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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超,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跨学科研究,近年主要从事教育史、中国史、高等教育、知识社会学、政治哲学及区域国别研究。
作者授权发布,原标题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国际表现——重绘全球史视野下的学术图景》。本文原刊于《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
摘要:近代中国大学的真实水平和国际表现究竟如何,目前仍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谜题。严格说来,中国大学早期的水准较低,经过持续发展则有了长足进步,部分名校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成为非西方世界的头部名校,并逐步向公认的世界一流名校趋近,然最终,仍止步于区域性名校。
近代中国大学呈现出奇异而脆弱的“国际水平”,个别学科领域及名校已逼近“世界一流”,但总体上仍呈现不充分、不平衡、不稳定、不够独立等特点。其发展历程和成效之所以如此,实乃时势使然。后人长期以来的“一流大学”言说,更多的是历史叙事而非历史事实。
目前,仍有诸多深层次因素制约着深度研究,如学科视域的局限、基础信息储备的欠缺、研究心态及思维方式的制约等。为实质性地持续推进对中国教育的深度研究,我们仍须进一步拓宽视野,优化知识结构,运用科学方法,使我们的认知植根于历史并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本身。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是现代知识系统和高等教育系统的基石所在,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梅贻琦曾言,大学乃“一方教化之重镇”、“国家文化之中心”、“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许多世界性文化运动均发源于大学。胡适称,“文明的造成,实以大学为主”,“无大学,则一国之学问……无所归宿,无所附丽,无所继长增高”。大学总要依存于特定环境,而环境始终会对其生存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处于开放世界的近代中国大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域外因素;其水平和表现,也直接关乎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竞争力。有比较才有鉴别。要真切地认知近代中国大学的社会观感及国际表现,就必须在当时的国际情境中进行细致的勘察。然而,对此重要议题,目前学界的深度研究极为匮乏;有限的研究尚有诸多不足,甚至存在不少偏差和盲点。本文拟对此略作探讨,以初步勾勒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世界图景及历史意涵。

一、迷思之源:聚讼纷纭的“世界一流大学”
中国新式大学在清末出现后,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陆续经历过一系列发展变化并取得了一定成就。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那么,其发展成效和国际表现具体如何?对此,则众说纷纭,长期以来有关各方已有一系列言说。这些言说分别着眼于不同维度,由此大致形成三类观点。
第一类,近代中国部分大学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或极高水准。冯友兰曾表示,清华大学“在中国及世界的学术界上,已得了相当的地位”。任继愈坚称,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国际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教学科研“早已与国外一流大学接轨”。吴征镒认为,该校各院系“有的工作可以达到当时的世界水平”。杨振宁则认为,民国许多名校教师很有学问,他们“对于教学的认真的态度都很好,比起美国今天的最好的大学的老师教本科生的态度,平均讲起来好”。西南联大对世界学术界“都有巨大的影响”。朱学勤认为,战时大学如西南联大、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陈明远认为,20世纪30 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授、讲师队伍,而且迅速地跟西方大学接轨”。易社强(IsraelJ.)认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在全面抗战前,就“已提升到世界水平”。其中,前者是中国的索邦大学;清华大学则是中国的麻省理工学院,是“卓越的大学”;西南联大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裴宜理(PerryE. J.)等人盛赞,民国教会大学是“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赵凯华则以物理学科为例,认为中国物理学家20世纪40年代“在国内取得的科研成果达到了国际水平”;抗战胜利后,“能培养出国际水平的本土科学家,标志着我国的科学教育已达到国际水平”。
