喜欢红拂的，自由地在时空之间穿来穿去，我挺喜欢那种很飞扬的东西。
许知远：在美国的时候，你们在一起聊什么呢？
李银河：就是日常各种事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呗。我不是搞社会学的嘛，有时候一些研究里拿不准的事情，只要和他讨论，他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我特别有启发。比如说我回来以后写《生育与村落文化》，我会和他讨论。有一回，他看我写的初稿，说，我给你来一段。现在《生育与村落文化》里有一段是他写的。结果呢, 他这个人的文字太与众不同了，明眼人就说，这段不像你的文笔啊。
许知远：在美国的时候，去欧洲到处乱逛是不是特别愉快的经历？
李银河：是，买学生通票，可以坐一等舱。三百多美元就可以玩二十多天，去了七个欧洲国家。我记得我们在海德堡的长椅上刻字，说等到将来旧地重游再看看。
许知远：他是 1992 年正式从北大辞职的吧？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
李银河：对，1992 年辞职的。当时他觉得特别受打扰，写作实际上需要大块的时间。他教专业英语或者教计算机，总得备课，还是受打扰的。年岁也不饶人了，他的兴趣完全不在这方面，让他做这个不是浪费时间吗？那就不如辞职了。
许知远：他开始比较多地写杂文就是在 1992、1993 年吧？
李银河：对，最早应该是《三联生活周刊》约他写专栏，他也在《南方周末》写过专栏。有人说，王小波不在《南方周末》写了，《南方周末》都不好看了。
许知远：但他一直不怎么在意，他最在意自己的小说。
李银河：对，有人要说他的杂文写得比小说好，就跟戳了他的肺管子似的。
许知远：那你觉得呢？
李银河：那当然还是小说成就大了。不过有些杂文也写得挺好, 像《花剌子模信使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北美的作家专门写了一封长信来击节赞赏，说这个作者了不得，举重若轻，用很轻松的语言来讲一个挺深的道理。
许知远：你怎么看他的文风的形成呢？非常奇怪。
李银河：奇怪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是有自己的风格的，写作者没有自己的风格，那他就还没有成功。这个可能就是小波的风格。我觉得在小说里还不明显，杂文就很明显，你把名字遮住，都能看出来是他写的。我觉得人写作的风格，首先还在于他的思维方式。比如说《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里写到，凡是报了好消息的就嘉奖，报了坏消息的就扔到老虎洞。
许知远：他去世的时候四十五岁，你觉得这四十五年里，他最高兴的时光是哪一段？
李银河：我觉得他最高兴的可能还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吧。当时他在街道工厂，我在《光明日报》。我给他写信的时候，用的《光明日报》的信封，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全厂都轰动了，我才意识到原来我们社会地位有那么大差别。当然他很得意了，他们家亲戚都觉得好像天上掉馅饼似的，捡个大宝贝的感觉。
许知远：这二十年来你们的关系从来没有紧张过吗？我看你回忆说没有。
李银河：可能他脾气太好了吧。其实我觉得也是他要求不高，比如我做饭就不怎么好，从小我们家都吃食堂，哪会做饭呀？瞎做，他也就那么凑合吃了。后来他还给我讲故事，他有时候挺会自我解嘲的，就说有一个女博士，她老公让她下挂面，她把拖鞋下锅里了。他说你至少还没做出这种事。
许知远：你觉得他懂你吗？
李银河：他应该懂吧，也没啥深奥的，我的心思最不用猜了，我就是直来直去。我记得和他谈恋爱没多久，我就说分手吧，觉得他长得太难看了，就这一理由，把他气得够呛。后来他问到底怎么回事，我说就是觉得长得太难看了，真没别的原因。他就说，你也不是那么好看。我说得，那行，就接着谈吧。
