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宜昌，我第一次看到了孔明灯。薄薄的红纸，被竹篾支架构造成一个长方体，底部开口的支架上是蜡烛台，点燃后，热气充盈灯笼，它开始上升。我一直想知道，在蜡烛燃尽前，它到底能飞多高。
这是除夕夜，江边公园到处是不断飞起的孔明灯，各种形态的烟花。我们在江边闲逛。正值枯水期，三分之二的河道变成了浅滩，剩下的长江水黑黢黢的，静止不动，一艘游船停在那里休憩。亮光来自一个夜晚捕鱼的老汉，他戴着矿工一样的帽子，头顶上有射灯，不知哪条孤独、好奇的鱼会上钩。
孔明灯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烟花、灯火、兴奋的人群。两个小时前，我抵达这座城市。对于它，我唯一的信息是三峡大坝修建于此。“宜昌并不是一个出产丰富的、工业的、拥有大商行的地方。”1912 年的《海关贸易报告》如是描述。
宜昌的重要性不能与下游的武汉相比，它也没有工业城市沙市的活力。它的优势来自地理，它是长江三峡的入口。由此而上，宽阔的长江在山峰间收缩成窄窄的河道，在不到两百公里的旅程里，江水急速奔腾，一个接一个的浅滩、暗礁与明礁，只等船只的搁浅与颠覆。而江水与沿岸陡峭的山峰，交相辉映，又让几千年来的中国诗人沉醉不已。
我们离开了江边，在解放电影院周围闲逛，这是城市的中心区，酒吧、咖啡厅、舞池、K 歌房云集。满街都是年轻人。大概和我们一样，对这传统节日心生烦闷。和一大家子吃吃喝喝、打麻将、相互拜年，这样的日子往往要持续好几天，单调而乏味。新一代城市青年，不再饱受生活的磨难，没必要从家庭里寻找力量与安慰，给予回馈。他们在一种四处充满机会与诱惑的环境中成长，他们往往是家庭里唯一的孩子，各种爱向他们涌来。即使成年后，他们仍坦然、任性地将自身的困境分解给别人，希望家庭为他们找工作、买房子。自由是想当然的，义务是陌生的。
这里最时尚的酒吧叫“糖果”。夜晚十点时，我们穿过保安的冷漠眼神和安检门，进入了喧闹、迷离的气氛。一个袒露着柔软腰部的姑娘正在吧台中间的小空间里领舞，我喜欢她细长的眼睛和故作冷漠，那画得过浓的眼眉，在昏暗、飘移不定的灯光下，竟也恰到好处。
我突然想起了不久前广州火车站滞留的人群，一场大雪的到来，几乎让这个国家的整个交通陷入瘫痪，从北京到广州，火车站挤满了等待回家的人。但我身边的年轻人们看上去不想回家，也毫不担心那些想回家的人。地方足够大，灾难都可以淹没在浩瀚的空间距离和人们的忍耐力上。
大年初一的中午，我们去看葛洲坝。这个工程在小学课本出现过，一直印在我脑海里。我记不清文章的标题与内容了。在网络上，我没查到原文，却意外地发现了《〈葛洲坝工地夜景〉说课》的文章，它应来自小学教师的教学参考书。
“我国当时最大的水电站—葛洲坝水电站建设工地的夜景，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们火一样的劳动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巨大力量和伟大贡献。”
……
“全文以 ‘我’的所见所闻和所想，表达了‘劳动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 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我一下子回到了小学课堂，我们都对人生与世界充满好奇、一无所知，一种世界观与美学观念就那样不费力地进入了我们的系统。一切都可以被简化，有明确指向，文章有“中心思想”，值得赞美的是劳动人民。如果你要形容夜色的美，可以说像“仙女脖子上戴着的项链”，如果你在赞美勤劳，那么他就像是“辛勤的小蜜蜂”。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淡化这少年时的影响。
《葛洲坝工地夜景》课文节选
劳动人民修建的大坝，劳动人民却无法免费参观，一张门票二十块钱。我随着稀稀落落的人群进入，在褪色的宣传栏里，我看到了毛泽东的题词“赞成修建此坝”，保持着一贯的龙飞凤舞。