第二类,近代中国部分大学已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1936年,法国数学大师哈达玛(HadamardJ. S.)应邀访华时表示,“清华在文化上,驰骋世界”。1949年,时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的华罗庚明确表示,“外国大学能比上清华的并不多”。何炳棣认为,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七七事变前“最接近世界先进标准”,吴有训、赵忠尧等人的研究“确与他们相关诺贝尔获奖人的研究成果非常接近”。他认为,西南联大当时的教学水平,“除美国少数第一流大学以外,实不多见”,在数理知识的传授上“非常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而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在当时就已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该校日后培养出了许多“公认第一流”的学者。李政道表示,“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虽不能跟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相比……在发展的速度上,在办系的成功上,叶(企孙)先生的创业成就是可以跟20世纪初的加州理工学院相比美的。”许渊冲表示,西南联大“已经可以算是世界一流的大学”。陈平原则认为,该校的学术水平与美国名校有较大落差,但该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并不大”;许多毕业生到美国“念研究院,比美国最好的大学一点都不差”。谢泳认为,“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并不低,而且很快能和西方大学接轨。”
第三类,近代中国大学并未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陶行知曾表示,在知识上,这几十年来“我们所出产的东西,够不上第一流的交易”。朱家骅曾慨叹,“合全中国的人才办不出一个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胡适则始终认为,中国尚未建成世界级大学,国内名校无法“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在1947年开始的教育大讨论中,陈东原表示,中国目前“全部大学的水平都太差”。胡先骕则表示,那些素有盛名的大学如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等,仍未达到“欧美一般大学水准”。吴世昌认为,中国大学至今尚未“赶上国际标准”。袁贤能认为,中国学术“非常落伍。我们的急务乃是要赶上欧美”,“我们能办一个合乎学术独立水准的大学已经是千幸万幸”,须追随各国大师来提高学术水准。及至1948 年,董祚楷指出,中国学术文化“落伍到做人的附庸”,大学水平远远逊于西方。国民政府教育部亦曾表示,中国大学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吴大猷认为,直到全面抗战前,中国的“科学水准也未建立”。陈省身表示,西南联大的水平未必特别高,“大家都是矮子的时候它比较高一点,没什么了不得”。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一流名校与西方名校,“尤其是那些一流的顶尖大学”,“反差自然是巨大的”。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条件。胡适发愿,要为中国培育“一个世界级的国之大学”、希望中国有“能与世界名校媲美的国立大学”。然而,这注定只能是一个未竟之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民国热”和一流大学建设热潮的兴起,许多研究者都或多或少地论及近代中国大学的国际表现。有关各方基于各自立场、需求、史料和方法,形成了各式各样的认识。这一系列相关论述经过经年层累,衍生出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叙事,西南联大等名校更是几乎被“神化”并影响深远,不断形塑今人对近代中国大学(学术)的认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想象。学界对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事实真相也扑朔迷离。这些言说各具特点,但在总体上仍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从分析的力度看,相关论述均较为零碎,要么一笔带过,要么含糊其辞,对其中内核的议题未予深究。第二,从立论基础看,主观估测居多,客观解析甚少。许多论者往往“卷入”所研究的对象,被历史记忆所缠绕,故其言说有较强的情感代入和价值预设,缺乏扎实的事实依据和缜密的论证过程,既谈不上严谨的学理分析,更谈不上系统的深度挖掘。第三,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几乎均为定性研究,缺乏量化分析,难以直观地呈现其具体水平。第四,在视域上,现有研究大都受限于“地方知识”,局限在中国境域内来论说“世界一流大学”,未能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观测、推断中国大学的国际表现。由此产生的认知不仅可能是局部性的,而且可能是不准确的。第五,在呈现方式上,随笔杂文居多,专题论文甚少,与其说是学术性研究,毋宁说是道德性评判。上述种种,决定着现有的许多观察和研判很可能是不全面、不扎实、不系统的,也就未能在更广阔的知识视域中推进相关研究的前沿进展。然而,此问题不仅关乎对近代中国高等教育水平和实效的评估,也关乎对当代中国大学历史起点的厘定,关乎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浪潮的经验总结和未来谋划。于今,这已然成为中国教育史、大学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二、创建“第一流大学”的梦想与求索
