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都是乌鸦。它们盘旋在天空上，掠过河面，落在楼房的阳台上，车顶上，垃圾堆上，电线杆上。它们不羞怯，也没有恐惧，聒噪不停，甚至在路旁的小吃摊上与人抢食。
它们还落在泰戈尔雕像的头顶。这是一个温暖的冬日下午，加尔各答城北的泰戈尔故居游人寥寥。小巷与院墙隔离了无处不在的噪音与肮脏，工作人员没精打采地翻阅着报纸，那些弯弯曲曲的文字不知是印地语还是孟加拉语。
泰戈尔雕像，坐落于加尔各答北区市
我在枯黄的草坪上睡着了，对着楼前那座铜像。那是俄国人在 1963 年赠送的，为了纪念泰戈尔对于两国友谊的贡献。1930 年，泰戈尔曾访问苏联，那是斯大林统治的黄金时代。很多杰出人物为此迷惑，赞扬这场伟大的实验，泰戈尔也是如此。
“我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简直令人惊叹不已。这个国家与任何别的国家相比，毫无相似之处。这里的一切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他们不加区别地唤醒了全体人民。”
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将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智慧，来平衡已陷入危机的西方。
乌鸦不理会陈年往事，它们照样站在铜像的头顶，凝望深思。它们似乎比鸽子更自制些，不随便排下粪便。栽上了棕榈树、芒果树的庭院与两层英式楼房是泰戈尔的祖父所建，如今它是关于泰戈尔的一座小型博物馆。博物馆周围连绵的一片建筑，则是一所以泰戈尔命名的大学。它们也曾归属泰戈尔家族，它的规模与风格显示出这个家族曾是多么富有和风雅。
泰戈尔博物馆 (Rabindra Bharati Museum)
泰戈尔出生在这里，经过漫长多彩的旅途后，又在这里离去。博物馆中，泰戈尔睡过的床摆在那里，他写过的诗句、作过的画、拍过的照片都挂在墙上。
无处不在的，是泰戈尔的形象。英俊的、椭圆的面孔，富有穿透力的眼睛，都被包进了浓密、垂下的头发和白胡须中，还有那袭白色长袍，如果他再晚生一些年，必定可以直接出演《指环王》中的甘道夫。这一形象曾风靡世界——一位神秘的东方智者，了解拯救世界危机的智慧。它太深入人心了，当我看到他少年时照片中瘦弱、敏感的样貌时，多少有些不适应，似乎他理应一出生就老去。他是那个由报纸、摄影、电报、杂志构成的媒体革命中的全球偶像，他的外表与内涵同样至关重要。能与这个形象媲美的，可能只有爱因斯坦。伟大的物理学天才的头发如宇宙爆炸般展开，一脸孩子式的心不在焉。他们还会过面，在 1930 年的柏林，他们共同谈论科学、美与真。“如果不再有人类，那么阿波罗望台就不再美了吗？”爱因斯坦问。泰戈尔说：“是的。”
1930 年，泰戈尔与爱因斯坦
有一间屋子摆满了泰戈尔家族男人们的油画像，他们都有个显著挺拔的鼻梁。另一间陈列室里是泰戈尔的画作。他在晚年时突然爆发出绘画的能量，也像他的诗歌、小说、歌曲、表演一样，似乎一开始就进入了成熟阶段。我多少吃惊于色调的黑暗与紧张，像是蒙克的版画。那个写作童谣一样诗句的人，内心潜藏着另一种力量。
这朴素的院落与展览没有太多的吸引力。我赤脚在地板上走着，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我从未对泰戈尔产生过特别的兴趣，《吉檀迦利》与《新月集》都曾短暂地出现在我的书桌上，但那些诗句从未打动我，它们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抒情，假装像儿童一样说话。倒是他的小册子《民族主义》，我读过至少两遍。它是泰戈尔 1916 年在日本与美国的演讲集，强烈地批评全球范围内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认为那是虚荣、利益与权力的扩张。我在 2008 年的春天读到这本小书，猜想如果他在此刻的中国发表演讲，会是怎样一种态度，他的世界主义仍处处受敌。我还知道他来过中国，那是个混乱、焦灼的年代，中国人渴望一切来自外界的指导，杜威、罗素都来过，人们还试图邀请过爱因斯坦。泰戈尔和他们不同，他不是来自代表科学、民主、强盛的西方，而是来自印度，一个比中国更失败的国家——它不仅落后，还亡了国。泰戈尔却在这种情况下，为印度赢得了另一种自尊，他的诗歌征服了欧洲，他还四处宣扬东方文明的重要性。他的这种观点，一定给予了一些中国人某种鼓舞，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亚洲价值观”的前身。