修建水坝曾是一个时代的风潮，它是国家力量的象征，富兰克林·罗斯福  1935 年参观胡佛大坝时说 ：“我来了，我看了，我服了。”它也是一个失落民族找回自信的方式，尼赫鲁 1954 年看到楠加尔运河及巴克拉大坝(1)时抑制不住豪情：“这是多么壮观、多么宏伟的工程啊！只有那具有信念和勇气的人民才能承担如此的工程！……象征着这个国家正在迈向力量、决断和勇气的时代……”
胡佛大坝

五十年来，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最热爱修筑大坝的国家。1949年，新政权建立时，它有八座高十五米以上的大型水坝，到了1990年，这个数字已增至一万九千座，遥遥领先于第二名美国的五千五百座。
参观路线只是大坝的一角。供通航的闸口紧闭，向闸口内望去，有一种意外的昏眩感。它那么深，混凝土的墙壁如此笔直，冰冷凝重得让人迫于呼吸，下部绿色的青苔是经年水泡的痕迹。发电区禁止游人参观，远远地望去，宽阔的水泥路似乎通向遥不可及的目的地。
被拦截住的湖水很平静，一些白色的塑料饭盒在水面漂浮。被刷成黄色的巨大机器不知何用。这道由水泥、钢筋、铁板构造成的庞然大物，毫不费力地截住了长江。它取得了预期的发电效能了吗？它更重要的意义是更壮阔的三峡大坝的预演，这个惊世工程在葛洲坝上游大约三十八公里处。
小王最终成了我们的司机兼导游，一百五十元，他用那辆年头过长的长安面包车载我们去三峡大坝。他得意地把通行证晃给我们看——有了它，你可以行驶在三峡工程的专用公路上。
他给我们讲解经过的桥梁和隧道，那条河流叫乐天，因为白居易曾在此露宿过，还有那条延伸山沟，那是备战备荒年代的兵工厂。我们还路过了中华鲟的养殖基地。
中华鲟，和白鲟并称为中国的“水中国宝”。
多年之前，我在电视新闻中见过它的模样，四位捕到它的渔民正抬着它，重新放生。它看上去足有三米长，丑陋而威严，庞大而骄傲。每年夏秋，它们聚集于长江口，溯江而上，到上游金沙江一带产卵，然后带着幼鲟顺江而下， 到东海、黄海的深水中成长。葛洲坝修建后，它们上不去了。“它们拼命撞大坝，死伤很多，科学家不得不把他们都捞起来，放在那里人工养殖。”小王说。
水坝不仅截断了江水，也重塑了生态，中华鲟是受危害生物中最著名的一种。它也是真正的活化石，其祖先足以上溯到一亿年前。持续了一亿年的生活中断了。一位参观过养殖基地的朋友说，这些昔日的江中王者，正像猪一样被饲养着，通体是肮脏的饲料。
小王是葛洲坝的同龄人。他来自一个水利之家。在武汉学习水利的父母亲，把青春奉献给了丹江水库，它如今是南水北调工程的枢纽。他们从丹江来到宜昌，参与葛洲坝的修建，小王和两位哥哥的童年是在工地上度过的。
成年后，三峡大坝是他们人生的机会。1994 年到 1997 年，是三峡工程最繁荣的时期。“有十万人在工地上，”小王回忆时兴高采烈，“山西的新疆的四川的东北的，哪里人都有，他们都知道这里有几千亿的大工程，都希望承包工程，发大财。”发财的是少数，工程经过层层转包，经常让真正干活的人吃了大亏。那是个火热和混乱的年月，那么多年轻人满怀着欲望，聚集在此。
《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
大坝已近完工，坝区寂静无人，空阔萧索。小王指着一片荒地说，这里将建成一个高尔夫球场与度假村。管理者有一种孩子式的一厢情愿：旅游者将源源不断地涌来，参观这人造的奇景。
太平溪镇是大坝边的小镇，它的斜对岸是著名的三斗坪，大坝的管理机构就设在那里。小镇被包裹进白色的瓷砖里。镇机关背后一座丘陵，前面对着长江，正符合中国的风水，背山向水，一辆车正停在门口。街上满地爆竹的残骸，人们聚在一起打牌，除了我们没有别的游客。
三斗坪镇是三峡工程坝址所在地，被称为“三峡坝首第一镇”。
我站在江边广场，身后一块巨大的花岗岩，它被称作“太平石”，为纪念大坝而立，一位本地墨客为此撰写了《太平石赋》，提到了盘古、女娲与大禹—中国历史的神话源头，都与水、石相关。