民国初年,北京大学执全国高等教育界之牛耳。严复却于1912年坦承,该校之“程度教法,欲与欧美各国大学相提并论,固不可同年而语”。1918 年,值该校20周年校庆,蔡元培表示,“本校已历二十年……然使以此二十年中欧美各国大学之成绩与吾校相校,则吾校之自惭将如何!”希望该校有朝一日“能与彼国之柏林大学相颉颃”。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称,“东方文化自古以中国为中心”,如今不仅“新学”不如人,本国固有学术亦无法“于世界学术界中争一立脚地”。李大钊、胡适等人也对该校的学术表现痛心疾首。胡适疾呼道,我们“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段!自然科学方面姑且不论;甚至于社会科学也还在裨贩的时期”,远远谈不上世界性贡献。知识贡献乃是近代大学安身立命之本。该校学人深知“大学之地位,首赖其在学术上之有所建树”,而对当时的中国大学来说,显然距此尚远。
在与西方正面接触时,国人更有痛切感受。1913年,留美的胡适深感中国高等学校不过是西方大学的预备学校,“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学术荒堕和大学落后,成为国人的痛点。十余年后,正在留学的萨本栋仍深感中国与美国在学术上有“巨大差距”。1921年,蔡元培亦在旧金山表示,中国大学少、力量薄弱,“幼稚程度可以想见”。此时,在世界学术竞技场中,中国学人常常被视为学徒。西方学者在关注世界学术时,大都极少留意到中国,竟至于“世界以为中国没有教育”。
20世纪初,世界学术核心国乃是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四国,次中心则包括日本、苏俄/苏联等新兴强国。世界多数高水平大学也集中于此。中国大学与之相去甚远。有人便称,若放眼全球,“国内有几个够得上美国大学的资格?更有几个敢望德国大学的水平线上瞧瞧?”是时,国人往往极为崇拜西方,许多大学因此迷失自我,国人也往往将本国大学作为留学的跳板。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教育发展主要“以日为师”,虔心取法。然其成效远不如日本,连北京大学的学者也抱怨道,中国“老落在日本岛国的后边”。潘光旦感叹,中国学术远逊于日本,“显然去归宿时期尚远”。在20世纪20年代中叶以前,许多中国高等院校的办学工作就是对西方的模仿。对此局面,国人深以为恨,并愈益渴望建成“中国的大学”。
随着民族意识日渐觉醒、民族学术自觉逐步生发,人们日益难以容忍这一局面,开始奋力推进中国大学的现代化。为此,有关各方从20世纪20年代中叶开始持续努力。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流大学”建设开始被实质性地提上各方日程,成为一种国家意志。罗家伦于1928年宣称要使清华大学“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北京大学的学人于1929 年决意要“专心致志,精研学术……与伦敦柏林巴黎东京诸有名大学并驾齐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表示,“欲提高国家学术水准,端赖罗致世界第一流学者,来华讲学。”为达此目标,该校先后聘请了国际学术巨擘来讲学、任教。
此间,中国大学在人才、机构、制度、生态、资源、国际参与等方面均有进展,并开始实质性地启动科研体制化进程,持续推进高水平的知识生产,加强原创性研究。“提高学术水准,成效彰著”。20世纪30年代后,这一努力很快取得长足进步和实质性突破,大学的科研工作蔚然成风,许多名校跃升为科研密集型大学,由此生成一个高水平大学群和极富活力的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在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都达到新的高度。“中国式”大学发展渐入佳境,并于全面抗战前夕达到最佳状态。这集中体现为,一批国立大学迅速崛起并赢得国际声誉。至此,学术中国化成效斐然,本土科学研究亦入新阶段。“具有相当工作中心的学科,似乎不少。”各学科领域出现了一批顶尖学者,其中,北京大学等校涌现了一批国际知名学者,清华大学也出现了若干“得到国际名誉的科学家”。李郁荣致函维纳(WienerN.),“清华以工学院拥有的设备和装置而自豪。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 的一样完善。任博士(即任之恭)认为物理系的图书馆要比哈佛大学的更加完善一些”。梅贻琦表示,清华大学在国内条件较好,“我们理应把他办成一所世界上著名的学府”。
对此迅猛进展,国内外各方均有感知和反馈。1931年秋,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考察后认为,中国教育水平虽有欠缺,但在十年来灾祸、战乱不断的情况下,“中国教育仍进步,可谓惊异”。国际联盟随后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对中国教育不无肯定。1932年4月,李顿在武汉表示“中国前途,极有希望”,武汉大学“诚为最完备之学府”。1934年,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坚称,“在数量方面,中国教育的进展有数字可以表示,在质素方面……一定得承认它有不少的进步”。1936年,国际知名学者哈达玛亦在北平盛赞,“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各校的设备颇为完善,关于数学方面之研究,亦皆有特殊之贡献,与法国学校之水准,相差极其有限”。随着自身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大学日趋自信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1936年,国际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TemperleyH. W.V.)来华交流,对中国学界的水平颇感意外,并认为中国史学已可以与举世并立。1938年,田波烈热忱邀请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傅斯年则坚称,若邀中国入会,须确保“中国在此会中必得最优待遇,即英、法、意、德诸国之待遇是也……不可在此会中仍为二等国”。
