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杰夫·戴尔被困在上海，他会怎样描述眼前的景象。他那标志性的嘲讽、怀疑以及懒散，会派上怎样的用场。而若卡普钦斯基若仍健在，他又会怎样书写基辅，很少有人比这位波兰记者更细腻、精确的了解俄罗斯帝国的习性。这篇文章写于 6 年前，我曾经期待接近他们，如今不得不承认，我正与自己的期待背道而驰。
一
“你怎么看这部片子？”我指着手中《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1)，封面上是白发伯格(2)线条清晰的侧脸与扭过头来的蒂尔达·斯文顿(3)，那个消瘦、冷傲的模特与演员，也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实在太难看了，”杰夫·戴尔(4)脱口而出，“这很做作……让人觉得难堪、尴尬。”我没追问原因，因为我尚未看过全片，但几分钟的片花让我觉得相当迷人。他的回答一定有英式恶作剧的成分，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实。约翰·伯格是杰夫·戴尔智识上的英雄，鼓励他踏上写作之路。他人的诠释总会有隔膜，虽然这诠释来自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模特。做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这多少像是刘雯拍了一部关于木心的纪录片，你问陈丹青的观感如何。当然，丹青的回应必更开放、富有礼貌。
纪录片《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为约翰·伯格用影像的方式刻画出了四幅肖像。
这个小插曲并没缓解初见面的尴尬，在最初的 5 分钟，我一直在擦汗。这与头顶的摄影灯有关，也源自紧张，我渴慕他的写作与生活。
4 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读到杰夫·戴尔。我刚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它给我带来一种意外的快感。除去阅读与写作，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没能拥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有机会开一家中国的莎士比亚书店。
可惜，这快感过于短暂。它随即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焦虑，一个商业组织的所有细节问题都令我焦头烂额。我终于意识到，就像有人天然对词语或颜色敏感，还有人能敏锐地看到金钱的流动，我显然看不到，还发现之前对词语的敏感也正在丢失。很多时刻，我心中乱作一团，伴随着灼热。
我偶然翻到《懒人瑜伽》。如今，我几乎忘记了其内容，语调与气氛却萦绕脑中：那股懒散、不经意的气息，还有贯串一切的敏锐。有那么一刻，杰夫·戴尔将我从创业焦躁中拯救出来，但很快，一种新的焦躁涌来。我觉得自己选错了人生方向，我本该过他这样的闲荡生活，却被困在花家地。
从此，杰夫·戴尔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买来了他各种版本的作品，喜欢它们排列在书架上，散落在卧室、卫生间里。他不是反复要读的作家，甚至我从未认真读过，他最负盛名的爵士乐作品《然而，很美》，尽管只是薄薄的小册子，我也没读完。它们像是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提醒——这位戴尔先生自牛津毕业以来就没做过一份正经工作，他有一种天然的“反职业”的倾向，甚至就写作而言，都无法建立起某种连续性，刚尝试了传记，就跳到了小说，又是旅行与摄影写作，然后就追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跳跃中，又有着显著的连续性，那迷人的混杂性文体——描述、评论、思辨、历史、游记、哲学，他想起什么，就把它拽进来。他执意于这种不可归类，我也着迷于此。连我们的精神谱系也颇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当然还有约翰·伯格，他们都是批评眼光与个人抒情之结合，有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
杰夫·戴尔
杰夫·戴尔将来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与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谈谈拉丁区的巴黎姑娘、洛杉矶的落日，以及如何构思一本新书，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再次购买了他的作品，一套小开本精装，适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没时间读它，偶尔翻开时，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厌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显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带我逃离，反而增加了烦躁。这些絮叨更适合出现在《卫报》《伦敦书评》，被控制在一页纸上，不该被延展成一本书。