十八根灰色、光滑的混凝土柱子，笔直、静默地矗立在江水中，供等待过闸的轮船拴锚所用。江面宽阔，江水清澈、静止不动，下午三点，阳光灿烂，水面泛起耀眼的金光。江对面的山峰若隐若现，山腰上是拥挤在雾中的高楼，是下游搬迁来的秭归新县城，老县城已被淹没。
三峡大坝没有期待的那样壮阔，它像是一条悠长的水泥走廊，可能适合傍晚时散步。被它拦截住的江水，正汇聚成平静的大湖。即使再讨厌陈词滥调的人，也会不由自主地念出那句，“高峡出平湖”。我看到了它画卷般的美丽与平静，却不知道它隐含的情绪。
我们乘坐的长江一号快艇，像是一条怪头怪脑的箭鱼。当它启动时，有一股浓烟突然升腾出来。快艇上写满了俄文字母，是购买自俄罗斯的二手货，窗口的玻璃早已被磨成了半透明状态，向外看去，景物都像是蒙上了一层腾腾的雾气。
快艇是从太平溪镇的码头开出的。我六点钟就从床上爬起来，在宜昌车站等待客车将我运到码头。“明早七点半发船。”售票员前一天斩钉截铁地说。一直到八点半，我们才上了客车。九点钟抵达码头时，又被通知快艇的数量不够， 只能先运载远途客人，我们这些短途客人要继续等待。
三峡快艇，之前长江三峡水上最快的交通工具，时速最高达到 60 公里每小时，现已停航。
人群中一阵骚乱，人们拥到调度员面前——他是个身高体壮、留着寸头的小伙子，裹着黑夹克。“这是春运期间嘛！”他的语气无奈却强硬。当他发现辩解无用时，就退身到铁栏杆背后，站在江边吸烟。
旅客们最初的烦躁开始平息下来，原先挤成一团的人群各自分散开。上了年纪的妇女正在对自己的儿子嘟囔着抱怨，年轻的情侣在一旁闲聊，还有更多的人发呆，不断打哈欠，所有人脸上都流露着睡眠不足的样子。我知道自己不是最困的，有的旅客早晨六点就开始等车。
巴东县城码头
一位老人令我印象深刻。他大约五十多岁，脸部平且瘦，上面却挂着一望可知的倔强。他一直没能从气呼呼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呼喊的声音最大，抱怨声一直没停过。当脸色红润的调度员再次出现在我们面前，并要求我们排好队，以便于他像老师数学生一样清点人数时，那个老人突然挤到他面前，开始不住地问：“为什么没船，为什么没船？”得不到满意的答复后，他突然把头低下来，有点笨拙地撞向调度员，第一次没有撞上，他又撞了第二次。他的年龄突然消失了，像是个不知怎样表达自己情绪的街头儿童。
最终我们上了船。我在那裹着脏兮兮的红罩子的座椅上半睡半昏，耳边是三流港产片的吵吵嚷嚷。
西陵峡在我这半梦半醒间就被掠过了。我对于风景保持着惊人的迟钝，我的内心太杂乱，难以在千年不变的山水上，看到那缓慢的、不动声色的美。逆长江而上，两个小时后，我来到巴东县。在三峡风景线上，这个县城没有产生屈原、王昭君这样的人物，也没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的诗句，也没有像小城涪陵那样用榨菜征服了全中国的胃。
巴东没有太多的历史遗迹，本地人都会向你提起寇准(2)曾在此担任过县令，这位北宋年间的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就像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明代的刘伯温，或是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他们不仅具有超人的才华和品质、充满爱国情怀，还都机智诙谐，通过各种语言上的游戏、心思上的机巧嘲弄对手。比起民间故事中的丰富性，书面记载简单乏味。一本历史读物上干巴巴地写道：“他（寇准）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徭役，兴办教育，很有政绩。”
我们踏上的是一座新县城。船停靠在码头时，要把头仰起六十度，才能看到客运大楼。我们沿着陡峭的石阶而上。石阶的一部分已被淹没在水下，透过清澈的水面，我看到水泥台阶仍在不断向下延伸，通往那个被淹没的城镇。不知顺势而下，将会发现什么。