除此之外，我对他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孟加拉语写的，印度与孟加拉国的国歌都出自他(1)。不仅泰戈尔，甚至整个南亚大陆在我脑中都是一片空白。谈论亚洲时，我想起日本、韩国、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它们或多或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至于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那是个全然陌生的世界，也激不起任何兴趣。我们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等级意识，当我们谈论世界时，世界仅仅意味着发达的、白皮肤的欧洲与美国，他们意味着财富、权力、教养的更高等级。我们对于黑色、棕色皮肤主导的地带毫无兴致，本能地视作更低的等级。即使我们的时代充斥着权力中心东移、中印崛起的神话，我们对印度仍没太多的兴趣。
“别乱吃东西，只喝瓶装水，要打防疫针。”北京的朋友听说我去印度，警告我说。在全球经济中刚刚大放异彩的软件公司、呼叫中心的印度形象，压不过那个失败的印度形象——连车厢顶上都站满了人的火车、满街的垃圾、路旁睡着的人群，“红头阿三”的印象也偶然冒出，他们天生是做苦力的。印度宗教与文化中的神秘色彩从未让我产生兴趣，虽然美国的诗人、英国的摇滚乐手，还有无数的嬉皮士都曾流连忘返。当代中国人对印度人产生的短暂兴趣来自电影，《流浪者》感染了一代中国人。他们既在其中感受到期望的自由，又读到了感同身受的愤怒：一个法官的儿子就一定是法官，一个罪犯的儿子一定是罪犯吗？像是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贼子生来是坏蛋”的另一种控诉。多姿多彩、自由自在的歌舞片，为那个压抑、单调的中国带来了乐趣。但这些形象，都压不过印度在物质建设上的失败。
当我到达加尔各答时，这种失败感的确扑面而来。城市似乎一个多世纪以来再没修建过新的建筑，最雄伟与漂亮的建筑都是英国人的遗产，但它们都在可悲地衰败。红色的作家大楼，白色的邮政总局，连成一片的银行、律师楼，它们曾是英帝国的象征，都曾闪闪发光，如今全部年久失修，褪色，墙皮脱落。

加尔各答高等法院

印度最古老的高等法院，建筑结构由英国建筑师沃尔特·格兰维尔设计。
到处是公共管理失败的例证。人们睡在马路两侧，甚至中央的一条隔离带上，总是交通堵塞，黄色的出租车挤占道路的一半，不停地鸣笛，男人们在路旁的水洼旁小便，他们可以半蹲下，像是杂技表演，似乎这种姿势保持了最后的体面。人人都吃槟榔粉，车上、路旁总有人出其不意吐出一口红色的唾液，露出腥红的牙根。连电线都响应了这种拥挤与混乱，它们经常是如一团乱麻般纠缠在一起，竟然仍在运转。
奈保尔浮现在我脑海里。他来过加尔各答，那是 1962 年，印度获得独立的第十五个年头。尼赫鲁(2)带来的民族自豪感尚未消退，但奈保尔看到的则是一个可怖景象。殖民者早就离去，民族主义者们无力管理从英国手中要回的一切。原本容纳二百万人口的城市又涌进四百万，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管理的崩溃。他们该住在哪里，水源与食物在哪里，有足够的医院、警察局、公共汽车与厕所吗？
“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1960 年的一期《孟买周刊》这样形容加尔各答。奈保尔曾引用了这句话。不过在首次的印度之旅中，最令他震惊的是印度人对于苦难的无动于衷，它还发展成一种习惯性的自我蒙蔽，他们不能直接面对自己的国家，否则必定会被眼前的悲惨逼疯。
又一个五十年过去了，对我来说，它仍像是“触目惊心的人类档案”。我从未见过贫困以如此赤裸裸的方式展现在城市的中心。教育的失败也随处可见，尽管英语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但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完全听不懂任何英文单词。而我们在泰戈尔的故居周围问路时，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具体地点，人们对于自己生活的环境既不敏感也没兴趣。
我对于印度的理解深深烙上了奈保尔的印记。在这位特里尼达的印度后裔眼中，印度是个失败的国家、断裂的文明，所有的辉煌历史都掩饰不了它眼前的困境。他要毁掉关于这个国家的任何幻想与同情，他又知道自己与这个国家撕扯不断的内在联系，印度是他洗也洗不掉的身份认同。
奈保尔深深地打动了我。可能是他的冷静，更可能是他执着的自我追寻，在他描述的印度里，我分明感觉到自己与祖国的关系。我们都是受伤的文明的后代，都在为自己在现代世界中的虚荣与自尊苦苦挣扎，都急于打破某些自我蒙蔽的幻象。
这已不是泰戈尔的加尔各答。1861 年他出生于此的时候，这座城市正在张开发现的眼睛，急于建设一切。它既是英国人的城市，也是孟加拉人的城市。在 1857 年印度兵的悲壮起义后，英国人正式接管了印度，连德里象征性的莫卧儿王朝也不再需要了。而加尔各答是新的权力中心，也是经济、文化中心。