及至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大学继续逆势成长,西南联大更是成就辉煌。西方学者注意到,中国学者每年在欧美名刊上发表大量成果,在一个几乎没有工业化的国家,且处于最严重的战时情况下,这些数字应当看作中国科学水准相当高的证据。1943年,剑桥大学著名学者李约瑟(NeedhamJ. T. M.)来华,在深入考察诸多文教机构后,盛赞不已。他认为,浙江大学在物理学方面“水平显然很高”。仅1940年的一个学期内,该校数学系寄往海外发表的论文就达20余篇。这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全球学者了解到,困境中的中国“有着一批一流的科学家、教育家,正与世界前卫科学家同步进行着科学实验与研究”。他还盛赞武汉大学“科研水平非常之高”,同济大学“人人都讲德语”、“水平很高”,湘雅医学院“建筑很简陋,但师资却是一流的”。至于中央研究院历史与语言研究所,“那里的学者是我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因为这个学科一直是中国学者特别擅长的”。因此,他“越来越觉得中国是科学的‘前哨’,与西欧、北美的学者在共同推进学术的进展。李约瑟常表示,就科学成就而言,昆明这个地方常常使他回想到剑桥。
三、将成未成的“世界一流”
统上可知,近代中国大学长期处于快速变化之中,其在不同时期的形态和水平均有差异,不同大学的水准也参差不齐。准此,笼统地讨论其水平和表现是非常不严谨的。严格说来,中国大学早期的水准较低。进入20 世纪30年代后,中国大学才在各主要方面实现质的突破,此时的表现可以代表近代中国大学实际上所达到的高度。
(一)日渐提升的师资水准
在早期,中国高等院校大都人才奇缺,严重依赖于外籍教师,稍后又日渐倚重海归人才。欧美名校硕士、博士回国后,一般可迳任名校教授。而在同期的英国、美国、日本等教育强国,新科博士大都只能任讲师或助理教授。在德国、法国等老牌强国,多数新科博士只能进入中学或企业等,只有极少数特别幸运者才能进入大学担任初级教员。如此标准,无疑远高于中国名校。1930 年以前,西方名校讲师、助理教授来华任名校教授的,仍属常态。例如,剑桥大学高材生燕卜逊(EmpsonW.),赴东京文理科大学任教时,仅是担任讲师;数年后应邀来华时,则被北京大学直接聘为教授。中西名校师资标准及质量之差距可见一斑,二者学术水准之悬殊亦可想而知。当局直言,这些博士,“倘在国外,不过仅能充任技术机关助手或大学院助教。若欲升任主任教授……尚须费20 年左右之努力”;而在中国,则能“立即充任主任教授或总工程师之类”。
不过,局面也在迅速改观。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高等院校的人才日渐充实,名校尤其名流荟萃,教师评聘标准亦水涨船高。即便是西方顶尖名校的博士归国,到许多名校也往往只能从副教授起步。外国名校博士在中国大学中的特权之回落,意味着中国大学学术标准的提升。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以本土研究在国际上获得重要荣誉或职位,吴有训、翁文灏、陈寅恪、李济、林可胜等都膺选欧美国家的科学院院士。1933年,吴康被巴黎大学聘为教授,陈寅恪还于1938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教授,伍连德则于1935年被推举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这对非西方世界的学者来说,是难能可贵的。1935 年,33岁的萨本栋被聘为俄亥俄大学客座教授,并应邀在耶鲁大学等校介绍自己的成果,受到各方高度认可。其在年会宣读的论文,被认为是该年会“今年最重要贡献之一”;1944年,其英文专著在美国出版并被许多名校列为教材。在素来深刻歧视东方人的北美学术界,这是极为罕见的殊荣。1945年,谈家桢在哥伦比亚大学作报告介绍浙江大学生物系的研究,美国学者无不惊讶和赞赏。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则有更多西南联大学人在美国任教,“为中国在世界学术界上争取地位”
然而,若以更高标准来看,即便是中国名校的多数顶级教授与西方顶尖学者的差距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国际高级别评奖(如诺贝尔奖等)中,中国学人表现不佳。因条件所限,中国杰出学者只在个别领域成就出色,而难以做出世界级的创始性贡献。以数学界为例,西南联大“数学三杰”(华罗庚、陈省身、许宝騄)被公认为中国顶尖学者,严格说来,他们尽管“做出了世界一流的工作”,但只不过“能在国际一流数学杂志上频频展示成果而已”,终究无法“在多个领域都有重大的开拓性贡献”。菲尔兹奖得主陈省身直言,“中国本土的数学家再努力只能追求成为‘罗汉’而已,不可能成为‘菩萨’。”在接受过欧美名校严格训练的学者看来,中国许多名家的研究工作显得落伍甚至“肤浅”。20世纪30年代以后,仍时有中国学者对本国学术现状表示不满。有人痛陈中国一般教授的程度仅相当于外国名校的助教;徐炳昶甚至说,绝大部分北平的教授,较之法国教授,只配“当他们的学生”。此说或有夸张,但绝非无因。朗之万(LangevinP.)等人来华考察时也批评说,中国大学教授头衔只令人联想到高薪,而未必是高水平。全面抗战前,朗之万、伯希和(PelliotP.)、哈达玛等巴黎的顶尖学者及狄拉克(DiracP. A. M.)、维纳、波尔(BohrN. H. D.)等其他西方名校教授来访时,中国学人极显谦卑,非常渴望国外大师的认可,极少有名家能与之相对平等地对话。即便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剑桥大学教师陶育礼(DoddsE. R.)、李约瑟访华时,多数名校的学者仍甚为谦抑。牛津大学准教授休斯(HughesE. R.)来华后,除北京大学之外的各校学者大都“日日包围之、谀誉之”。其状令人汗颜。中国名校与西方老牌名校的位势之差,可见一斑。数学奇才程毓淮,于1936年(26岁)起,担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以西南联大教授身份移席美国纽约大学,但仅被聘为副研究员。清华大学著名教授萨本铁1947年到加州大学后,则只好先后屈居为访问讲师、副研究员。类似情况,所在多有。直到民国末期的1947年,还有人批评,“现在国内各大学教授还没有一个是得过诺贝尔奖金的人,就是写过一本第一流著述的人也还没有”。