我们住在楚天路上的国玖大酒店，它是簇新的十二层高建筑，三颗星显著地印在玻璃门前。老板是一个将整个上身裹进灰白色裘皮的中年女人，身材矮小丰满。她给我们指明电梯的位置，脸上洋溢着一种可爱的自足。
巫峡市政广场
沿着楚天路而上，爬上数不清的台阶，就来到了巫峡广场——县城的中心。大年初二，街道上冷冷清清，广场是唯一的喧闹之地。这座四十万人口的县城，最重要的机构都在这里了。县政府大楼在最高处，要从广场再登上几十级台阶，才能到达大楼门口。七层高的楼房算得上精心设计，暗黄色的墙面与大面积的蓝窗棂、茶色玻璃窗，比起司空见惯的白瓷砖、深蓝色镀膜玻璃要讲究得多，官员们正好隔窗眺望缓缓流淌的长江。
县医院在政府大楼的斜对面，广播电视台则在另一侧。紧邻政府、高度稍逊一筹的丹阳时代广场是本城最豪华的购物中心。“丹阳”无处不在，超市、宾馆、酒厂、娱乐中心……所有的这些“丹阳”都属于一家叫丹阳实业的公司， 它的领导者叫王丹阳，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是我们这儿的首富，是个传奇人物。”一位本地人对我说。他没受过正规教育，当过兵。他从一个小店铺开始起家，小店铺逐渐扩大，变成了超市，又变成了酒店、娱乐场所。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人物，他们在中国社会眼花缭乱的变迁中，抓住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既有个人的精明与勤奋，也有那些不能放在桌面上的隐秘世界。从巴尔扎克(3)笔下的巴黎商人到美国的强盗资本家再到俄罗斯的寡头，他们都分享着类似的精神。
老县城与新县城相距十三公里。当地人所说的老县城，并不老，只不过比新县城老上几岁。它们的街道与建筑都差不多，一样的丑陋，一样的不洁，一样的匮乏，一样的吵闹。
巴东旧县城

因为三峡大坝，县政府先是建造了一座新城。但决策者发现，它的地基不牢，滑坡问题严重，不到十年里，他们又开始了第二次迁城。所有人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决策方式，它果断却草率，对成本忽略不计。刚修了不久的七层政府大楼，被遗弃了。大白菜堆在台阶下，台阶上则是果皮和污水，一个老年乞丐把破棉被摊在大楼平台上，昏昏睡去。
而真正的老县城，早已葬身江底，商业街道、住宅区都被淹掉，仅存的是烈士陵园的纪念碑，寂寞地面对着江水。烈士陵园里有贺龙的题词，据说他用两把菜刀开始了革命生涯，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曾在这一带打游击。
我在新县城的广场上碰到小余。广场颇有几位卖气球的小贩，气球颜色与形状不一，都是熟知的形象：机器猫、白雪公主、奥运福娃、米老鼠……它们的色彩与工艺有一望可知的廉价感，倒是县城里的广告牌、店铺里传出的流行歌曲的音质相当匹配，都有一种粗陋的亮丽。
小余与那些小贩不同。他年轻，身材瘦小，脸上却挂满了书卷气，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唇上留着柔软、随意的黑胡子，倘若他穿了白衬衫，眼镜框再窄一点与粗线条一点，就更像是时尚杂志所钟爱的青年设计师了。
或许出于小城的百无聊赖，小余吸引了我。他让我想起了昔日社会中那些走街串巷的小贩，他们有糖果、画片和姑娘们喜欢的头饰，还代表着陌生与新鲜的世界，给过分平静的生活带来涟漪。
气球小贩
我们邀请小余一起吃晚饭，他也是小城的过客，不愿意回家中过年。傍晚七点，他准时到了酒店。他坚持要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去找他。他后来说，是因为他所住的“春风旅社”太寒酸了，是十块钱一晚的地下室。看得出，这与其说是他脆弱的虚荣，不如说是他保持自尊的方式。
我们在酒店冷清的餐厅包间里，喝着重庆产的山城啤酒，听小余讲他的故事。1984 年，他出生于秭归县的一个乡村，十八岁时，再也压抑不住对读书的厌倦，跑到了宜昌市讨生活。他在那里为一家垃圾处理厂工作，负责为废弃金属分类。“那是个污染严重的工作，”他说，“每个月一千块，管吃管住。”对于他的家乡来说，宜昌是个大城市，有各种可能性。