大多数印度精英欢迎这一举动，明确的“印度民族意识”仍在昏睡中。这块辽阔的大陆上，有着众多的种族、宗教、语言、阶层，他们彼此通商、交战，却从未具有共同意识。加尔各答人都知道自己属于孟加拉语地区的一部分，至于更广阔的印度属性，则相当淡薄。
英国人到来的一个多世纪，这种意识逐渐苏醒。除去贸易、工业、铁路、机关枪和压迫，英国人也带来了欧洲的思想：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浪漫主义、启蒙精神。一些殖民者还表现出对印度传统的极大热忱。东印度公司的威廉·琼斯成立的“亚细亚研究会”，探讨印度的文化、宗教、语言、历史。琼斯也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一员。
整个十八世纪，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的启蒙思想家，或许彼此争执不休，却都在试图建立这样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主张人道，主张教育与宗教分离，主张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主张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等威胁，还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这场运动内容庞杂，彼此矛盾，但其核心内容却由一位德国人清晰定义：“启蒙，就是要勇于运用你的理智。”它要把人从各式各样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人不应受到宗教、专制政府、陈规陋习的压抑。思想家们也被一种乐观情绪鼓舞，他们对理性抱有充分的自信，也相信能获取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
这种热忱、理性与知识，经由这些殖民者，也来到印度，刺激了加尔各答最活跃的头脑、最自由的心灵，他们也要清理传统，反抗蒙昧。与欧洲同道不同，他们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他们要追溯、塑造自己的传统，赢得文化上的自尊，还要参照新的标准，来批判传统本身的弊病。发现世界与自我发现总是并行而来。
泰戈尔的祖父德瓦卡那特·泰戈尔，就是这股浪潮中的杰出代表，也是他那一代人中最多姿多彩的人物之一。他是个成功的商人、地主，也知道如何把财富变成生活的趣味与社会变革的力量。他是“亚细亚研究会”的第一个印度会员，也是印度第一座现代学院的主要赞助者，还是拉默汉·罗易（Ram Mohan Roy）(3)的挚友。
罗易是个伏尔泰式的人物，精通波斯文、阿拉伯文、孟加拉文，最终沉醉于英国的启蒙精神。在他的强烈呼吁下，延续多年的“殉葬”制被废除。他还富有象征性地死于布里斯托（埃德蒙·伯克(4)也死于此），当时他正为德里的莫卧儿王朝出使英国。德瓦卡那特·泰戈尔在 1846 年病逝于伦敦。他们那代人还没有遭遇民族主义的煎熬，心无芥蒂地吸纳世界的养分。
在泰戈尔成长时，启蒙的种子已经成长。在加尔各答，再没有谁比泰戈尔家族更能表现出生机勃勃的崭新生活。泰戈尔的兄弟，有的是玄妙的数学家，有的创办轮船公司，他们在自己的宅院里编辑杂志，朗诵诗歌，编排舞剧，还带着不戴面纱的妻子周游全国。加尔各答的新思想人物都是他们的朋友。
泰戈尔与家人
泰戈尔家族在商业，社会，文学，艺术，音乐等领域均做出了重大贡献。
旧世界的美妙之处也从未失去。
“我出生的加尔各答是一座古老的城市。城市里的大街小巷上嘎嗒嘎嗒的出租马车，掀起滚滚烟尘，车夫的鞭子不停地抽打骨瘦如柴的马背。那时候没有电车、汽车、摩托车，工作也不像现在这样忙得让人透不过气，人们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政府机关的职员在出门之前，从容地吸上几口水烟，而后嚼着蒟酱包去上班……”
泰戈尔在回忆录里写道。城里没有煤气灯，也没有电灯，人们遵循着自然的节奏。黑暗令一切都倍感神秘，在人们心中仍活跃着魔鬼和精灵的故事。古老史诗《罗摩衍那》被一代代人讲述，孩子们热衷于倾听强盗与怪兽的传说。在这个庞大的家族中，泰戈尔享受着充分的爱与关注。密切又紧张的人际网络，激发他对人性的理解。少年泰戈尔在屋顶上、走廊里、房间里，在黑夜的寂静与幻想中，在最新一期的《孟加拉之镜》与古老的梵文诗篇里游荡。
我很难在泰戈尔的童年记忆与眼前的加尔各答之间建立联系。胡格利河仍从容不迫地流淌，人们仍跳入河中洗澡，大街小巷仍飘着各种油炸食品的香气，其中肯定有他最喜欢的炸甜豆包。但如裹入毯子的浓重夜色早不见了，电力不仅驱赶了神秘，也赶走了闲暇。即使到了夜晚十点，马路仍挤满了汽车，工人卸下卡车上的面粉袋，街旁的小摊上讨价还价，孩子想必很少在听大人们讲述传说了。
旧时的印度街头
一个现代印度早已觉醒，其结果却喜忧参半。它既融合了广阔的地区，又分裂了另一些地区。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都曾是模糊的印度概念中的一部分，如今却都是独立国家，彼此间仍有紧张的冲突。
