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来，我们都被一种越来越强的受困感左右。你对自己、对世界的感知愈发抽象。面对不断堆积、无法排解的压力，回忆、头脑中的远游，带来逃离与放松，哪怕是暂时的。这篇不丹的游记写于 2009 年，那时我对生活、对世界的想象与现在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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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东西在不丹无处不在。狗叫声从早到晚，从城市到乡村；Druk（龙）也无处不在，很多商店以此命名；但是没一样能比得上国王的画像。酒店、办公室、餐厅、杂货店、机场、人家、电影院、咖啡店，只要你想得到的地方，总有国王的画像。有时，它仅仅是现任国王的，有时是五位国王的，从创始者乌颜·旺秋（Ugyen Wangchuck）(1)到现任的普美·格萨尔·南杰·旺秋（Jigme KhesarNamgyel Wangchuck）(2)，跨越了一个世纪。照片从黑白变成了彩色，时代的风尚也在变，国王从粗壮的武士变成了英俊的明星，分明的棱角犹在，那是王家的传统。
国王正在巡视不丹，一个乡村接着一个乡村。他今年二十九岁，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元首，他周游世界、见识广博，还在少年时他就见过卡斯特罗、索尼娅·甘地。他也是个早熟的青年，权力的传统使他克制，而不是放纵。在牛津大学的三年间，英国的小报不懈地试图找到年轻人哪怕稍稍的放纵，却从未能如愿。2006 年年底，他成为不丹的第五任国王。
这是个精心挑选的时刻。2007 年是旺秋家族统治不丹一百周年的纪念。晋美·僧格·旺秋（Jigme Singye Wangchuck）(3)在他三十二年的任期中已做了很多革新。他是这样一种领导者，与其让变革的浪潮把你吞噬，不如提前响应这种变化。他创造 GNH 的理念，是因为追求经济增长已不可避免，但是与其让经济增长成为支配性的力量，不如把它置于一个可控的力量平衡中；1999 年引入电视机和互联网时，意识到信息时代的到来不可避免；而自 1998 年以来，他一直试图将另一项变革引入不丹人民的生活中——民主，尽管几乎所有的不丹人都不认为自己需要它，在一个英明、仁慈的国王的统治下，一切再好不过了。他先是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然后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在宪法通过后，他则宣布退位，因为新的变革需要新的面孔；2008 年 3 月，不丹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选举非常平静，和周围国家的动荡形成鲜明的对比。
或许在整个 20 世纪，再没有一个王室能像不丹王室一样，既利用自己的权力推动国家进步，又不让自己被权力腐蚀。1991 年，晋美·僧格·旺秋对一位记者发出感慨：“王室的缺陷是，你达到这样的高位，不是因为你的美德，而是生而如此。”
什么令不丹与众不同？自从第一天起，这个问题就一直缠绕着我。我猜它的规模激起了我不恰当的雄心。没人试图通过一篇文章来理解美国、俄罗斯或是中国，但是却以为可以由此掌握住不丹的精髓。

抛开浅薄的异国情调，还有经常被赋予不必要神秘色彩的宗教——它当然非常重要，佛教对相互依存的强调，为不丹提供了巨大的道德、情感和智力上的源泉，但是东南亚国家几乎都佛教盛行，却经常卷入无穷的混乱和悲哀。
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所有独特性都有变成相似性的危险。报纸上哀叹的是高涨的房租、不断增加的汽车、年轻人的失业和新价值观、金钱和伦理的冲突、官员腐败的出现……一个夜晚，我去看电影。电影院破旧不堪，放映人员坐在楼上第一排工作。一部不丹电影，一句对白我也听不懂。但是画面和情节，却不难猜测。一个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故事，一个英俊青年，最终抛弃了城市的繁华，去寻求他在乡村的淳朴爱情。电影的制作是粗劣的，表演也是僵化的，但是一种单纯的尝试精神却弥漫其中，而观众的笑声和忧伤，都那么真实可触。很多时刻，它让我想起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电影和观众们。这两个不同的时段、情况迥异的国家，都在睁开眼睛，努力去理解世界和自己，去接受各种涌来的冲突。
