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德鲁克的死讯传来时，正是北京的清晨，初冬的阳光明媚动人，带着一丝骄傲的寒冷。我一直在期待他的新书，尽管那可能是他昔日洞见的再次重复，但我似乎从未厌倦读他的任何作品，他的那些漫不经心又言之凿凿的语调，早已成为我最好的精神按摩，或是丹尼尔·贝尔所说的“文字的蒸汽浴”。我甚至觉得他永远不会去世，他在《财富》采访中表现的机智，暗示他完全胜任这个新时代的预言家，尽管那时他已经 95 岁了。
熟悉的东西总是最难描述。在短暂的精神成长史里，我一直以不懈地朝三暮四的态度寻找着偶像，我发现他们，与他们“热恋”，然后崇拜消退，等待新的激情。我的坐标系，充满着孩子气的杂乱与不可理喻。我会把奥登与凯恩斯，约翰·肯尼迪与史蒂芬·茨威格毫不相干的并列在一起……我经常将他们进行比较，并为“谁更杰出些”这样的问题困惑。
在这一连串仍在继续增加的名单中，德鲁克一直占据着最卓越的地位。我私下暗暗承认，他的思维能力不如哈耶克与卡尔·波普尔(1)，如果排列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很多人的名次都比他靠前。在纯粹的知识分子的世界，他即使不被漠视，也经常被忽略，我记得米尔顿·弗里德曼(2)在提到他时说，“他是个聪明人”，而《纽约书评》四十年的历史中，只有一次评论过他的著作，还被作者杰森·爱泼斯坦称作拥有“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的黑色幽默”、是那个“古怪时期的遗老”。尽管他创造了现代管理学，但从管理学学院体系内，迈克尔·波特拥有的学术声誉显然更高，因为他拥有理论框架。
对于这种命运，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德鲁克就早有准备。在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工业人的未来》之后，他在政治学界与经济学界都显得前途远大，所以当《公司概念》发表后，一位资深的学者深感不安，他在书评里劝告这位青年要擅用天才，不要自毁前程。
在评论两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与熊彼得时，德鲁克的倾向与自我辩解流露无疑。他说前者的学说在当时光芒四射，追随者是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但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而熊彼得的听众则是商人、创新者，他的理论即使在信息时代都令人信服。
《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
《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
《企业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
不过，德鲁克似乎从未真正的受困于这种身份确认。即使人们宣称是德鲁克在1954 年创造了管理学，是“管理学之父”，是“大师中的大师”，他比任何人都讨厌“管理大师” (Management Guru) 的称呼。他将自己视作一位作家，因为写作是他一切活动的基础，他热爱各种修辞；他也喜欢将自己称作老式的记者，观察比他的理论更重要；1993 年时，他还爱上了这样一个头衔，“社会生态学家”，倾向于将整个社会视作一个生态系统，他是那个旁观者。但他从来不是个冷静的旁观者，事实上，他从不刻意掩饰的个人好恶，成为他的著作中最迷人的部分。
“天才的业余选手”，以赛亚·伯林形容俄罗斯流亡者赫尔岑(3)的评语，也同样适合于德鲁克。出生于 1909 年的维也纳的事实，使他成为浸润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文化传统的最后一代欧洲人，童年时餐桌上的风雅谈话、在图书馆里的不懈阅读，使他早就熟悉了过去几个世纪的思想成果，塑造了他无所不包的知识结构。
在那个传统中，知识的整体性而非专业性才会得到真正的推崇。德鲁克将管理视作对动荡的二十世纪所提出的挑战的一种应对。不同的思想家寻找不同的核心问题，卡尔·马克思将阶级视作社会的核心，马克斯·韦伯选择是宗教，而熊彼得则是企业家。在德鲁克心目中，我们生活时代的核心问题是管理，经理人是现代世界的英雄，甚至是普罗米修斯，帮助我们适应一个组织化的社会。
终其一生，德鲁克试图探讨，在一个已经转变的社会形态中，个人、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如何相互调整的。多面性是大师的重要标志，我们可以轻易地被德鲁克的写作与思想吸引，他的只言片语常富有意外的启发性，却又经常让人迷失其中，因为我们尚未理解他在庞杂的写作背后的知识的整体性和情感的连续性。
“第一次管理会议是由德国邮政局于 1882 年组织召开的——而且到会者为零”，《经济学人》有一次感慨，只有在德鲁克的文章里，才能看到这样的信息。一些人说他的写作是“大众杂志与德国神秘主义哲学的杂和体”，但更为重要的是，你在这种漫不经心的写作里，看到知识的连续性，德鲁克引人入胜，因为他使别人发现，历史与未来一样充满着新奇性。
在断裂感成为二十世纪的重要特征时，这种知识上的连续性，使这种新奇性尤为突出，读者与听众突然间发现，我们所面临的新经济，在十九世纪中叶已经出现，德鲁克不容质疑地判断说，铁路比宽带更具革命性。
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世界第一条采用蒸汽机车牵引，并同时办理客运和货运业务的铁路，于 1825 年 9 月 27 日建成通车。