许知远：那你觉得你懂他吗？
李银河：他也没有什么特别难懂的，他也是一个非常清澈的人吧。但是从他说的话里，或者比如从他写的《歌仙》里来看，刘三姐受欺负就是人家觉得她长得太难看，我觉得要是一点儿没有受过这种气，可能也写不出来。但你要问他具体受了什么气，你问不出来，他也不说。
我觉得他心里有时候有一股挺大的劲，这种劲从哪儿来的？一定是从一些挫折上来的，但具体是什么，我就没问出来过。
许知远：跟你这么亲密的人他都不会讲？
李银河：不会讲。我可能有一些话，说他说重了。有的作家都是极度敏感的，别人感觉到一，他可能已经感觉到十了，以后也不愿意提了。
许知远：你觉得王小波身上最持久的魅力是什么？这么长时间还有那么多人对他有那么强烈的感情，这在当代作家里可能是唯一的。
李银河：因为他写得好吧。王尔德说过，其实文学没有这个派那个派，文学只有两类，一个是写得好的，一个是写得糟的。他是属于写得好的那类，所以大家念念不忘。
许知远：和他核心的精神气质、价值观有直接关系吗？
李银河：他年轻的时候说，要试着创作一点点美出来。我想这里面一定是达到了一点点美，大家看出来了这里面有一点美。他的文字，他写的故事，他创作的人物，他的某个想法，或者整个呈现出来的东西，有一点点美，我觉得大家的喜欢就在这儿。
许知远：他生前恐惧过死亡吗？
李银河：他很少提这个事。其实我还是挺喜欢想那些虚无的东西，比如说宇宙和人生的无意义之类。他给我的信里不是也说过，我们在讨论幽冥的问题吗？在这一点上他挺幸福的，因为爱想这个的人比较苦，常常有失重的感觉。他不怎么想这些，他好像只顾着兴高采烈、兴致勃勃地做他那些事情。
许知远：现在回忆起来，那二十年的时光里，他对你最深刻的改变是什么？
李银河：我觉得他使我变成一个很有激情的人。我最近看到福柯说，他和他的男友德菲尔同居了很多年，几乎是一生，他们一直是有激情的，一直处于激情之中。我看了以后很震惊，原来我以为激情是会变的，很快就变成柔情。激情就像熊熊烈火，怎么可能一辈子都保持呢？我觉得我和小波实际上是保持了激情的。这是他对我最大的改变，一生一直保持激情，这个状态应该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许知远：这很难，感觉基本不太可能。
李银河：对，可是为什么福柯能呢？而且就是拿福柯的标准，我们也可以说保持了激情，没有变成琐碎的生活。柴米油盐在我们生活里一直没有什么重要性，而始终是一种爱。
许知远：那你觉得你对他的影响呢？
李银河：我也许是让他有了实现自我的空间吧。好多人都说我慧眼识珠，特别早就看出他的天分。《卡夫卡传》里说，卡夫卡一直想写作，可是他老得去做公务员，有一次好不容易有可以连续写半年的机会，后来也没实现。在小波的生涯里，我可能是给这个天才提供了环境，他最后辞职，可以整天整天地写，甚至从留学的时候他就是去陪读。如果我逼着他去赚钱，或者我们有孩子，他就得为孩子赚钱，在这些方面，我没有给他一点点压力。让他实现自我, 不用他在谋生上花一点点时间，我觉得这可能是我对他最大的帮助了。
许知远：你可以讲一下第一次和王小波见面的情形吗？
李静：第一次见面是在 1995 年的 8 月。那个时候正好举办世界妇女大会，我在《读书报》做一个妇女研究的专题，其中有李银河的一本书，《生育与村落文化》，书的序言里说，感谢我的丈夫王小波在统计学上的造诣和他给我的帮助。我在 1994 年就看过王小波在《东方》杂志发表的文章，当时立刻就很膜拜他，说这是此生一定要认识的人，感觉他是罗素在世。所以看到李银河写的序，我赶紧给她打电话，问这个王小波是在《东方》杂志发杂文的那个王小波吗？她说对。我说太好了，我要去采访你们俩。其实是采访李银河。采完后我和她说，我特别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文章给我这么强烈的冲击，能不能见他一下？他那时正在接受《人民日报》一个记者的采访。那时候他们夫妻俩已经在文化界很活跃了，也经常就各种话题接受记者采访、写文章。
许知远：1994 年看的是哪篇文章?