“是的，我们都是人，都有着同样的困惑和希望，”昆桑曲登听完我的感受后评价说，“倘若说不丹真有什么独特之处，不是宗教，也不是文化，而是它的国王。”
今日世界，深受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分离和断裂之苦，人们的内心在这种分离和断裂中无处安放。不丹的幸运之处，既得益于它长期的孤立，更缘于它的领导者用自己的权威，努力弥合这即将到来的断裂。当很多国家被变革所吞噬时，不丹努力学习驾驭这些变革。
“如果一定让我说个人观点，”迈克·拉特兰德停顿了一下说，“那么，一切变化都是坏的。”他近乎完美的英国口音像 BBC 的播音员，还有老派的英式幽默，在一个结论之后，立刻添加一句自我嘲讽。
我们像是去拜访一位山中隐士。迈克·拉特兰德也的确像一位隐士。对每一位来不丹旅行的记者来说，他都是必经的一站。再没有一个外来者，比他更有资格来谈论这个国家，他既是旁观者又是局内人，也是这个国家应对变革的一部分，或许也比任何人都有资格谈论它的国王们。
1970 年，他以一名科学教师的身份来到不丹。那年，他三十二岁，是牛津镇一名教授物理学的高中教师，或许从未听过不丹这个国家，即使偶有所闻，肯定也从不在意。在一次晚餐上，他碰到一位英国女士，她居住在印度的大吉岭，他们随意交谈了几句。不久后，他收到邀请，来自不丹国的王后，询问他能否前来帮助她建立一所小学院，做十六个学生的科学教师，其中一位是达绍晋美（Dasho Jigme）王子，他将成为日后的国王。
最初，迈克·拉特兰德感到莫名其妙，他谢绝了邀请，他喜欢牛津的生活，为什么要去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国家。但不久后，邀请再次到来。这一次，青年人的好奇心战胜了迷惑。他听说，只有很少人有机会前往这个国家。
这是趟独特的旅行。他先乘坐飞机从伦敦抵达印度北部的加尔各答，是在这里，而不是之后的不丹，给他第一次文化冲击。他乘坐的那架 DEKATA 小型飞机，在上空不断盘旋。等待降落的机场上到处是吃草的牛，一个小孩子将它们赶走后，才好落地，然后他发现，同样是这个赶牛的孩子负责给飞机加油。他在加尔各答待了三个星期，等待不丹王室在合适的时间将他接走。正是印度全国大选前夕，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西式民主化国家，仍在艰难地学习民主之道，爆炸、骚乱、示威不停地发生，与安静的牛津太不相同了。
最终，他来到不丹，学校所在地帕罗，不丹昔日的首都，以如画的风景闻名。“我坚信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差不多，”他回忆说，“我很快适应了去教授达绍晋美和他的同学物理、化学、生物和数学的课程。这是个充满乐趣的工作，像所有年轻人一样，他们很淘气。但从不 wicked（邪恶）。他们很有幽默感而且学习努力。”他记得王子和同学相处非常融洽，从未要求被特殊对待。不过，他有一辆日本摩托车，很可能是不丹唯一的一辆。
迈克·拉特兰德的教程为期一年，回到英国不久，他听到国王去世的消息，他意识到那个十七岁的少年，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新国王，他要去指导这个国家运转，给予他的人民信心和智慧。
他在 1985 年再次回到不丹，受到他当年的学生的热情招待，之后他每年都要访问不丹。而当他在英国的中学教职结束后，他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留在不丹。他也在英国成立了不丹协会，是这个国家对西方世界的重要发言人。
但是，吸引我的显然不仅于此。他是个中英混血儿。我只听说他的父亲是当年国民党内的知识精英，而他的一位叔叔更曾是台湾当局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似乎在喜马拉雅山中，我要碰到另一段中国故事。
见面时，倘若他不开口讲话，不去注意他的鼻子，他像个魅力十足的中国大学教授，整洁、智慧，刚刚退休，乐意接受年轻人的拜访。即使他曾经会说过一两个中文词组，如今也忘得一干二净了。有那么几秒钟，在这荒草丛生的半山之上，我以为自己坐在牛津大学的某处草坪，听一位刚刚旅行归来的学者，讲述他的见闻。