他还卖过仙人掌，骑三轮车替人运货，找不到工作时，就睡在长江边的公园里，夏夜温暖宜人，却被人偷走了钱包。他不会向家人求援，家里也帮不了他什么。他们家是库区的移民，忙着从旧家搬到新家，政府答应一次性支付的一万八千元安迁费，却被乡里干部变成了每月付五十元，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个整数，还能做点小生意，但分开给，就什么用也没有。”小余说。
他卖了半年的气球了。他以每个两块的价钱从宜昌批货，来到周边的小县城兜售，一般卖五块钱一个，他认为特别漂亮的，比如流行的米老鼠，可以卖到八块。每次出发前，他的小小行囊里除去很少的衣物，还有一个充气机，他用少量的化学药品在地下室的房间里制作出氢气，把气球充上气。
一周前，他坐着长途汽车来到巴东县，他不认识任何人。他的生意不好不坏，他发现巴东人喜欢新奇的东西，不管是吃的还是玩的，只要是他们没见过的，就会试一试，包括他的气球。
饭桌上都是男人，话题自然就引到女人身上。小余一下子变得动情起来。旅行时，我经常会碰到各色小镇青年，他们年纪小小，却似乎有着单调又丰富的社会阅历。县城与小镇的精神生活是匮乏的，他们以成年人的世俗生活来填补，他们过早地学会抽烟、喝酒、赌博，在歌厅里扔掉童贞。他们在街道上呼啸而过，暴力和性成了唯一可以把握的青春，生命在此作了灿烂却短暂的停留，然后迅速、头也不回地奔向衰老，不过二十岁，却带上了暮气。
《小武》/贾樟柯/1998
在这部电影中，导演贾樟柯着重刻画了一位生活在社会底层并且和社会主流文化不符的小镇青年小武。
小余却相信爱情，他是个多情种子。在宜昌时，他先是陷入了一场不对等的恋爱，一个女大学生，从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男女朋友，只愿意接受他的照顾，却很少给予回馈。他们的恋情注定走向终结，只等她毕业。然后，他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同事的老婆，一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女人，两个孩子的母亲。他喜欢和她谈话，偶尔的拥抱让他陶醉，结果可想而知，尽管什么也没发生，他还是被迫离开了工作单位。比起他节俭的日常生活，他对于女人们过分慷慨。即使分手在即，他仍花了几百元给女大学生购买生活用品。他还偷偷买了一套保暖内衣裤，希望有一天能送给那个成熟女人。
在从宜昌前往巴东的长途汽车上，身旁一个少女抑制不住倦意倒在他肩膀上睡着了。整整三个小时，他身体僵硬麻木，只为了不打扰她的睡眠。他记得她是在江苏打工，春节回家车票紧张，于是一直站在火车上。下车前，他对那个女孩和她的母亲说，可以替她们在宜昌买回程火车票， 这样就不用再站回去了，让他遗憾的是，她们没相信他。
在巴东的旧县城，他还遇到了一个明眸善睐的少女，送给了她一个粉色米老鼠的气球。旧县城的生意不比新县城，他还是在这里连续待了三天，只想再碰见她。
巴东旧县城
吃过饭，小余提议到江边散步。沿着石阶而下，正是跨江大桥，一路上，我不停地看到这种通体白色的钢索桥，它们就像一只只巨大的纯白竹叶虫趴在山峰之间，暂时地休憩。对岸的山已隐藏于黑暗中，山腰上闪耀的灯光。
小余诚恳地请我们吃路边的烤羊肉串，他还谈到了他在春风旅社里的另一个住户，是个十八岁的年轻姑娘，是个卖春的姑娘，过年时也未归家，他们孤单在外，有时一起在旅社的厨房里煮面条吃，打发寂寞时光。他似乎在暗示，我们是否需要这样的服务，他愿意给她打电话。他的自尊是淳朴的，他不想只占有，愿意提供帮助，回报我们的酒饭。
“在北京鞋垫好卖吗？”他突然问。我不置可否，看得出他渴望更大的城市，他甚至还提到了北京的奥运会，他说能去看一场比赛，是人生的一场梦。