师资水平是大学水平的决定性因素,一流的师资才能造就一流的大学。与早期中国大学相比,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师资水准当然已有质的提升;然而能够在国际上开宗立派、发凡起例、引领全球知识进展的中国学者,无疑仍是寥若晨星。中国名校在此方面仍远逊于西方老牌名校。这直接决定了中国大学在全球学术系统中相对边缘的位置。
(二)初具竞争力的学术产出
自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完成了一系列受国际认可的工作。中国学界除了在地学和中国文史等方面表现优异,在数理及工程等方面也进展显著。例如,清华大学的航空工程研究突飞猛进。1936年,华敦德(WattendorfF. L.)来访时,就对清华大学建成的5呎风洞感叹道:“没想到在中国能建造风洞如此精确,达到国际水平”。经过半年多努力,该校于1937年建成了亚洲最大的航空风洞(15呎,东京帝国大学的为10呎)。这也是全球最大的风洞之一,令科学巨擘冯·卡门(KármánT. V.)极为惊讶,因其本人所在的加州理工学院(时为该学科的世界级重镇)的风洞亦仅有10呎。
抗战时期,以华罗庚、陈省身、王淦昌、吴大猷、费孝通等为代表的新一代学者都以本土研究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就。华罗庚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仍保持着高水平研究,时有论文在国外发表。1945—1946年,其一年内在美国期刊上发表的论文逾100页。浙江大学教授王淦昌亦在艰苦条件下,于1941年发表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被公认为国际物理学界1942 年最重要成就之一。美国科学促进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在1948 年发行的纪念刊所列的百年来科学大事记中,将王淦昌及彭桓武两位中国科学家列为贡献人。
学术产出包罗甚广,需具体而论。现我们仅以科学引文索引(Scientific Citation IndexSCI)论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为基础,对其国际论文发表略作管窥。该数据库可呈现1900年至今各国/地区在一些重要的SCI 期刊的论文发表情况。尽管其无法反映各国国际论文发表的全景,但毕竟可部分地体现相关国家学术产出和国际学术参与的一个侧面,亦可部分地反映相关院校的学术生产效能和国际地位。(见图1、图2、下表)
1 19211945年部分国家/机构国际论文发表量
图2 1921—1945年部分国家/机构国际论文发表量(不含美国)
相关数据显示,各主要国家的国际论文发表都从1922年前后开始持续猛增,至1942年起则明显下行。①中国与此高度吻合,其国际发表从1923年骤增并一直活跃至1941年,年均增速全球领先。从论文发表量看,1922年,中国与苏俄并列全球第10;从1936年起,中国居全球第6,超过日本、印度,但少于德国、苏联两个非英语国家,远逊于美国、英国、加拿大等三个英语国家。这一差距在1941 年前曾明显缩小,但此后又迅速拉大。自1946年起,中国连续多年未发表SCI 论文。从发文量看,美国遥遥领先;其中,哈佛大学年均发表论文452.42 篇,远超其余各国年度论文总量的均值;该校1940年发表论文高达722 篇,远超其他任何国家。考虑到当时全球的SCI 期刊数量甚少(1923年为185种,1941 年递增至234 种)且多数院校并无论文发表的刚性要求,如此论文产量确属可观。
1923—1941年世界主要国家相关国际论文产出概况表
资料来源: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Z].上海:开明书店,1934.29;论文数据主要采自WOS数据库。
这一统计当然并不完整。从学科来看,它只能部分地反映理、工、农、医等学科的概况;从语种和平台看,并非所有重要国家都强调英文论文发表。因此,以上数据只能反映其中的一个侧面。
从质的方面说,从20世纪20 年代起,中国大学开始有意识地赶超西方名校,并取得了显著进步,然其与西方名校仍有极大的差距。具有全球性深远影响的创始性、革命性工作,也绝大部分出自西方;中国学者在开创范式、建构思想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突破等最顶尖的创造领域的表现,仍明显逊色。对此,作为学界头面人物的蔡元培,素不满意。他直言,近代以来中国学术虽颇有创获,“然比之欧美各国,瞠乎其后”。1931 年,他公开坦承中国是“文化落伍的国家”。同期,时任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坦言,“今中国教育,不可比踪欧美,殊无可讳饰”。直到1947年还有人表示,中国仍是“学术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学术在本质上还比较幼稚”,学术上“总是赶着人家尾巴后面转”。金克木更是尖锐地批评道,中国至今“没有真正独立,不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脱离殖民地的地位”。陈旭麓认为,中国学术仍有着严重的依赖性。“直至今日,自然科学固然要向别人学习,社会政治的组织也在在要仰人鼻息……我们的学习太可怜了,不但自己没有供别人交换的东西,人家的所有,我们也仅能得其皮毛。”整个国家至今未“摆脱次殖民地的属性”,今后要尽快赶上西方大学的水平。应当说,这并非个人意见,而是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共识。1946年,蒋介石要求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对于今后发展应用科学之步骤会拟十年计划时,两机构及各方专家经长时间详慎商讨,在最后提交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也坚持认为,只有加大支持力度,注重培植基本人才,5年后才可能有四五个完善之大学及一二个完善之研究院。