在一间书房里，他的父亲与母亲的照片并列摆在一个相框中，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纯真。那是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来自广东梅县的谢哲声，考取公费留学名额，来到牛津大学，攻读经济政策。除了获得硕士学位，这个中国青年还找到一段恋情，他和一个英国姑娘陷入爱河。
出生于 1938 年的迈克·拉特兰德，是这两个世界短暂碰撞的产物。战争中断了这一切，谢哲声回到中国。先是和日本人的战争，接着是国共内战，到处是混乱、残杀。失去联系之后，这个小家庭也离散了。年轻的丈夫与妻子都再次组建家庭，或许本应叫迈克·谢的他成了迈克·拉特兰德。
他再次见到父亲已是 1962 年。追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的谢哲声，已是一位资深的经济学家，在东南亚享有盛誉。之后的很多年，这对父子总是在东南亚的某个国相逢。我没有追问，每次见面时，他的感受是什么，成为物理学教师的迈克·拉特兰德和经济学家谢哲声该谈些什么？
迈克·拉特兰德和中国第一次密切联系发生1997 年。他被邀请去参加香港回归的典礼。他猜测很有可能是他那个更著名的叔叔谢森中的声誉让他获邀，谢森中曾是台湾“中央银行”的总裁，一位国际名人。
真是难忘的经历，迈克·拉特兰德记得 6 月 30 日的夜晚，大雨倾盆，站在观礼台上浑身湿透。“我从来没这么湿过，”他语气欢快地回忆说，“第二天我碰到一位中国哲学教授，他说，你既可以把它理解成天空为英国人的离去哭泣，也可以说它清洗掉所有英国人的痕迹……”
也是那次旅行，他回到父亲的故乡广东梅县。他被友好地接待，他的父亲前往台湾已不再是罪名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族谱上，他是谢家的第二十一代。在他的电脑上，他给我看抄在一张红头文件信纸上的族谱，它们像一幅树状图一样延展，有迈克这个名字。他多少为此震惊，或许也是第一次感觉到中国人的韧性。“血缘比政治更重要，”他回忆说，“就像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最重要的含义。”他的电脑里还储存着一张黑白老照片，一个大家庭围在一起， 背后是一张清代的画像，可能是谢家的祖先，他的父亲也在照片中。
我们先是在草坪，然后在一间有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谈话。窗外是青色的群山，据说 17 世纪时一位西藏喇嘛在此苦修。墙上挂着他的全家与前任国王和现任国王的合影照片。去年他七十岁生日，这两位国王来此参加庆祝会。到此的人们，总是询问他关于不丹的一切。
“这非常不适合比较，我喜欢去浪漫化。”当我提到清朝皇帝溥仪的英国教师庄士敦时，他边笑边摆手。他看过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他在不丹的经历不会那么戏剧化，即使有一些，他显然也愿意去淡化它。
不过，他当初那位十七岁的学生的确与众不同。1974 年，他正式加冕为国王，随即，他被证明是一位开明、富有远见的国王。“你们这些记者呀。”拉特兰德总喜欢以这句话和我打趣。他知道外界对不丹仍所知不多，而且新闻业总喜欢简单、粗暴的结论。
几天后，我查询到一段《纽约时报》对他那个著名叔叔的报道：“当谢森中说话时，人们要倾听。这不仅是因为他是台湾‘中央银行’的行长，掌握着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而且当他说话时，你似乎别无选择，只有倾听。这个七十二岁的昔日教授，不相信任何人，不管他是记者、经济学家还是美国财政部的官员，能懂得台湾经济。”这篇报道发表于 1992 年，它在十七年后让我大笑不止。即使迈克·拉特兰德没有中国名字，谢家人的基因却仍在，他们天生有主导谈话的能力吧。
城市很小，什么消息都流传得快。几乎全城人都知道，有一些中国人在半山上修建一个佛像。估计再有几天，全城人也都知道，有两个中国人，总在街头闲荡。
“这里中国的影响为零。”迈克·拉特兰德说，如果不算他的中国基因，廷布的确很难看到中国的印记，印度才是真正的超级大国。电视屏幕上的印度歌舞剧，宝莱坞肉感十足的明星们布满了书店里的杂志栏，国家电视台的新建筑是印度捐赠的，从廷布到布纳卡的公路则是印度人援建的，这个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也来自印度，建立起的大坝发电也是要卖给印度，皮肤黝黑、毛发茂盛的印度工人们在帕罗的街头闲逛着……
