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图片，阅读“疫情蔓延时的旅行”系列第一篇：《从吉隆坡到槟城》

来到槟榔屿，原本是为了寻找孙中山的足迹，这是他全球旅行的重要一站。但到达后，另一位中国人更引发我的兴趣，1879 年出生于此的伍连德，突然活跃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倘若孙中山试图治愈近代中国的政治疾病，伍连德则是更具体疾病的克星：他领导了 1910 年东北鼠疫的医疗战役，是现代中国卫生系统的缔造者。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让中国陷入巨大的恐慌，也让这个被遗忘了多年的名字，再度浮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总与现实危机紧密相连，尽管对伍连德的信息所知甚少，却认定他代表了昔日中国的某种理性与希望，同时，仿佛也是某种隐喻，一场巨大瘟疫往往是一个帝国危机的象征。
槟榔屿
“男女老少都来此点着红色蜡烛和线香，下跪祈求健康和财富……无数点燃的香烛所产生的浓烟，使人几乎窒息。”大年初三的观音庙，就像伍连德笔下的回忆一模一样。这一天寺庙发红包，很多印度人也挤在人群中。伍连德就出生在这个观音庙旁，是一位金店老板之子。
1850 年代初，伍祺学从广东新宁(今台山市)到此讨生活，这是很多广东、福建人的选择。他们被官僚腐败、内战、贫困驱赶着，去南洋、金山寻找新的人生希望。他只带一个枕头、一副草席而来，凭借灵巧的双手，从一个金铺学徒到拥有了自己的生意， 雇用了其他伙计。他娶了一位当地的客家女人为妻，他们孕育出一个十一个子女的大家庭。出生于 1879 年的伍连德，在家中排行第八。
最初知道伍连德的名字，是因为林文庆(1)与宋旺相(2)。后两者都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重要人物，他们接受了最佳的英文教育，却对中国有着强烈的归属感。林文庆更是直接卷入近代变革，与康有为、孙中山过从甚密，支持他们的政治行动。伍连德则以另一种方式应对了近代中国的危机——公共卫生危机。
这个时刻，了解他的冲动前所未有地强烈。我从网上找到了伍连德自传，这是一次妙趣横生，又极富现实意义的阅读。自传从他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开始。1910 年 12 月 24 日，当伍连德抵达哈尔滨时，他最担心即将到来的春节。次年 1 月 31 日，中国人将走亲访友，它可能导致疫情的大规模传播。
这个年轻医生，骄傲且敏感。他有理由骄傲，年仅三十一岁， 已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任上做了三年，他有中国人少见的世界经验——曾在剑桥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英国、法国与德国都从事过细菌学研究。他还身负重任，要应对东北突然出现的鼠疫。9 月初，一些病例开始在满洲里出现。患者多是农民，以捕获旱獭为生，这种啮齿类动物的皮毛，经过染色可以仿制成黑貂皮，高价出售。他们在高烧、咳嗽、 咳血之后死亡，皮肤变成紫色。

这个中俄边境城市随即陷入恐慌，人们开始购买火车票，沿着俄国人建造的铁路涌向东部与南部，很多人在哈尔滨下车。在哈尔滨附近的小镇傅家甸，病例从 11 月 1 日的两个增加到 12 月中旬的每日八至十个，没人知道原因是什么，包括经验丰富的老中医，他们是很多患者唯一可以求助的对象。
伍连德与他更年轻的助手，依赖的是另一种方法。他们随身携带了“贝克袖珍显微镜”，“各种染色剂、载玻片、盖玻片、盛着酒精的小瓶子、试管、针头、解剖钳……三大打盛有琼脂培养基的试管”。他们还准备解剖尸体，以了解病毒的根源。
伍连德借助其从欧洲带来的贝克显微镜，看到了载玻片上的鼠疫杆菌。
《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他们先是前往傅家甸。一进入这个小城，他就发现 “居民惶恐不安、大祸临头的气氛。到处都有人交头接耳议论。人们谈论着高烧、咳血和突然的死亡，谈论着路旁和旷野被人遗弃的尸体”。地方官备显无能， 同知(3)章大人“身穿一件肮脏肥大的长衫，给人一种效率不高或不足为信的印象。即使一些简单问题，他也回答得吞吞吐吐，模棱两可”。
为了应对鼠疫传染病，傅家甸设立了第一家临时消毒所。
《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也是在傅家甸，他得到了一个解剖尸体的机会。中国人遵循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传统，死者的家人或是收容者拒绝这一“野蛮”的行径。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患者成了第一例。伍连德与其助手，“切除胸软骨部分后，将粗大的注射器的针头插进了右心房，吸出足够的血液，放在两个琼脂试管里培养细菌，并用显微镜载玻片涂片观察。然后又切开肺脏和脾脏的表面，伸进白金接种环，挑取这些器官里的物质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涂片观察。将感染的肺、脾和肝各取出 2X2 英寸大小的组织放进盛有 10% 福尔马林液体的瓶子里”。
确认是鼠疫杆菌后，伍连德特意邀请道台(4)、章同知和警务长在显微镜下观察病菌，试图向一脸茫然的他们解释医学原理。