大学的国际地位取决于其贡献全球性知识的能力,特别是其命题能力及创造范式、制定规则和塑造知识底层结构的能力。这种知识上的贡献度,在根本上决定了当时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三)国际能见度:非西方世界头部位置
中国大学的国际能见度生动地体现在其与域外的互动中。从1920年起,北京大学就多次力邀爱因斯坦(EinsteinA.)来华讲学,后者均未应允。1922年,中国与日本竞相邀其讲学。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认为,爱因斯坦“理应在访美后将中国排在第一位”,理由之一是“中国是东亚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中心”。但爱因斯坦等西方人对此不以为然。是年,爱因斯坦接受日本邀请开始亚洲之行,只在上海暂停后就赴日本,在东京、京都等地名校讲学月余。这或许部分地反映出中国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爱因斯坦对日本惊叹不已,对中国则观感不佳。然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随着研究风气的形成、人才队伍的壮大,局面得到实质性改观,中国自主的原创性学术建设亦初现端倪。此时,不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许多杰出学者持续访华,科学及工程领域亦开始有大量名家来华交流,这一国际交流的热潮在全面抗战前夕达到高潮。此间,汉堡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西方一流名校教授在华长时间讲学、研修已常态化。仅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就先后延揽了一批杰出科学家,如狄拉克、维纳、冯·卡门、郎之万、波尔等均曾来访并讲学较长时间,有的还开始与中国学人进行实质性对话和深度合作。中国还与欧美名校持续互派留学生。欧美名校学子来华深造者甚蘩,如海德堡大学博士雪尔麦叶(SellmeyerF.)、牛津大学博士生费正清(FairbankJ. K.)、哈佛大学博士斯威特(SwterR. O.)等。20世纪30年代前期,北京大学等校与东京帝国大学等日本名校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教师互访机制,大量日本学生亦来华求学。此外,中国、印度之间也互派学者及交换生。至此,中国学界终于开始如学人所曾期盼的那样,既有“取的能力”,也初具“给的能力”。
1931 年,美国化学学会会长、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化学系主任亚当斯(AdamsR.)了解清华大学化学系师生的研究之后,对该系“发展之速,极致钦佩”。德国著名化学家伯格曼(BergmannM.)也表示,“清华化学系可与任何国际好化学系相颉颃。”此后,“美国人对于中国之科学工作极为注意,较国人为甚”。美国顶尖名校的学人也因中国抗战期间“尚能作如此研究工作大为惊异”。美国学者承认,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在高水平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进展迅猛,进入了学术高峰期,渐次取得国际学术界之承认与赞许。以当时的条件看,中国大学能够达到如此水准,实属不易。清华大学的经济实力在国内首屈一指,但梅贻琦曾表示,本校的经济条件与“外国大学的情形比起来,当然相差甚远,譬如哥伦比亚大学本年的预算,共有三千六百万美金,较之清华,不知相差多少”。此间,中国高等院校岁入仅相当于哥伦比亚大学年收入之2.5 倍。②两国大学财力之悬殊,于此可见。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这一差距仍在持续拉大。此间,美国、苏联投入至少一二十亿美元研发原子弹,中国几所国立名校和科研机构在同类研究中所能筹集的经费总计却只有区区二三十万美元。
当然,对中国大学的准确定位,尚有赖于进一步的国际比较。从世界现代化历程来看,美国、俄国、日本、中国、印度等均为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后起者,都于19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启各自的现代化进程。及至20世纪初,美国、日本、苏俄等已成为全球公认的新兴强国,中国、印度则相去甚远。高等教育方面亦然。此间,中国方面常以日本为比较对象。1932年9月,胡适称日本高等教育已有“很可惊的成绩”,庆应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已有国际声誉,而中国“至今没有一个稳定的大学”。次月,胡适在南开大学演讲时声称,“外国人的科学没有不在我们之上的”;欧美、日本有那么多名校,而我们“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可谓国耻。对于中方日益强烈的争胜之心,自视为“世界五大国”之一、热衷于“脱亚入欧”的日本很不以为然。京都帝国大学有部分汉学家极为蔑视中国权威学者,并经常公然嘲笑“中国学者的脑子很糟糕”。东京帝国大学等学校也有一些学者则表示,自1927年以来,中国大学虽有显著进展,但“比之于其他国家,特别是英美法等国……仍极为贫弱”。“较之方今文明诸国的一流大学,我们在发达程度上也毫不逊色。”这并不夸张。此间两国大学之差距仍是显而易见的。1935 年,东京帝国大学有教员千余人,在校生8 304 人。而在1936年,中国高等院校有108 所、教员7 560人,在校生总计只有区区41 922 人。“科学没有组织就没有力量。”科研的组织化程度部分地反映着科学的发展水平和科研的推进力度。就基础条件和科研的体制化水平而言,个中悬殊,已不言而喻。对于中国与日本的差距,国内知识精英并不含糊。胡适曾在北京大学公开作自我批评,学校前此“只是矮人国里出头……别说理科法科,即文科中的中国学,我们此时还落人后……必须承认我不‘大’”。1936年9月,哈佛大学举行三百周年校庆。全球505所高等教育机构(中国有9个)的代表出席此盛典,胡适应邀出席并作为6位代表之一致辞。所有机构排序时,胡适所代表的北京大学排在第419位,中央研究院为第499位(日本庆应大学为第245位、东京帝国大学为第336位)。他“看到名次排列就发生了最大感触”,中国作为“历史文化最早的古国,反屈居于最末的次序”。一向身段柔韧的胡适,有如此痛彻之感,显然受到了极大刺激,深刻体会到“矮人国里出头”之痛。北京大学尚且如此,其他院校更是可想而知。这种国际能见度上的落差,直接显示出中国名校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