李静：《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现在那种风格已经很普通了，但那个时候读到，我笑得不行。文章里说知识分子在当权者眼里，还是一种需要被教训的物种。说以前有人说过，知识分子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给我笑得前仰后合。这是谁？这么有意思。
不用看很多，就看他一篇短文，就觉得这个人的精神气质有一种知识者的自信，尊严和价值层面的那种自信。1994、1995 年那个时候是很虚无的，我在大学里时，读书的感受，周围这些教授给我的感受，都有一种很强烈的虚无主义，精神上有强烈的站不住的感觉，从身边的师长身上，我得不到支撑。看到这样一篇文章，我立刻感觉到，这个人的内心有非常强大的力量，他能够以自身的精神，成为一个肯定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好像这是一个特别有钙质的人，你特别想扑上去多看他的东西。而且他又特别幽默。当时王朔如日中天，王朔式的幽默和他的幽默，完全是不一样的。
许知远：怎么不一样？
李静：王朔的幽默是解构性的，他的确可以化解那种意识形态上的可笑的东西，让你付之一笑，但是他没有更多的营养，他也是让你觉得虚无的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他是可以的，但是那个时代除了寻求好的文学，还需要一种超越文学层面的内心的力量，那是精神价值层面的。我觉得王朔给不了，但是王小波可以。他的幽默是一种对虚无力量的战胜，他是高于虚无的。你会感觉到，他赢了，而且我很喜欢他赢。王朔还是不想站起来，有点儿站不住的感觉。
许知远：见到王小波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李静：和我想象的还挺像的，我想象中他应该很低调，有点儿貌不惊人，有点儿不好意思一他总是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说话很低沉，声音很好听，很羞涩，好像也不是太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儿。当时我还没看过他的小说，我说您有一本小说《黄金时代》，我挺想看看的。他就打开书柜最底下的柜门，里头乱七八糟放了一些书，从中掏出他那本《黄金时代》。我觉得他挺不拿自己的东西当回事儿。
许知远：他健谈吗？
李静：要看聊什么话题，要聊自己的生活就不太健谈。第一次去他家是为了采访李银河，第二次是去采访他。因为那阵子探讨什么是人文精神，就请各种知识分子来谈一谈人文精神这个话题。我问他都做过什么工作，他很简单地说当过知青、工人、老师，然后说，谈自己好像没什么可谈的。后来谈卡尔维诺，谈莎士比亚，他就很愿意聊。我就想，这个人一点儿都不自恋，对那种伟大的事物，他有足够的敬意。
许知远：就是这样认识了他？
李静：就是这样。回来就读他的《黄金时代》，读完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作家。1996 年，我研究生毕业，到《北京文学》去工作，我和他说，我要去做编辑了，你成为我的作者吧，把你最好的作品给我。他说反正有一堆作品发不出来，你来挑吧。和他约稿非常顺利。我表达的对他文章的那种喜爱，我觉得还是能让他得到一些宽慰。他可能对于读者的那种真正的感应，还是很在意的。
第三次见他就是在西单，教育部家属大楼。他把《红拂夜奔》 给我看。《红拂夜奔》是让我更兴奋的一篇小说。我那时候看书还算比较追新奇，但这样写一个所谓的古代，还是让我大跌眼镜。说李卫公发明开平方根机，有的人死在根号 2 下,有的人死在根号 5 下，这也太好玩儿了。他说，转了好几个杂志也没发表出来，我也不抱什么希望，你看看吧。我就把选题报上去了。主编看了说挺好的，但是太长，要他从十八万字压缩到三万字。我都说不出口，最后还是和他讲了，他居然说试试吧，就这样压缩好了。
许知远：一开始你读《黄金时代》，后来到《青铜时代》《白银时代》，你进入他的这个文学世界是什么感觉？
李静：看他的东西是这样的感觉，先是被他的幽默打动，然后被他稀奇古怪的想象力打动；先被他的文所吸引，渐渐就发现，他有很多意味深长的东西，但是又抓不住。后来我想到一个词，“点彩派”，尤其是《黄金时代》里的几篇，尤其是《革命时期的爱情》，每次看好像都有不一样的感受。今年因为把《革命时期的爱情》改编为话剧，我就又看了一遍，感受又不一样，发现一些无关紧要的闲笔也是意味深长的。