或许，这源于新的焦灼。4 年过去了，我仍没成为一个职业的闲荡者。我被困在一家公司里，为下一笔投资发愁。我愤愤不平，觉得自己本该像他一样周游世界，看着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再随时淡淡地爱上一位陌生人。
我们没喝成啤酒。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是一个看似正经的访问。这位文字中散漫异常的戴尔先生，坚持饮酒时间要从傍晚开始。又瘦又高的杰夫·戴尔就坐在面前，还夸赞了我的鞋子。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所有的内心活动、思想方式都在他的书中展现无遗，我还要再问他如何去写作 D. H. 劳伦斯、对塔可夫斯基的视觉语言的评论，或是写作传统的追溯吗？我最想和他谈论女人与酒精，问问他的妻子怎样忍受他脑子里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实践这些想入非非，他会有某种道德顾忌吗？但这不是个好时机，丢掉摄像机与旁观者的嘈杂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识地感觉，所有过分明确的问题都不该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不能明确划分的思维与审美状态。我还有一种浅浅的自卑，我觉得自己缺乏他的纤细感受力，没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对时代情绪、转折点的提问方式，在这种纤细与模糊面前，显得笨拙、乏味。
最终，一切还是从约翰·伯格开始，这最安全。我记得那个著名的场景，从牛津毕业不久、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杰夫·戴尔，受命去采访伯格，一位著名、独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采访的部分没有太多的记忆，采访结束后，伯格带这个瘦长、紧张的年轻人去酒吧喝一杯，并询问他诸多问题，一场真正的谈话才算开始。伯格两年前去世时，杰夫在《卫报》上写下了这则短短的回忆，它击中了我的心。在潜意识里，我总是渴望这样一位 mentor 的出现。它是我对一个更辽阔、丰富世界的期待，或许也是我过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征，总等待更强有力灵魂的认可。
2004 年，杰夫·戴尔与约翰·伯格在意大利都灵
接下来的交谈顺理成章，我们都努力配合对方的感受，分享了对 Bruce Chatwin（布鲁斯·查特文）与 Jan Morris（简·莫里斯）的看法。但说到卡普钦斯基(5)的名字时，我们都兴奋起来。
二
我很晚才听说卡普钦斯基。或许是在 2007 年他逝世后，《经济学人》在讣告上称他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记者之一。他把新闻作品带入文学高度，为此获得 6 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波兰人的身份与文学才能都让我产生好奇。我习惯了伟大的记者来自英语世界，一个波兰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影响？我也对于记者被低估的创造力耿耿于怀，人们总把赞誉给予小说、戏剧、诗歌，习惯性地忽略报道、散文、评论。我买过他主要作品的英译版，《皇帝》《足球战争》《帝国》《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被他的广阔性、传奇色彩，还有那致命的孤独所吸引。
从 1956 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来，他游遍 100 多个国家，其中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尤为特殊，他夸耀自己身经了 27 次革命和政变，40 多次被关押，4 次从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满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于饥饿与恐惧。孤独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的，还是一种身份上的——一个波兰人该怎样理解这动荡的世界？他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又对权力的腐化高度敏感。这些异域戏剧都像是对他的祖国困境的映射。对波兰读者来说，这些报道既充满异域风情，帮助他们逃离现实的烦闷，又是对他们生活的映射。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转化成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失望和沮丧、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国开展各种娱乐游戏活动、盛大喜庆活动和化装舞会。”“智者就要干脆忘掉如何思维，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当 1976 年的波兰人读到这种语句时，他们不会觉得这仅仅是埃塞俄比亚的故事，它也发生在波兰。