中国名校与西方名校的差距不言而喻。不过,若较之其他非西方国家,仍能显示其明显优势。当时印度国情与中国相近,其许多经济社会指标均略胜一筹,其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更明显早于中国。1857年,英国驻印度当局以伦敦大学的高标准为样板,创建了马德拉斯大学、孟买大学和加尔各答大学,其中后者还较早地赢得了一定声誉并自主培养了一批博士,该校许多知名学者显著地提高了印度科学的国际地位。印度还出了泰戈尔(TagoreR.)和拉曼(RamanC. V.)等诺贝尔奖得主,以及玻色(BoseS. N.)等一流学者。亚洲最早的诺贝尔文学奖和科学奖得主均出自印度。然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大学后来居上。印方多次派人来华留学、研修,并期待延揽中国“第一流学者”。1943年,印度还开始派加尔各答大学等名校的硕士毕业生来华留学。1946年,竺可桢率团访问印度时,深觉加尔各答大学“声誉日落”,总体质量不佳。而远在中东的土耳其比中国更早开启近代化,并迅速跃升为“举世所重视”的二等强国,近乎成为“欧洲列强”。其高等教育颇具特色,学人们一度甚为自负,不以中国为然。但及至20 世纪30 年代,中国大学整体性崛起后,与之相比实则并不逊色。此外,与同期中东、南亚、东南亚及拉丁美洲等非西方世界的其他诸多较活跃的区域性大学(主要散布于埃及、波斯/伊朗、暹罗、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南非等)相比,中国大学更是实力出众。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在各自殖民地建立的许多高等院校,较之中国名校亦相形见绌。尽管时人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并无高度共识,但至少在某些主要方面达到国际领先水准,应是一流大学的基本要素。一流大学应有大师、有世界性成就和影响力。依此标准,近代中国大学无疑仍与发达国家多数名校有相当差距,但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相比,则相当出色。
综上,中国近代大学起点甚低,但发展迅猛。20世纪30年代中叶,已成为非西方世界的头部名校,并逐步向公认的世界一流名校趋近。此时,中国式“世界一流大学”正处于将成未成之际,若说其已正式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勉强,毕竟其最终仍止步于区域性名校;但若说其中部分学科和名校已颇具国际能见度,则绝非过誉。至此,中国学术独立似已指日可待。
四、奇异而脆弱的“国际水平”
由上可见,进入20世纪20年代中期后,中国大学发展相当迅猛,出现了一批高水平学人、学科和大学,个别学科领域及个别名校已逼近严格意义上的“世界一流”的门槛。蒋廷黻激赏全面抗战前中国大学的猛进。他认为,“抗战前清华大学的专门化比美国一般大学认真得多”,这“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平”。蒋氏出身于哥伦比亚大学,又长期在平津、欧美任职,对中外情况相当熟悉。此非孤例。萧公权曾在中国、美国多所名校任教,他暮年回首时表示,曾任教的所有大学中,清华大学“学风和设备都最好”。1935年,化学界元老、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昭抡亦称,近年国内化学教育有“极大之进步……已有若干学校(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其化学上之物质设备,较之西洋之第二流大学,已无愧色;在研究精深上,尤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肯定,中国一批名校在国际上确实已有较高声誉和地位,是当之无愧的“国际水平”。然而,这种“国际水平”无疑又是不充分、不平衡、不稳定的,自然也是脆弱的、不够独立的。所谓“不充分”主要是因时间仓促、资源紧缺和社会动荡,导致许多学科未得到充分发育,人才队伍等方面远未达到应有水准,办学成就因此受限。其“不稳定”则从办学秩序和效能可见一斑。尤其突出的是其不平衡性。这部分地表现为,在学科建设和国际地位方面或有诸多局限,但在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方面相当出色;在科研方面,不同学科的发展很不协调;在社会服务方面,其对学术、外交等方面贡献突出,但对农业发展、社会公平等方面贡献有限;在办学格局方面,地域分布严重失衡,各类院校发展也不平衡,国立大学质量普遍较高,私立大学往往良莠不齐,许多学校被视为“野鸡大学”。