他非常酣畅淋漓地一个点一个点地写，你会迷失在这些漂亮的点里，但是跳出来一看，其实人家有一幅完整的画。这幅画恐怕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在什么认识水平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东西。
《革命时期的爱情》最后一句话是，一切好像全部结束了，一切又像刚刚开始。我觉得王小波就像一个预言家一样，从当时人对待自己历史的轻率的、没心没肺的态度里，预感到这一切还会循环回来。
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里说，做一个好的小说家，必须要有绝对的疯狂，又要有超凡的理性，他说这非常非常难。其实他就是这样。看起来，他的每一个细节真是非常疯狂，但最后他表达的东西是极其理性的。他要撒出去写，同时又要往回收，内外交煎的那种张力，对他的内心也会有很大的伤害。
许知远：把王小波放在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传统里，你会怎么看他的位置？
李静：他的艺术性和他的启示性，他的思想的能量，我觉得起码是可以和鲁迅相提并论的。鲁迅的小说也不多，甚至比王小波要少很多，但是我们会看到，鲁迅有一种塑造原型的能力，我们到现在还会指认某些人是阿 Q，某些人是九斤老太。这些人物，有一种极强的概括力，这种概括力是穿透古今的，是对一些灵魂类型的勾勒，这种灵魂一直存在。这种穿透力是一个思想型的文学家才有的。王小波也是这样。中国其他好的小说家不是这样子，他们是故事型或者是美学型的，不是思想型的。
许知远：他和鲁迅最不一样的是什么？
李静：最不相似的，其实还是在对个体自由价值的看待上。王小波虽然不说，但他是一个标准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对他来说，个人的创造力是他判断一个社会最重要的考量指标。鲁迅不是的，鲁迅最后明确地说，平等要比自由更重要。在鲁迅那儿，个人的自由不是必须要保障的。所以在个体自由这个概念上，鲁迅还没有太自觉，尤其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自己有牺牲的义务，他会推己及人，要求精英阶层为大众、为更苦难的人牺牲自己。
许知远：写完鲁迅的剧本，是不是反而让你对王小波更理解了？
李静：对，会理解王小波为什么有时候会对鲁迅不以为然，虽然王小波好多语言方式都是从鲁迅那儿来的。什么“拿肉麻当有趣”，还有揶揄古代文人的趣味，这些都是鲁迅的话。包括《青铜时代》，也是和鲁迅的《故事新编》一脉相承的。
许知远：你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是什么情况？
李静：那两天我正好生病，没有上班，一上班同事就告诉我，他去世了。我想到陈清扬，她不停地哭，希望能够把自己哭醒，一切就是一场梦。我当时也是这种感觉，希望这是个梦里的消息。
那个时候我很年轻，二十五六岁，的确有一种精神支柱倒塌的感觉，好像因为这个人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爱这个世界了，当时的确是这种感觉。
他去世之后有过一个追思会，是他的朋友举办的。他们说他特别热心，他心脏不好，但是他们搬家，他骑着三轮替他们搬家具。后来我在小波去世八周年的时候采访他的大姐，他大姐说，小波去世之后她才知道，他的那些男同学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义气的人。其中一个朋友说，小波太重感情了，当知青的时候，和小波离着大概有一百多里地，还隔着一座山，听说他生病了，小波二话不说就穿过森林去看他，回来差点儿被老虎吃了。他就是特别热心肠。
最后一次见小波，我记得是 1997 年的 4 月 1 号还是 2 号。他给我打电话，说《红拂夜奔》在《小说界》发表了，你要不要一本。我说要，要。就过去和他聊了聊。走时他送了我一段，说那再见。我还回头看了看他，他一直都是头发蓬乱，穿得像个工人大哥似的，走路踢踢踏踏的。我当时还挺高兴，我想，认识这样一个人，生活还蛮美好的。那是最后一面。
许知远：前后你们认识了两年左右？