整体性的知识结构，使他看到“社会和文明的核心是连续性需要和创新及变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他推崇熊彼得，是因为后者是二十世纪主要经济学家中惟一以动态变化为基础进行分析的一位。对变化与连续性的思考，使他在对社会变迁的分析中脱颖而出。当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在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争论不休时，他却说，亨利·福特在 1913 年开创的大规模生产比莫斯科1917 年的革命更有颠覆性。
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对于意识形态毫无兴趣。在某些方面，他与布罗代尔不无相近，他们都更看重于历史变化的长期因素，所以他对于人口统计学、新技术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不同的是，在德鲁克的心目中，新的组织形态可能在所有力量中占据最为显赫的地位。所以，在前苏联、美国谁更代表未来激发起一代知识分子的热情时，他却通过通用汽车公司这样大型公司看到了一个新社会的崛起——工业秩序正在取代所有的秩序，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要基于这种新的组织形态。到了六十年代末，他又将知识视作了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核心，创造了“知识工人”这样的词汇，他们又需要新的组织形态。
但人文主义传统，使得德鲁克从未像马克思及后来的思想家一样陷入对社会力量、物质力量的迷信，在他的心目中，人的活动始终是最重要的。他选择管理学，是因为他可没兴趣将精力投入到经济学的物的世界里，他研究活生生的个人活动。在他的作品中，对于个人如何适应新的社会形态的努力，不仅从未消退，反而日益重要。他对于领导者、管理者的探讨，不是今日管理学家或是商业管理者眼中的如何高效的含义，而是个人在面对一个动荡不安或循规蹈矩的环境时，如何保持个人尊严，发挥创造性。
他提倡个人管理，教导你如何管理时间，不是让你变成一个刻板的经济人，而是基于这样的信条——只有创造才能证明人的存在价值。他经常回顾的一生中的九次重要经历，没有任何形而上色彩，反而像是本杰明·富兰克的箴言的现代翻版，人在对自己的不断微小的改进中，证明了生命的意义。启蒙运动使得西方人放弃了对宗教的信仰，而二十世纪的社会理论则使德鲁克确信，社会的整体拯救方案是难以奏效的，个人不可能依靠社会运动来获得自身意义的肯定。最终，个人主义成了惟一可以依靠的东西，“每个人都是领导者”要求你为自己指明道路，设立坐标，进行自我的批评与表扬。
在持续了将近八十年的写作生涯，德鲁克像是完成了这样一桩壮举——一个在旧世界完成了情感与头脑塑造的人，如何从容不迫地用面对一个新世界的挑战，他创造性地将过去的教养转化成荡人心魄的洞察力。启蒙运动的知识上的活力，似乎永远贮藏于他的心间。
试图公正评价德鲁克是徒劳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公正地衡量另一个人，人们表示赞叹，不是因为你分析得准确，而是因为你分析得富有想象力。记得通用汽车的斯隆为何决定要写作《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那是因为他相信那位德鲁克先生的《公司概念》是彻头彻尾的错误。德鲁克所犯的错误，与他的天才一样显著，很多首席执行官喜欢和他探讨，不是因为他提供了解决方案，而是因为他提供了智力上的启发。他属于这样一种思想家，他不是在一连串的严谨论证来使一种理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而是在不乏漏洞的论述，展示了一片崭新的天空，在德鲁克之前，没人知道组织在社会变革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
比起他在思想世界里的放荡不羁、见异思迁，德鲁克的个人命运平淡无奇，世界大战、经济危机都没有影响到他的个人生活，这也多少解释了他为何未能像二十世纪其他重要知识分子一样，在盛年时发挥更为戏剧性的影响力。
诗人席勒曾把诗人分为“伤感的诗人”与“朴素的诗人”(4)。前者生而与社会难以达成妥协，他们需要通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才能在艺术形式中达到天真、纯净的状态，他们的努力过程像他们的成功一样，摄人心魄，卢梭、瓦格纳、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于这个行列。而在后一类中，他们很少受困于自己的自我意识，他们轻易地通过艺术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他们与他们所表达的东西，是如此和谐一致，莫扎特、歌德、威尔第都是这种“朴素的诗人”。
在某种意义上，德鲁克也是这个朴素的行列，他娓娓道来的语气，对他旁观者的悠闲心态，从不会激起阅读者的紧张。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那种“伤感的诗人”明显有更多的追随者，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在很大程度上，我愿意称德鲁克是一位“老式的记者”，他一定喜欢这个称呼。如果托克维尔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记者，那么德鲁克就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前者观察到民主浪潮的兴起，而后者则描述了管理这项决定性力量的出现。后者比前者幸福得多，托克维尔一心要成为政治家，却屡遭失败，只好在写作里表明自己的抱负，而德鲁克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身份安之若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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