卡普钦斯基处于一个暧昧的地带中。他是官方派驻的海外记者，他需要与官方维持恰当的关系来保住这个职位。当他在这些陷于冷战格局的地区时，他发现苏联支持的左派力量，常是这个地区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与他的波兰朋友不同，后者感到的是无尽压抑与停滞。
“人克服了恐惧，感到自由。没有这一点，是不会产生革命的。” 在 Shah of Shahs(6)中，卡普钦斯基写道。他描绘的是 1979 年巴列维政权倒台。当团结工会运动(7)在 1980 年兴起时，他作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场，发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氛。这个社会像是突然获得了一种自尊。这再次印证了卡普钦斯基长期以来的观察，突然爆发的反抗运动从来不是关于面包与工资，它是源于受伤的自尊。你被当权者一次次地羞辱，终有一刻这愤怒会转化成巨大力量。
1980 年的波兰街头，罢工者们扛着前波兰总统、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瓦文萨。
卡普钦斯基在海外的勇敢无畏，在自己的祖国却消失了。他寄望于波兰政府自身改革，也担心倘若公然与当局决裂，就会失去海外采访的机会。他在道德选择上暧昧不清。
似乎是 2011 年的深秋，我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钦斯基正在抽烟、表情严肃、眼光锐利，像是老电影中的间谍——性感、神秘。
我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每当心情烦闷，就翻上几页。一般是躺在 4 楼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动所消耗，害怕丢失自己，恐惧精神上的封闭性。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才感到人生没有虚度，也害怕那种无所附着之感，无限的自由反而变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确认，我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的作家，仅仅把归属感建立于文字与思想中。我需要那种紧密的小团体，它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行动时的力量感，当这一切具备时，我才能享受疏离、旁观。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卡普钦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描述，这些关系都是 3 个月模式。在这期间，卡普钦斯基浪漫、热情、带着迷人的神秘气息，接着他就消失。他也必须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写的书，要回到他的报道的现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这即兴的情感，他还有位忠诚的、稳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当他在华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时，他的电话会打给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须在变化与稳固间找到某种平衡。
“他是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一个纠缠的时代，同时处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卡普钦斯基去世后，他的一位情人评价说。
三
杰夫·戴尔遗憾于卡普钦斯基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是非虚构作家的某种愤愤不平，只因为他书写的是真实事件，就不如虚构出的故事吗？“他的很多报道细节被证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来的，”杰夫·戴尔戏谑说，“那他就更该得奖了。”
1981 年，卡普钦斯基出现在由莱赫·瓦文萨领导的一次抗议活动现场。
与卡普钦斯基相比，杰夫·戴尔太过轻盈。他躲避危险，“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我也愿意成为驻外记者。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记者的聚会，当外面在闹革命时，我们在喝酒”。
卡普钦斯基寻找历史现场，杰夫·戴尔则抱有一种反事件姿态，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许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质。他可以自辩说，这是文学的冒险，乔伊斯仅仅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过上充满冒险的一生。
在这漫无目的的交谈后，我获得了某种释然，似乎一场虚拟的关于冒险的谈话就令人满足。我那么渴望逃离，不过是一种孱弱的渴望。