泰戈尔曾经担忧过这种可能。他总结过十九世纪以来印度觉醒的过程，先是宗教改革，然后是文学运动，最终是民族运动。拉默汉·罗易是第一阶段的代表，他自己是第二阶段的中心人物，而第三阶段则以甘地为精神领袖。
1921 年的一幕显示了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的过渡，它正发生在泰戈尔故居的两层小楼前。这一年的 9 月 6 日，甘地前来拜会泰戈尔，他期望诗人能给他正在发起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注入新的动力。自 1915 年从南非归来，甘地就成为新的民族情绪的象征，他似乎找到了重建民族自尊、抵抗英国殖民者最有效的方式。
从拉默汉·罗易、德瓦卡那特·泰戈尔一代开始的自我追寻，走到了另一个关键时刻。在文化复兴之后，是民族主义与政治觉醒。1905 年的“爱国运动”，标志着新阶段的到来。英国总督寇松把孟加拉邦一分为二的举措，激起了本地人的反抗。泰戈尔是这场运动的精神领袖，他编写歌曲、发表文章，替民众表达他们受伤的情感。但在这场运动后，社会情绪日趋激进化，人们不仅厌恶英国人的统治，甚至要驱逐关于英国人的一切。
印度“反英”热
泰戈尔为这新的情绪深感不安。他也知道，印度的这种激进情绪并非独有，民族主义浪潮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他相信民族主义不过是对虚荣与权力的渴望，它扭曲了人们对于世界的丰富理解。
在甘地到来时，他感觉到了这股狭隘之火在印度熊熊燃烧。当他与甘地在屋内会谈时，一群激动的民族主义者正把从商店里抢来的英国制造的衣服堆在院中空地上，似乎烧毁英国货才能表现他们的爱国热忱。
甘地需要泰戈尔的支持。1912 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还是第一个赢得这样殊荣的亚洲人。世界性的声誉对印度的抵抗运动至关重要，印度人与英国人的实力对比如此悬殊，唯有唤起广泛的同情。泰戈尔仰慕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却没准备接受他的抗争方式。甘地是个坚定的信徒，泰戈尔则天然是怀疑者，警惕一切支配性的、未经反省的力量。
在这次历史性却远非投机性会面的最后一刻，甘地请求泰戈尔也拿起纺纱车，象征对英国纺织品的抵制。但泰戈尔婉转地拒绝了：“我可以纺织诗句，可以纺织歌曲，但亲爱的甘地，对于你宝贵的棉纱，我会弄得一团糟。”
对他来说，这不是对英国殖民者的抗争，而是一种拒绝现代文明的褊狭，土制的纺纱车，不仅没有经济意义，也是另一种逃避：“纺车无须任何人思考，人们只是无休止地转动属于过时发明之物的纺轮，几乎用不着判断力与精力。”
在甘地到来七年后，两个中国年轻人也先后来到这座小楼。一位英俊、多情、才华横溢、声名显赫，在中国，以写作轻盈梦幻的诗句、追求不羁的爱情著称，象征了一代中国青年对自由生活的渴望，他是徐志摩，也是泰戈尔四年前中国之行的主要陪同者。徐志摩为他安排行程，现场翻译，还在报纸上写文章热情赞颂他。
泰戈尔访华期间与徐志摩、林徽因等人合影
1924 年 4 月 12 日，泰戈尔乘船抵达上海，开始中国之行。
对于泰戈尔来说，1924 年的中国之行期盼已久却不尽如人意。多年来，他期望印度、中国与日本能够在精神上融合，东方智慧或许能够纠正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的价值偏差，后者太过重视物质创造与力量扩张了。
这种感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加剧。战争的残酷、无意义，像是宣告了欧洲价值的破产。“欧洲人是一种有系统有组织之自私民族，只有外部的物质生活，而无内部的精神生活，而且妄自尊大。”泰戈尔 1921 年在柏林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担心欧洲“欲以自己之西方物质思想，征服东方精神生活，致使中国印度之最高文化皆受西方物质武力之压迫，务使东方文化与西方文明所有相异之点皆完全消失，统一于西方物质文明之下，然后快意，此实为欧洲人共同所造之罪恶”。
在几年来的环球旅行中，泰戈尔不断重复这种论调，它激起了很多共鸣。在那个迷惘、幻灭的时刻，东方与西方，物质与精神，这简单的对比捕捉到了时代的情绪。很多西方人渴望这陌生的东方智慧，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它则是一剂安慰，他们已在西方的阴影下生活了太多年。当时在柏林留学的宗白华(5)记得泰戈尔所带来的东方热，一位德国人对他说，现在你来德国留学，不日我将去中国留学。