因为蓄水，江面升高、变宽，流速减慢，泥沙沉浸到水底了，快艇像是行驶在平静的湖面上，两边则是陡峭的山峰。上面生长着的树木在冬天萧瑟得灰黄，倒是与其下的岩石色调一致。山体的形状与颜色偶尔发生变化，有时是黑色平平的岩石，有时像是一串突然突出的鱼脊背斜插入江面，陡陡的山坡有时是零星的树林，有时是光秃的一片，当一片梯田突然出现时，就意味着一个小村落的出现。
远望像小小的火柴盒的房子突然聚集在山腰上，不出意外，还会有一道白线划过山腰，那是将村落与市镇连接起来的公路。有时，我盯着一个火柴盒，会看到一个红衣的小人从阳台上走回屋内。她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有时，刺眼的人工痕迹进入了眼帘。我看到了中国电信那蓝色的广告牌，岩石上刷着白底红字的方块：175 米。当大坝彻底竣工之时，水面将达到这个高度，山峰又会变矮了一截， 水面又将增宽，而那些山坡上的“火柴盒”又将消失一些。
当穿过那座橙色的跨江大桥时，巫山到了。
如果不是同伴提醒，我几乎就忘记了这是贾樟柯电影中引人注目的一幕。橙色的、像彩虹一样弯曲的大桥，连接了两座山峰，周围是墨绿色的山与水。
《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
巫山的客运站大楼明确无误地显示，这是一座仍在建设中的城市。大楼的外表还没来得及覆盖上瓷砖，仅以灰色水泥示人，钢筋支架上裹着绿色的施工网眼布，一架黄色的吊臂车孤单而骄傲地俯视着长江。墙壁上辽阔的长方形空缺在等待着玻璃，地面上则只有尘土和沙石，在售票大厅里，没有一张椅子，人们站着抽烟、蹲在地上发呆，给小孩子把尿。
我对于巫山的记忆始自“巫山云雨”这个词。十四岁，我知道了它是性隐喻，它在我青春期时孜孜不倦地不断翻阅的《三言二拍》里随处可见。那时候，性仍是禁忌，是困惑与兴奋的主要来源。“巫山云雨”是所有意象中，最朦胧、诗意的。我忘记了在年少时的那些情书里，是否引用过元稹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多么富有嘲讽意义，写出这样海誓山盟句子的人，是个滥情公子。
眼前的巫山县城与诗词中的巫山毫无关系。出租车沿街向上，这个新县城已经断断续续建了十年。县城的主干道被命名为广东道。
比起巴东县，巫山热闹、繁华得多。市政广场是城市中心，广场的布局像是三层水泥梯田。第一层的平地广场，是小吃的大排档与露天舞池，不同年代的流行曲彼此重叠。我也看到了小余所卖的气球，但米老鼠的那一款不是八块，只有五块。
再高一层是椭圆形的露天电影院，稀稀落落的人群正在看一部拙劣的香港警匪片。电影院旁则是一家接一家的台球桌、游戏厅、网吧、手机店。第三层是一家接一家的小商店，还有一个滑冰场。中午时，平台上面摆满了一张张绿绒或灰绒桌面的麻将桌，五块钱一杯茶，你可以打上一下午，不断有挑着凉粉的小贩经过，供玩者缓解饥饿，解解馋。
我从未体验过麻将的乐趣。一个小方桌，四个人，一百四十四张牌，就可以消磨掉无穷的时间。环境微妙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与思想。越到南方，人口就越密集，人们精耕细作，发明各种烹饪方法，能将普通的材料做得味美可口，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正是集大成者，每次把白菜叶放进红汤里，就经常想起一位外来者所写的 ：“我非常清楚，中国人的餐饮艺术一直是无中生有的艺术……（他们） 试图利用我们不加注意的一切东西。”麻将似乎也是对密集人口的响应，它是一个在最小空间可以容纳最多人的活动之一。
重庆火锅
夜晚，我沿着市政广场旁的石阶攀登，它被命名为神女大道。大道上没有神女的香气，只有一向横流的污水、果皮和塑料袋，垃圾堆旁则是一片大排档，油锅滋滋作响，铁板锅上的土豆块，散发出阵阵香气。
“新城好。”神女大道旁一家古董店的女人告诉我。她从前是旅行社的雇员，旅行社解散了，她就和丈夫合伙开了这家又卖兵马俑、又卖“文革”革命宣传画、还有辨认不清的三峡文物的古董店。“如果不是建新城，道路不会这么宽，也没有这么多商场，我们的房子也大些。”她的丈夫，一个圆圆脸的中年男子补充说。