▲画面内容来自单读
许知远：你说伯格带你去了个酒吧，你们谈论了什么呢？
杰夫：他问了我很多问题，很典型的他会做的事情。
许知远：那时你是二十多岁？
杰夫：对，二十出头吧。人在二十出头时候的生活多么棒呀。即使当时觉得自己很惨，回望的时候还是觉得那很棒。
许知远：我觉得好热。
杰夫：真的吗？
许知远：可能是因为当你可以与自己非常仰慕的人会面的时候，就会觉得很紧张。
杰夫：不，不，这是在调戏我。
许知远：你遇到约翰·伯格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吗？
杰夫：是的。但我更多地是抱有尊敬的心情，那时我比现在的你年轻得多。
许知远：当你回望三四十年前你们初次相遇的情形，你觉得他给你带来的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杰夫：他对我的影响太大了。首先是，他让我认识到还有这样的写作形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写作空间，即批评、虚构、文化评论、叙事的组合。并不是说我直接模仿了他，而是他真正让我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我会说这是一种文体上的启发。
在 1984 年，那时我二十六岁吧，我遇见了他，这感觉非常奇妙。他是我所遇见的第一位厉害的作家，我敬佩他胜于任何其他人。他是一个这么棒、这么伟大的人，而我们成为了朋友。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那是我第一次与文学的伟大、人性的伟大产生关联，人性的伟大通常会走向伟大的反面：一个人拥有人所能拥有的所有优秀品质。
约翰·伯格正在写作。
许知远：他会给你带来影响的焦虑吗？
杰夫：不，完全没有。
许知远：为什么呢？
杰夫：“影响的焦虑” (Anxiety of Influence) 是哈罗德·布鲁姆(8)的观念，这对学术界而言或许很有吸引力，但我从不认识哪个作家或者艺术家真的感受到过这种焦虑。我的朋友乔纳森·列瑟曾经提出过一个词叫“影响的狂喜”(9)。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我不认为任何人曾经经历过所谓的“影响的焦虑”。但我从不觉得我需要杀掉影响巨大的“精神之父”，或者做任何类似的事情，这部分是因为我们的风格很不一样。从我三十五岁左右的时候开始，也就是过去差不多二十年间，我已经不觉得他对我有非常直接的影响。我已经发展出自己的特点，不再需要通过“杀死”其他作者来找到自己了。
许知远：你会担心自己涉猎范围太广，太不专注，而对所有领域的认知都比较肤浅吗？
杰夫：不，我不会有这样的担心。我对自己写的书还挺有自信的。举个例子，世界上有一大堆关于一战的书，但我的书不是一部传统的一战史，而是我留意到的关于一战的小事。因此我很自信在这个被反复书写的领域里，我的书会成为很有意义的一本。它的价值在于，我不是企图重复别人已经写过的东西，而是在写我的洞见。
许知远：能描述一下你写书的过程吗？
杰夫：完成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我感到我对于自己写作的对象已经有足够多的了解，能够回答一开始驱使我探索这一领域时候的问题，通常是“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领域这么感兴趣”。然后我开始写作，直到某个时刻，我感到我已经为这个写作对象找到一种最独特、最贴切的文字，这样的文字与其题材会拥有某些相近的特质。
许知远：对你来说，一本书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呢？真正有原创性的洞见又是什么？
杰夫：我会说是让书的特质尽可能与写作对象的特质相吻合。另外我的长处之一是书的结构，我之所以总是夸耀我的结构技巧，是因为它能够弥补我所缺乏的讲故事的能力。我曾说过好几次，在我的小说里，结构有时会承担本应由“故事”承担的分量。
与杰夫·戴尔的对谈现场
许知远：你在写书过程遵循的内在原则是什么呢？
杰夫：我觉得这个内在原则就是自我教育，增进关于写作对象的了解。重要的是，不同于写作博士论文——你做完所有调研之后，才把一切写下来——我的写作与获得知识的过程是同步的，因此在文字中你仍能感受到好奇心的余烬在燃烧。在博士论文式的写作中，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好奇心会被埋藏在已固定的层层知识底下。
许知远：但在今天，这样的从约翰·伯格、苏珊·桑塔格、本·雅明等人沿袭下来的传统似乎已经衰落了。
杰夫：你可以这样看，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类作品比以前更多了。还有越来越多的非虚构作品不只是提供关于其写作对象的信息，而是本身就包含特定审美趣味，我也会将其归类为伯格的影响。
许知远：那么布鲁斯·查特温呢？
杰夫：关于查特温，我觉得阅读他的作品的欲望都在阅读卡普钦斯基的时候被释放了，尽管他死后有很多传闻，包括捏造事实等等，我还是很喜欢他。阅读他的作品时候所感到的不可思议的震动，是在阅读查特温的时候从来没有过的。
许知远：你想过像卡普钦斯基一样生活吗？去过一种更危险的生活？