李静：对，也就两年，见面也不太多。可能因为我特别看重那种精神上的拯救，我觉得他对我来说像是具有拯救意味的人。因为我很长时间非常抑郁，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情绪低沉，好像分外不自由，所以非常渴望和珍惜能够让我找到自由的源泉。二十多岁遇到他，对我是有这样一个作用，他好像现身说法地告诉我，自由是什么。
许知远：你觉得他自己自由吗？像他文字中这么自由吗？
李静：那就看自由的含义是什么。如果说自由是随便，他肯定不是那样的。但是要说自由是运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做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他是自由的。他能够做他认为值得做的事儿，而且用最彻底的方式去做。
许知远：对我们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波给你做思想工作，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姚勇：我也是他去世之后才看到那篇文章的，他写的确有其事，出入不大。那个时候我老搞摇滚乐，身体不好，学习也很差，就是学渣。
所以，我妈让他劝劝我。我在床上躺着呢，我舅舅就坐我旁边和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先拿到毕业证，怎么也得有一个进入社会的通行证。类似的谈话有好几次。
许知远：对你有影响吗？
姚勇：我觉得对我影响挺大的，因为他很严肃地谈了两三次呢，尤其他个人经历也很丰富，国外念书回来，他讲的话对我还是影响很大的。我就想怎么着也得拼命把毕业证拿下来。
许知远：他去世之前，你意识到你舅舅是一个被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人物吗？
姚勇：没有，完全不太清楚。但是我很早就看了他的作品。当时有两本印象比较深刻，一个是在香港出版的，叫《王二风流史》。在那个之前，还出过一个小册子，叫《唐人故事》。
许知远：你当时读是什么感觉？
姚勇：那个时候我非常小，感觉和鲁迅的《故事新编》有点像，多的感觉是没有。认真看的其实是《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出的，那时候我已经上高中了，我爸妈只要碰见人就推荐。
许知远：看了什么感觉？
姚勇：高中看还感觉到有点色情。那个时候我喜欢音乐，但是环境不允许，有些压制。可能这个方面我对小波的东西有一些共鸣。小波讲的也是在特定时代下被压制的感觉，同时对男女之事还有一些描写，那时候对我来说都是比较新的。
还有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要活得自由、有趣，这方面我受他的影响比较大。后来上大学对我影响大的其实是他的杂文。
许知远：他去世之后，有一个悼念他的风潮，这是不是超乎你们家人的预料？
姚勇：对，当时互联网很不普及，主流媒体也不会说。
许知远：后来是不是很多人碰到你说，你就是那个做思想工作的小波的外甥？
姚勇：对对对。他那篇文章算是给我的最好的遗产。
许知远：小波去世二十年了，还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姚勇：这事我想了很久，我其实没想明白。我个人的感受，是对他的一些话记忆比较深刻，他说他把人分成我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我的阴阳两界》其实就是说有些人一看就是我们的人，有些人一看就是他们的人。
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粗浅地分，有一部分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或者权力；有一些人追求精神层面，知识、智慧、艺术。那么我顺着我的喜好活下去，其实也是很有意义。
许知远：你觉得小波要活到现在，他会喜欢这个时代吗？
姚勇：我觉得他在任何时代可能都那样，他有他的追求，他的追求我觉得在什么时代都会是那样，因为不从主流，必然会遇到一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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