泰戈尔式的观点在中国也有热烈的响应者，最著名的是梁启超。1918 年年底，梁启超率领一个半官方的考察团访问欧洲。除去参加巴黎和会，更拜访当时欧洲的一流知识分子，迫切地想从他们身上获得更直接的指教。此刻欧洲的景象，令梁启超深感触动。他们参观了曼彻斯特的工厂、巴黎的巴士底狱，在阿尔卑斯山等待日出，拜访了奥伊肯、柏格森等哲学家。欧洲给予他“一片沉忧凄断之色”。
1919 年，以梁启超（前排中）等人在内的欧洲考察团在巴黎合影。
“谁又敢说那老英老法老德这些阔佬，也一个个像我们一般叫起穷来，靠着重利借债过日子？”他写道，“谁又敢说那如火如荼的欧洲各国，他那很舒服过活的人民，竟会有一日要煤没煤，要米没米，家家户户开门七件事都要皱起眉来……”这颓败景象甚至动摇了他一直以来的信念。自从 1895 年公车上书以来，西方，尤其是英、德、法为代表的欧洲，一直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榜样古老的中国应向它学习，它象征着科学、进步、理性。
但现在，梁启超开始觉得西方走得太过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共和制、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希望，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贪婪与野心，他感慨说“谁又敢说（战前）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一些西方人的悲观论调也确认了他的疑惑。一位美国记者塞蒙氏对他说，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回美国就关起门来，等着中国文明输入进来拯救他们。
1924 年，泰戈尔的中国之行，正是由梁启超领导的讲学社安排的，徐志摩是全程陪同者。这是一次繁忙、疲倦的旅行，上海、杭州、济南、北京、太原，六十岁的泰戈尔要观光、赏花、听戏，接见源源不断的拜见者，发表公开演讲。中国听众的热烈，必定让他深受鼓舞。他经常要在两千人的礼堂、体育馆甚至操场上发表演说，主要的报纸刊载他的行踪。他收获到很多赞扬与友情，杰出的知识分子围绕在他周围，政治人物也表示仰慕，孙中山派出特使邀请他前往广州，阎锡山与他讨论乡村重建与平民教育。
反对的声音也从未消失。一些人在礼堂里散发反对他的传单，一些重要作家公开发表抨击他的文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甚至在他主编的杂志上出专号来反对他。泰戈尔读不懂这纸面上的声讨，但一定感受到了演讲场中的骚乱甚至敌意。
在北京的六场演讲，缩减到三场，他提前结束了中国之行，在离去之前的告别演说中，他不无感伤与愤慨。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摇动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主义的强悍信仰。我现在可以告诉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你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你们健旺与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行程只有五十几天，还不足以让泰戈尔了解中国社会正经历的思想混乱。他所遭遇的礼遇与敌意，都是这种混乱的延伸。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历了几次变革浪潮。先是洋务运动要在军事与技术上学习西方，然后是百日维新、辛亥革命，人们寄望于制度上变革，但共和之后的溃败与混乱又令人绝望。在过去的几年中，一种新的共识形成，唯有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思想与文化，中国才可能得救。就像当初购买克虏伯的大炮、照搬美国的民主政体一样，西方的思想家们成了人们追逐的对象。他们的书籍与思想被翻译进中国，他们被邀请来到这里，给予这片古老土地以崭新的建议。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等都曾到此，爱因斯坦也差点到来。
泰戈尔北京之行
· 4月23日下午7点，泰戈尔抵达北京火车东站，梁启超、蔡元培、胡适到车站迎接；
· 4月24日晨，梁启超等在泰戈尔寓所叙谈一小时；
· 4月25日下午，梁启超等人陪同泰戈尔游北海；梁启超主持欢迎泰戈尔的茶话会，致欢迎辞；
· 4月30日，经梁启超介绍，清华大学热情邀请泰戈尔一行入住清华园；
· 5月8日，北京各界为泰戈尔庆祝64岁生日；
· 5月9日上午，泰戈尔在讲学社邀请下，正式向北京青年作第一次公开演讲；
· 5月20日，梁启超等人设宴为泰戈尔践行。
泰戈尔也是这种序列中的一位。不过当他到来时，中国知识分子几年前的一致性已开始分裂。倘若 1905 年的爱国运动标志着孟加拉文艺复兴的结束，1919 年的五四运动则宣告了文化启蒙的中断。人们曾经集中在“打倒孔家店、反思中国传统”的旗帜下，现实的政治危机打乱了文化启蒙的步伐，很多急躁的心期望寻找包治一切的意识形态，建立更有力量的组织。