我曾经是带着某种偏见来到三峡的，对这个工程充满怀疑，它太浩大了，超出了人力的驾驭，当试图以数字衡量得失时，那些难以量化的事物往往就被忽略掉了。你可以计算大坝的发电量，但是你该怎样计算人们看到家园被淹、迁移他乡，物种消失、植被破坏的损失呢？
我得到的信号是含混的。我没去乡村。那里的人是受影响最大的人，他们世世代代在此耕种，突然失去了土地。城镇是受益者。他们会抱怨补偿太少了、属于他们的移民款被层层盘剥，但他们也乐于承认，若不是三峡大坝，他们搬不到体面的新城。对于老城，他们的感受和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同——老街道只意味狭窄、肮脏与拥挤，它没有太多价值。人们渴望的是“崭新”的世界，是霓虹灯广告牌、新款的摩托罗拉手机，还有被染成黄色的蓬松发型。人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向回看。
巫山新县城
“八成是好的吧。”在山顶上一座居民楼阳台上，一个中年男子对我说。阳台下是建立在斜坡上的新城，蜿蜒的盘山公路、层次分明的楼房，是一座山城的典型景象。远处的长江，静止不动。“原来可能都没有现在的三分之一宽。”
这个男人说。他右手指着彩虹桥右边的望天峰，他的老家正在望天峰后，要坐上几十公里的汽车才能到。他所住的居民楼是两年前租下的，因为他的儿子在楼后的巫山中学上学。他的妻子在这里陪儿子念书，照顾儿子的生活，而他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则在北京朝阳区做一名室内装修工。“北京的活还是好找。”当他听说我来自北京后，谈话的兴味变得更浓了。他还谈到了台湾、奥运会，因为它们都会对北京未来繁荣产生影响，而繁荣则直接关乎他的生计。
李家沟大桥下的土坑的地形，比我想象得更复杂。“你只要拿这个闪光灯，对着纪念碑，然后同时按这两个钮。” 几分钟前，摄影师叮嘱我，他指着黑黢黢的远处，三峡移民纪念碑在那儿。
我顺着他的右手，只看到一片夜色。奉节的夜生活刚刚开始。李家沟大桥像是两种生活的分界线。在桥的这一边，是城市的休闲广场，一家又一家的餐厅、旅馆、舞场、商场连接在一起，霓虹灯管的店名，姿态夸张地吸引着过路人。在桥的这一边，却仍是一座待建的城市。我不知道，超过五十米的巨大土坑，是准备修建新的建筑，还是等待被填平。
我依稀记得《三峡好人》中移民纪念碑的形状。是这部电影促使我开始这次旅行的。导演贾樟柯对我描绘他在奉节五个月时间里的拍摄经历：“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一开始，我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到北京再回到现场后，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却也早已面目全非。”电影中还有一句过耳难忘的台词：“三千年古城要在两年内拆迁。”
《三峡好人》/贾樟柯/2006
这句话是今日中国的某种隐喻，变化宽阔、庞杂、没有规律、无视个人的意志，以至于人们要用镇定自若或麻木不觉来应对这种变化。在贾樟柯经常去的一家小餐馆的平台上，临江的围栏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老板娘神情淡定地站在台边上炒菜，她身后几步就是山崖，下面流淌着长江水。在电影中，三峡移民纪念碑像是个摆放歪了的俄罗斯方块，更像是政治权力的象征，而非对那些移民的个人命运的纪念。在电影的最后，这个始终没有竣工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一样，突然飞上了天。
真实的纪念碑仍旧停在那里，仍旧裸露，像是在进行一场永远没有完成的告别仪式。我对着它按下闪光灯键，一道白光突然将它包裹起来，突兀在夜色里。不知在李家沟大桥的摄影师的镜头中，这一场景将如何再现。