他得出结论：病菌的传播途径并非从老鼠到跳蚤再到人，而是直接的人传人。他建议，在满洲里与哈尔滨之间实行严格管制；派入巡查其他道路与河道；傅家甸也要提供更多房舍收留病人，隔离患者，京奉铁路也必须采取防疫措施。
他还深知国际合作之必要。哈尔滨不仅是一座中国的城市，它也是俄国人的城市，事实上，它正因修建西伯利亚铁路而起。他要赢得俄国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将军的支持，借用货车车厢隔离病人，他还逐一拜访日本、英国、美国与法国领事。他的专业训练与流畅英文并未赢得对应的尊敬，他的黄皮肤面孔以及背后的中国政府，让这个年轻医生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用作隔离处的火车车厢
《哈尔滨傅家甸防疫摄影》/上海商务印书馆/1911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陷入一次又一次危机，它自我革新的速度远远比不上腐朽、衰败的速度。这场鼠疫不过是它遇到的诸多危机之一。在北京，一场更大的政治危机也日益突显。流亡海外的孙中山、康梁的声音暂微弱下去，但国内的变革呼声却日益响亮。从杭州到武汉，从南京到西安，各地的请愿团体都一波接一波提出迅速立宪的主张。这个体制的根本矛盾已不可回避——一小群满族人已没能力统治这个庞大的帝国，他们的无能导致了全方位的失败与屈辱。
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在两年前几乎同时离世，则让这个本就摇摇欲坠的政权，失去了最后的粘合剂。年轻的醇亲王与他的满人权贵们，本能的反应是继续收紧控制，排斥政治参与。在这样的全面危机中，一场鼠疫也必然会被高度政治化。俄国人与日本人正在争夺在满洲的影响力，他们多少期待借由这一事件扩张自己的权力。也因此，伍连德之行也充满了政治含义，要帮助中国保持国际尊严。
我从中华街走到国王街、皇后街，想象伍连德童年成长的印记，也多少理解了为何伍连德可能在 1910 年的危机中脱颖而出。如果他 1879 年出生于家乡新宁，聪颖、勤奋且运气好，他可能在 1905 年废除科举前获得一个功名，也可能东渡日本，成为孙中山或梁启超的追随者。他是不太可能接受西式的医学教育的。而在槟榔屿，他一开始就成长于多元文化中，进入英文学校大英义私塾读书，接受了当时流行的绅士式教育，学习文学，热爱体育，注重团队精神，对人公平，考取为“女皇奖学金”，让他有机会前往英帝国中心接受教育。这也是帝国统治术的一部分，在殖民地中选拔精英，接受最优良的教育，令他们成为当地人与伦敦统治者之间的桥梁。剑桥提供的训练与国子监、翰林院截然不同。他也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剪掉了脑后的辫子，以一名现代绅士自居。
国王街街景
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他穿梭于东西方，在他语调轻快的自传中，很少提及当时普遍的种族歧视——东方之衰落不仅是制度与技术上，更是人种的。这身份上的困惑也必定给予他另一种动力，他要在各方之间保持平衡，也要更依赖于自己的能力，他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
当他返回海峡殖民地，则要扮演双重角色。他既是一名医生，也要扮演社会改革者的角色。他写文章呼吁华人社会的革新，成立禁烟协会，抵制鸦片，呼吁女子教育。他也招致了孤立与报复，被人陷害私藏鸦片，蒙尽羞辱。
恰在此刻，施肇基(5)的邀请到来。他比伍连德年长两岁，虽出生于苏州，却没有走上才子文士之路，而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英文教育。他后来赴美成为使馆翻译，旋即令人惊异地辞职，进入康奈尔大学读书。 1905 年，他一回国，就加入了端方与戴鸿慈(6)领导的宪政考察团，途经槟榔屿时，他与作为社区领袖的伍连德相识。作为当时少量接受过纯正西方教育的新人物，他们必定惺惺相惜，他们更知道中国的困境与局限。
抵达中国后，伍连德展现了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在正打算前往北京时，慈禧与光绪先后离世，接着他在天津陆军学堂的保护人袁世凯下野，他迅速找到了新的保护人，为了拜见陆军大臣铁良、肃亲王这些满人权贵，他熟练地穿好了清朝官服。
在天津任职时，他遇到一小群昔日的留美学童，他们曾随容闳前往美国读书，突然改变的政策中断了他们的学业。此刻，他们已人到中年，回到中国多年，却“依旧说着英语”，回忆往昔。与同代的日本留学生不同，他们从未进入政府核心，发挥他们的优势。
伍连德比他们幸运。哈尔滨给他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舞台。国际压力加速了北京的紧张，更多的志愿者前去哈尔滨支援。其中北洋医学堂的法国首席教授梅尼(7)的遭遇，尽管不幸，却极大地帮助伍连德获得了威望。1月2日抵达，这个傲慢的法国人期待取代伍连德，成为防疫事务的负责人。三天后，当他检查病人时，没有听从伍连德的建议佩戴口罩，随即被传染并去世。这加剧了恐慌，连这位权威都无法自保。恐慌使防疫工作加速，人们普遍接受了口罩，所有的官员与群众也开始摆脱之前的迟钝与麻木。
2020年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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