在北京大学的另一次民意测验里，1007 人中的 725 人欢迎“人民革命”，497 人相信苏联是中国最好的朋友。在这种气氛中，谁又能耐心听泰戈尔的论调。急切如吴稚晖(6)者，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他们拿机关枪来射我们，我们也要造枪去射他们。”即使温和派也对泰戈尔赞扬东方文明的话心存怀疑，认为它是过分简单的对比。讲学社的成员，也是中国文艺复兴的领导人胡适，在两年后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要是我发现自己假装有什么真知灼见要带给西方世界，我觉得那是可耻的。当我听到泰戈尔的演说，我往往为他所谓的东方精神文明而感到羞耻。”在他看来，东方文明不仅是精神的，还往往是更功利、物质的。
喧嚣与争论随着泰戈尔离去暂告终结。中国社会马上迎来了 1925 年的五卅运动，1927 年的上海大屠杀，一个不仅激进而且极端化的时代到来了，谁还有兴趣探讨东西文化的差别。但这个问题却从未消失，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以新的面貌出现。
在泰戈尔博物馆里，徐志摩的形象出现在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里，他与一群青年和泰戈尔的合影，显著的高鼻梁是他鲜明的标记。另一个年轻人的形象却没出现。1928 年的 9 月，这个中国青年也曾拜会泰戈尔。他叫谭云山，比徐志摩小一岁，出生在 1898 年的湖南，也曾在长沙第一师范求学。谭云山没有徐志摩幸运，他没机会上大学，更没能去欧洲游学。他选择了当时知识青年的另一条出路——下南洋。
自十九世纪以来，中国人开始大量移居海外，东南亚已有了很多华人社区。他们曾是康有为的保皇党、孙中山的革命党的主要支持者。他们对中国的认同，随着距离的遥远、异域生活的磨难而加强了。在政治上，他们希望一个强大的中国；在文化上，他们则更迫切地保存传统。他们期待国内的知识青年们能去创办学校、编辑报纸，为他们延续文化的香火。在徐志摩风靡青年一代时，谭云山默默无闻地在新加坡编辑一份叫《叻报》的中文报纸，他为自己主持的文化副刊起名“星光”，要“以小小的星光点燃在黑暗寂寥的长夜”。
他遗憾自己错过了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或许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何要急切地想见到泰戈尔。他是个佛教徒，谈论佛学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时尚之一。这其中既有误解，也有真实的需求。人们曾经认为佛学是帮助日本强大的主要原因之一，它是救国之道；在那个混乱与迷惘的时代，这的确能部分地安抚内心。中国的一切都变化太快了，它就像是鲁迅说的：“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
很有可能，他想见泰戈尔的愿望，也出于一种误解，以为他是佛教的传递者。在印度，佛教早已衰落，至于泰戈尔本人，他是印度教、伊斯兰教与英国文化三种文化的产物。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拜伦的诗歌、英国政治中的自由主义对他更有影响。
误读也常导致新的理解。谭云山错过了在中国的泰戈尔，却在新加坡遇到了他，也是在那次会面中，泰戈尔谈起了他的国际大学。1917 年他在小镇圣蒂尼克坦建立的这所大学，是他教育的新设想。他已见过了太多西方大学的模仿物，在这里他要强调的思想交流不仅是学术训练，他也要把遮蔽的东方思想展现出来。他曾经希望梁启超能前来这里讲学，这计划因中国的内乱而延宕。如今，他又寄望于新加坡见到的这位青年。他喜欢年轻人，从不吝于给予他们鼓舞。谭云山在这鼓舞下，又从新加坡来到加尔各答。会面想必非常愉快，谭云山连夜要去看看泰戈尔的教育试验场……
从红砖墙的豪拉火车站出发，只需两个半小时，就抵达圣蒂尼克坦——在孟加拉语中，它是“和平之乡”。车厢破旧，头顶上两排黑乎乎的电扇，像是巨大的苍蝇挂在那里。沿途是水塘、田地、树木，晾着色彩鲜艳的衣服的房屋。太阳落下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说的“平原一样的忧伤”。
圣蒂尼克坦风光
我试着揣测谭云山的感受，他也曾沿着同样的铁轨前行。它也令我激动，这是我短暂的追寻之旅的终点。吸引我来到印度的不是泰戈尔，而是这个中国青年。