第二天下午，晴朗多风。我参观了那个孤零零的白帝城。水位上涨，它变成了一座孤岛，它夸耀其历史足以追溯到近两千年前的东汉末年，但它最古老的建筑是来自民国年代。展览的主体由刘备与诸葛亮的壁画与人工雕像构成，他们代表着忠诚、信任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感。
在中国旅行，你经常被一个接一个、不知节制、厚颜无耻的人造景观所包围。在山西时，当地的公司修建了一座木塔，宣称它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鹳雀楼，向每个游客收取一百元的门票。四川人修建了一座混凝土博物馆，说它就是大禹故里，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大禹其人。真实历史与民间传说相互混杂在一起，但它们很少像在此刻的中国这样边界模糊。我们毫不吝惜地搬迁、焚烧、拆毁、重建，或许是我们的历史遗产实在太丰富，没什么值得尊重与留恋。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蜂拥而至所有他们想去的地方，不介意是在真实的遗迹前还是人造的景观前，合影留念。
太阳已落山时，我在奉节的旧城闲逛，天色是忧郁的灰蓝色。江边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汽车轮胎、门板、砖头、钢筋、陶瓷马桶，似乎这座城市可以被拆卸的一切，都集中在这里。一群白灰斑点的小狗突然一阵风似的从坡上奔下来，激起尘土阵阵，然后他们相互撕咬着向远处跑去。垃圾场的帐篷中，有人在打麻将，一个中年妇女正抱着一捆白菜向露天灶台走去……从老城回到新城，我还路过了一场葬礼，人们散乱地挤在灵堂前，等待吃饭，气氛很是热烈，若不是那些花圈，我搞不清这是葬礼还是婚礼。
奉节县城依斗门
摄影/颜长江
在这散漫的日常下，是弥漫的麻木。“这地方选得不好，很多地方在继续灌注混凝土，”我在李家沟大桥上遇到的小伙子说，“很多专家都已论证这地点有问题，但是领导还是决定建在这里。”
“你们不担心吗？”
“不担心，大家不都住在这里？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呀。”
这是一座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上的城市。我被一种强烈的荒诞感包围。我曾如此热爱这种荒诞，它为我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兴致盎然的视角。但荒诞却同时腐蚀了我的感受力，还有我的心。一种厌倦突然袭来。我不知这厌倦的原因。可能是城市里的噪音，千篇一律的商场与娱乐场所，丑陋的建筑，还有那些不痛不痒、难以深入的对话。
你会遇到小余那样的浪漫年轻人，为了孩子的教育而甘愿自我牺牲的装修工父亲，耐性、坚韧是一种常见的品质，为了更好的生活，他们充满热忱地抓住每一次机会。但碰到的越多，我就越发现最初发现的喜悦感消失了，他们的命运都差不多，经常为自己的生存苦苦挣扎，对巨大的社会变迁感到无力，有过分投机的心理。社会的现实状况深深塑造了他们的内心——过少的资源与过多的人口之间有着难以消减的矛盾。席卷一切的狂暴的社会变化，除了响应、忍受，个人似乎别无容身之处。
有时我假装理解他们，试图富有同情心地看待这一切。但在更多的时刻，我则对那种空气中飘荡的麻木、精神匮乏感到无聊和愤怒。我担心自己变得嘲讽，用冷漠和厌倦看待眼前的一切。在内心深处，我也并不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
夜晚的航船穿越了黑乎乎的夔门(4)，白昼它曾美得让我心神荡漾，而夜晚它高大而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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