杰夫：不，我从没想过，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报道。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的话，我也愿意成为一个驻外记者，但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记者一起聚会，外头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在酒店里面喝酒。卡普钦斯基自己说他的写作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我觉得这也是对他作品的很恰当的评价。现在已经公认他书中许多“所见所闻”其实都是虚构的，这更让我对他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感到遗憾。他应该得到这个奖的。
许知远：卡普钦斯基的一生中充满了各种危险，对你来说“危险”意味着什么呢？你会倾向于逃避“危险”吗？
杰夫：我只是从来没有处在他的境况当中，对我而言，问题在于一个作者能过怎样的历险生活，你可以一直待在书桌旁但依然拥有充满冒险的一生。这也就是“文学历险”的概念。比方说乔伊斯，他一生平淡无奇，但《尤利西斯》却是非常美妙的文学历险。对我来说，写作本身就意味着经历我无法以其他方式经历的事物，比如在旅行文学中，我可以不付钱就住到非常奢华的酒店，或者来一次昂贵的冲浪，而不一定是像卡普钦斯基那样去报道足球战争(10)。
1975 年，卡普钦斯基和安哥拉的士兵
许知远：我们讲到卡普钦斯基的生活里有很多激动人心的内容，但在你的书里，好像激动人心的内容没有那么多，很多事情都只是发生了而已，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好像只是一种个人体验。
杰夫：我和卡普钦斯基的共通点在于，我们的写作都是基于经验的。我不是坐在家就可以凭想象力写作的类型，我必须依靠经验，比如说去到某个地方，获得一些体验。只不过我所去的地方不像卡普钦斯基所去的地方那样那么紧张、危险，或拥有那么多沉重的历史。
许知远：我们刚刚讲到失败。失败对你意味着什么呢？
杰夫：很多年来，如果以标准的出版界的成功指标来衡量的话，我不是一个成功的作家，我的书也挺失败的。我没有得到多少关注，我的书也卖不出去。我不得不说服自己，这让我得以从一个话题转移到另一个话题，而不必感到什么压力。比如说，我的前一本书是一本小说，如果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都知道出版商会希望作家继续写同样的东西，那么也许我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但如果这本小说只卖出一些，那么我去写一本非常私人化的关于一战的书，压力就小得多，因为没有什么风险。以这样的方式，我会把失败解读为成功的必要前提。这里的“成功”只是指持续的创作。一方面，我会希望我的书得到更多的关注，尤其是九十年代我出了很多书的时候。但另一方面，这些失败或许让我有些丧气，但它们没有在我持续创作的路上成为阻碍。
许知远：所以你是说失败给你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吗？
杰夫：是的。
许知远：但怎么保持一个平衡呢？太多失败也是很可怕的。
杰夫：的确，经历太多失败的人可能自杀，或者不再写任何东西。失败可能让人持续地写作，但也可能让人无法写作。但对我来说它没有损害我写作的能力。
许知远：过去几年间，你有遭遇过写作障碍吗？
杰夫：我不太认可这个词，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过“障碍”，我只是觉得我没有东西要说。我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的闲散状态。人们总说我那本关于 D.H.劳伦斯的书是关于写作障碍的，但那是我所写过的最简单、最有意思的书之一了。
许知远：我还是很好奇，在你的书、你的座谈中，你总是给人感觉很放松。真的没有在伪装些什么吗？
杰夫：我倒是挺惊讶你觉得我放松的，因为在很多书中我都坦诚地写到自己所受的折磨，这几乎是放松的反面，我对很多事情还挺焦虑的，我只是能够很放松地写出我的焦虑而已，因为我对焦虑的感觉太熟悉了。而且我会把写作作为游戏来娱乐自己，如果能调侃这种焦虑逗笑自己，那么我也会开心一些。
许知远：你觉得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杰夫·戴尔正在打网球
杰夫：我有太多弱点了，刚刚也提到过的。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有弱点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你是一个网球运动员，你反手不行的话，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对手就会盯着你的反手位打。但如果是一个作家，你反手不行就别管反手了。作家可以只专注于自己最擅长、最拿手的方面。所以我的弱点都不太重要，我可以不依赖于某些能力而写作。比如缺乏讲故事能力、不擅长构思情节，我会用结构来弥补它。
许知远：你讲到你喜欢写有趣的文字，为什么“有趣”对你而言这么重要呢？
杰夫：部分可能因为我是英格兰人。关键是，幽默不是在文章完成后才加上的修饰，它是我感知世界、甚至我的存在本身中内在的一部分。所以，一方面我不太想和没有幽默感的人交谈，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和他们交谈很有趣，因为我总是好奇，没有幽默感的人是怎么在世界上存活下来的呢？

继续阅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