两年前，一对意大利夫妇对我说起在印度的一个小镇，有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其中还有中文图书馆，它们是蒋介石与周恩来捐献的。半年前，我偶遇谭中、黄绮淑夫妇。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外交公寓，这对夫妇向我讲起了他们的父亲谭云山，讲起了他与甘地、尼赫鲁的友谊。意大利夫妇所说的中文图书馆，正是他们的父亲所建。他不仅建立了中文图书馆，更有一所中国学院。
坐着晃晃悠悠的三轮车，我从车站来到国际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学生们在芒果树下上课，你看得到一块块砌出的圆形空地，凸起的水泥台就是讲台。老师站在上面，同学们围坐四周。如果泰戈尔仍在，他一定会坐在其中。我穿过树林，看着穿着黄色纱丽的少女们结伴而行，在小路上，一群人正竭力把一头受伤的牛抬上三轮车。
这是一个未被打扰的世界，泰戈尔的教育理想也顽强地保持下来。他期望国际大学是“世界的鸟巢”，是东与西的交流之地，也是东方国家相互理解之地。在艺术系，一个娇小的日本姑娘正在组装她的艺术作品，把三组钢片挂在层叠的支架上，它们自由碰撞、分离，她要借此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旁边，一位斯里兰卡的女孩正忙于她的泥塑，两颗人头重叠到一起，不知是何意谓。在一个简陋的只卖速溶咖啡的露天咖啡店，我还碰到了一个高大的韩国男青年，他要在这里学英文，想想印度式与韩国式发音的相逢，真令人不寒而栗。与世界所有的大学不同，这里的青春与酒精、性和狂欢无关。你找不到小酒馆，只在小镇一处半掩门的小店，才能买到酒精饮品。男人们挤在店里的小隔间里，喝上一小杯，满脸的鬼鬼祟祟。青年男女大都太过阳光、得体、温柔，身上很少散发出性的气息。这似乎也是泰戈尔个人风格的延续。在他漫长的一生里，从未传出过关于女人的绯闻。他多姿多彩的个性，横溢而出的才华，早已通过诗歌、小说、绘画、歌曲、表演、演说、旅行释放了。他似乎与整个世界在恋爱，不需要具体的异性。
当然，我也见到了刷成粉红色的中国学院。两层的楼房有着民国时代的典雅。它建成于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几个月。1928 年的圣蒂尼克坦之行迷住了谭云山，他留了下来，在这里教授中文。但不久，迫于生计，他又前往缅甸编辑中文报纸，还卷入政治。印度始终伴随着他，回到中国后，他成立了中印学会，为待建的中国学院筹款。它的捐助者名单由一连串显赫的名字构成，既有蔡元培又有蒋介石，他个人与国民政府是主要支持者。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化交流，也关乎国家战略与民族命运。中日战争即将到来，印度是中国的后方。
中国学院
1937 年 4 月 14 日下午，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里一座新落成的两层楼建筑，在一连串鞭炮声中，泰戈尔在首任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的陪同下走入。
在中国学院，我看到了林森与戴季陶的题字。中正馆如今改为女生宿舍，在中国学院的露台上，我看到这几个字被半遮半掩在芒果树叶下。我想进去一探的愿望，被几个姑娘拦住了。我该怎么向她们解释？这是一个中国青年在七十多年前建造的，我跑了这么远，就是想看看他当年的努力。
对我来说，谭云山是个谜。我在他建造的学院里游荡了一个下午，坐了坐他当年的办公室，在灯光昏暗的图书馆里，我看到了堆积在一起的线装书，那是他千辛万苦运来的。蒋介石与周恩来的捐献都在其中。我辨不清那些线装书的种类与名字，即使叫得出名字，也读不懂它们的内容。那个古老的中国已离我远去。我很怀疑，七十年来是否真的有学者翻开过它们。但历史经常以特别的方式回到身边。这些书籍中的很大部分与佛学相关，这是自唐朝以来，一代代中国学人与僧侣的翻译结晶。印度人早就丢失了这部分遗产，倘若他们想要了解自己的过去，就必须求助于这些中文典籍。谁又知道，这些无人理睬、沾染灰尘的图书，又有一天会激发起哪颗年轻的心灵。
我看到了那些老照片。谭云山与泰戈尔、尼赫鲁，与到访的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毫无疑问，他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见证人。脆弱的中国、错乱的世界，也给予年轻人意外的机会，将他突然推到历史的前台。他充当了中国与印度之间的纽带：泰戈尔需要他传授中国文化，这与他的东方文化理想有关；蒋介石需要他安排与尼赫鲁、甘地见面，因为抗战的中国需要印度的支持。周恩来要在一个新世界秩序中确立中国的位置，中国与印度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
这些强有力的人物是他活动的背景，但他个人的内心到底是什么？他很少吐露自己的感受，我们不知道他的政治立场，他怎样看待这些历史人物。一些人回忆说，他实在过分谦逊了，从不谈论自己建立中国学院的艰苦过程，也很少流露内心的困惑与失落。在这些黑白照片上，他神情端庄甚至不无拘谨，是再典型不过的谦谦君子。在一本关于他的生平与贡献的纪念文集上，我很少捕捉到关于他内心的信息。