而中国，她隐藏在杂货铺那廉价的运动鞋里，隐藏在价格诱人的手机里，在世界各地汹涌澎湃的“中国制造”只有小部分进入这里，而且取道印度。据说一个姓 Hing 的中国人住在不丹与印度北部交接的小城，是个富有的贸易商人，他在二十多年前就定居不丹了。在廷布最显著的中国印记就是一家叫 Chopsticks（筷子）的中国餐馆了。大红灯笼、恭喜发财的横幅，但它是一名西藏人开的。中国的痕迹也出现在一些餐厅的菜谱上，很多有英文的四川、香港的字样，真难为这些厨师了，他们在印度的中餐馆学习中国味道。这味道当然变形，却总好过不丹每道菜中过多的奶油。一些顾客热情地和我们交谈，除去他们天性的开放，也是因为他们从未遇到过中国人。
不丹夹在两个巨人之间。这两个国家人口超过二十亿，任何一方只要稍抬起脚，不丹就烟消云散。喜马拉雅山麓的国家，都曾感受过这种威力。但不丹却是个异类，中国的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印度无处不在，但它却从未影响不丹人的精神世界，不丹的独立性也从未受其侵扰。不丹自豪是个从未被殖民过的国家。
不过，人们对中国很感兴趣。尤其是那些收看中国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人，他们被中国的丰富与辽阔所强烈吸引。这个国家到 17 世纪才有了最初的政体，但中国那时已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存在了两千年。
一个刮着风的傍晚，我去寻找那群造佛像的中国人。半山上的那台吊臂车一直指引着方向。这是廷布唯一的一台吊臂车吧，它傲慢地戳在山腰。我搭着一群印度劳工的拖拉机而上，最终抵达了工地。不知是风太大，还是已到了下班时间，工地上空无一人，层层叠叠的脚手架围住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的基座，一些巨大的黄色铜片折叠着躺在那里，像是冰冷的尸体。
我推开临时工棚的门，看到了李扬和他的同事，他们正在上网。“ 能说中国话太好了 。” 李扬刚刚三十岁，说起话却像个老江湖。他出生在成都，在郑州上大学，最终在南京工作。他所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佛像制造商。技术变革改变了工作的方式，包括如何制造一个佛像。它不再需要信仰者世世代代去开凿，而是在工厂中生产出不同规格的镀金铜片，运到地点再焊接起来。在这家公司的履历上，八十八米高的无锡灵山大佛、香港天坛大佛是代表作品。
这座四十二米高的不丹太子佛，算不上一个多么重大的工程。自从 3 月以来，李扬一直待在廷布，并在这里过了三十岁的生日。对他来说，这段生活谈不上愉快， 首先是吃不好，来这日子不长，却已碰上了 3 月和 5 月两个斋戒月，到处买不到肉吃；食品的价格也贵得离谱，鸡蛋要三块钱一个，更没有什么娱乐场所，没有什么可逛的商店，他们去过一次可能是全城唯一的卡拉 OK 厅， 再没有兴趣去第二次。至于风景，随处可见的青山又怎么能和九寨沟相比。
不丹的安静、简朴、放松，在他们感受中变成了枯燥和匮乏。是啊，这里怎么能与南京和成都相比？那些一家接一家的食肆，商场与夜总会的霓虹灯闪烁，一刻不停地刺激感官。
不过，他也承认不丹的民风单纯，人人彼此友好，如果你身无分文，街头定会有人给你一顿饭的钱，这里的环境也相当干净。但是，这些美好似乎太少了。
他担心还要再待上一段时间，工期还要延长，因为本地的工人似乎没那么热心工作，他们太放松了。而且，不丹人似乎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复杂的工程世界，“连搭个脚手架都要去香港培训”。
李扬像是我见过的很多中国年轻人，年轻、聪明、灵活，却也过早地世故，太沉浸在一个已知的世界里，不准备理解其他的逻辑。“锡金人是看明白了。”在说到锡金归入印度的命运后，他出人意料地评价说 。
我们说起了无锡的灵山大佛，这座佛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主题公园。就像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一样，宗教信仰变成了利润机器，方丈成为另一种 CEO，信仰、伦理是金钱逻辑的一部分，而不是对抗这巨大的金钱机器。
风更大了，透过简易的窗户，我看到山中的竹子摇摆着，颇有山水画之感。“开饭了。”一声大叫顺着风声传来，我们就此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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