1951 年，国际大学在变为国立大学后，泰戈尔的教育理想让位于现代官僚系统。在一些校务会议后，他忍不住向家里人抱怨，教授们只关心自己的薪金。在他的长子谭中的记述里，他在家里自称“忍仙”，尤其是在中印关系紧张的时刻，他一生的努力，都可能因政治纠纷而破灭。至于他的晚年生活，很少有人知道。1967 年从国际大学退休后，他再次开始上路，开始了新的筑梦之旅。他前往缅甸华人社区，向这些昔日的朋友募捐。这行动似乎也是安抚他受伤的理想。到 1983 年去世时，他的梦想仍未实现。
泰戈尔和甘地
在和平乡的一个下午，我在阴冷的房间里读到谭云山的一本小书，它出版于 1957 年，是关于中国学院二十年的历程。书中的绝大部分篇章是说明文式的，资料性的，只有第一页的总述中带有了少许个人色彩。
他先是引用了中国的谚语，“光阴似箭”，“一寸光阴一寸金”，提到了大禹、陶渊明与李后主。接着，他谈起了印度教中的时间，它的一昼夜相当于 86.4 亿年。最后，他引用了英国人阿迪生的观点：时间对于聪明人总是太短，对于蠢人则过长。
他自己的观点则淹没在这些广博的引用里，但那淡淡的感伤却洋溢其中。或许他终生都处在对强有力心灵的渴望之中。他仰慕泰戈尔，敬佩蒋介石，他的儿子谭中与谭正，其名则取自“蒋中正”，他被周恩来、尼赫鲁的风度折服，而在评论毛泽东时，他很少产生质疑。他似乎关闭了自己，只向内心探索。但这探索，究竟多少是智慧，又多少是玄虚？泰戈尔曾感慨：
“啊！我悲怆的祖国，裹着褴褛的衣饰
带着陈腐的知识，自鸣得意
以为自己敏锐地看透了创造的虚假
你怡然自得地坐在自己的小天地里
你所做的不过是砥砺玄奥的谈锋。”
我还到了谭云山一家住过的房屋。这座两层楼建于 1945 年，门顶上有篆刻的汉字，它也是印中文化协会的办公地点。谭中记得，家中从来宾客不断，人们谈论中国与印度的过去与未来，中文、英文与孟加拉语、印地语彼此交织。
谭云山的家如今被改成男生宿舍，我进去时，电视正开着，播放着板球比赛，阳台上晾着内裤与衬衫。很少有人知道谭云山的故事了，中国学院也不再有昔日的光芒。它不再教授中国文化，而变成了一个单纯的语言系。已经有两年，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老师到来过。
我突然想起在北京见到的谭中。他身材不高，方方的面孔，他的谈话破碎而重复，着迷于 Chindia 这个说法，把它翻译成“中印大同”。我也记得他的愤愤不平，谭云山的贡献被低估了。他不断提到印度的几代政要与他父亲的友情，像是处于某种身份危机中，渴望得到承认。如今我明白了，他一定感觉到父亲的遗产在不断萎缩。中国学院曾是国际大学最显著的机构，它的建筑都是最雄伟与最精致的，现在却失去了独特性，它不但没有扩张，还只能靠遗产生存，而且没人多么在乎这份遗产。人们总是健忘，在大谈中印同盟时，却忘记了这个昔日最重要的联结者。
希望也常常寄生在衰落里。“你一定要给我写信。” 几乎每隔二十分钟，他都要重复一遍，一字一顿，语带恳切。我在中国学院二楼的露台上碰到他。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今年才二十四岁，脸上带着似乎只有在这里长大的人才有的单纯与笃定。他们是在音乐、树丛与诗歌中成长的。他陪着我这校园中闲荡，Neem Tree, Bokul Tree, Guava Tree, Rupel Tree, Chahatim Tree, Taal Tree，他叫得出所有树的名字。他还是个篮球健将。
他叫 Souvick Mondel，中文名字叫肖卫克。他两年前从这里毕业，如今是阿萨姆邦提斯普尔（Tezpur） 大学中文系的助理教授。他还会唱《两只蝴蝶》、《老鼠爱大米》。两年前安徽大学一名叫马刚的老师在这里教课，他是个活泼青年，除去中文，还教他们流行歌曲。自他离去后，再没有中国老师到来。这里也有中国留学生，最多时有八个，有来自兰州大学到此学新闻的，有来自山东大学到此学经济的。但今年只有一个在艺术系，我们在校园里找不到他。
肖卫克迫不及待地和我交流，因为他很少碰到中国人。他请我抽一种短短的烟，说起他仍在读书的女朋友。他希望能申请到中国的奖学金，他一直问我是否了解教育部的一个交流项目。我在想象他为学生讲解中文的情景。北部的阿萨姆邦也是茶叶产地，一百多年前，就有中国移民在那里种植茶叶。
阿萨姆邦的茶叶地
或许一切都不值得哀叹，谁能想到谭云山的理想，以这种方式延续下来。谁又能想到泰戈尔与一个湖南青年的偶然相逢，会这样改变他的一生，并带来这样的影响。泰戈尔世界一家的理想经常被攻击为幼稚，它也经常在现实的政治与军事冲突、物质争夺中显得脆弱。但是那些美好的、单纯的信念，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它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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