尽管国人自办大学在研究生教育上相对逊色,始终未能开展博士生教育,但其在本科教育方面极为出色。本科教育是大学的底色,而当时中国许多名校的本科教育已达世界水平,甚至不逊于西方顶尖大学。不妨以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为例略作管窥。1944年,杨振宁从该校物理系毕业后赴美深造。他认为,“在昆明学习的物理已能达到当时世界水平。譬如说,我那时念的场论比我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念的场论要更高深,而当时美国最好的物理系就在芝加哥大学。”李政道本科未毕业就赴芝加哥大学深造;数年后,29岁的李政道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旋又于不足31岁时获诺贝尔奖。1945年,黄昆赴英国留学,其实际水准远超英国同学,达到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该校物理系同期的系友彭桓武、林家翘等,亦以其杰出表现令欧美巨擘惊叹。清华大学物理系在七七事变前的53名本科毕业生中,至少18人成为国内外院士,内有多位美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哲学系毕业的王浩被保送到哈佛大学,“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研究生”,一年零八个月便成为该校博士。其“到哈佛念的那些东西国内都念过了,很容易”,做研究“一点都不费劲”。此间,北京大学还自主培养出了于敏等国际公认的杰出科学家。能够独立自主地持续培养出世界级人才,足见该学科已达相当水准。此外,西南联大的文史、数学、地学、生物学、社会学等学科也有杰出表现。这一系列高水平学科的形成,意味着该校总体上达到了国际水平。
早期,只有个别中国名校的学历获得美方认可。至全面抗战前,不少名校的学历已受美国名校认可,然欧洲名校对其认可度仍较低。到全面抗战时期,更多的中国名校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可,欧洲名校普遍大大加强对华交流与合作,其中就有英国、法国的顶尖大学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老牌名校。“英国剑桥大学已可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中国留学生在欧美的突出表现,赢得国际的高度赞誉。罗家伦欣喜地表示,“外国大学有好几位教授,向中国教育当局,表示称赞”。鉴于中国大学的实际表现,牛津大学一改长期以来的倨傲,于1945年和1948年两度致函中国方面,确认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及协和医学院的文理科学士毕业生成绩平均在80分以上者,享有“牛津之高级生”资格。这无疑是对中国本科教育质量的充分认可。
在学术研究方面,近代中国大学也不乏出彩表现。其中有的学科相对逊色,另有部分学科领域则相当出色,地学、生物学等地域性学科尤甚,中国文史、考古及社会学等学科亦极具优势。连陈寅恪在1931年苛评中国学术时也承认,“自然科学……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在地学、古生物学等领域,中国学者很早就开始持续完成一系列国际瞩目的工作,出现多个学术中心和大批一流学者,并始终保持相当高的人才培养质量,成绩“竟在日本之上”。其中,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蜚声遐迩,被公认为亚洲顶尖的地质学重镇,苏联、日本等国名校还派留学生前来攻读研究生。中国学人在该领域的工作堪称世界一流。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研究的中心已然回归中国,北京成为国际知名的文化城,越来越多欧美、日本名校学者开始来华从学于中国学者。中国学者的研究工作赢得了西方顶尖学者的广泛推崇,陈垣、陈寅恪、赵元任等都成为深孚众望的“世界式学者”。
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掌握着全球中国学研究的话语权;西方学者还盼望借助中国学者提升其汉学水准。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等强校持续引领下,中国社会学成绩突出、蜚声世界。英国学者弗里德曼(FreedmanM.)赞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除了北美与西欧,至少就思想质量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社会学所在地”。在社区研究方面,中国完全有望成为欧美之外独树一帜的社会学中心。即便中日战争期间,东京帝大仍在使用中国教育部颁发的社会学教材。1940年3月,正在驻美大使任上的胡适致函其子说,“国外的大学在社会科学方面,未必全比清华、北大好”。无独有偶,1945年,在听闻王钟翰获奖学金将赴哈佛大学留学时,陈寅恪的第一反应是,“搞中国史的到美国去能学到些什么呢?”他认为,“哈佛是世界著名大学,语言确实不错”,赴该校留学的主要价值是可“多学点语言”。当时许多名校都各具特色、各有其优势特色学科,个别学科还名扬海外,如北京大学的文史及地质、清华大学的数理及工程、南开大学的经济学、燕京大学的社会学和新闻学、东吴大学的法学、金陵大学的农学,均甚为突出。协和医学院参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而创设,很快就跃升为亚洲首席医学中心和全球的杰出医学院校之一,其首创的教学模式还被欧美多国所效仿。大致说来,近代中国大学偏重基础研究、以文理基础学科见长。其中,理科、特别是数理学科等“精确科学”尤其地位显赫,被尊为“物质文明之母、富国强兵之本”。这迥异于广大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地科学”,反而与发达国家相似,或许这正是中国“殖民地科学的复杂性”。相对而言,其在法政、商学、管理、化工、机械、农林、水利水电、海洋科学等方面的表现与许多强国还有较大差距。在此,尤须注意的是,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中国学术尽管仍不乏“殖民地科学”的色彩,但总体上在基础研究方面有先发优势,甚为出色,且中国本土科学家在其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学术体系与同期其他诸多非西方国家的显著差异之一。后者由于被西方定位为原材料产地、西方商品消费市场和西方思想的跑马场,因此,在西方学术笼罩下创立的大学在学科设置上也往往优先发展农科、矿科、医科、法政类学科等,培养一般性实用人才,基础研究甚为薄弱。此种学术体系注定不可能有强大的原创力,学术独立和民族独立无从谈起。远东地区的印度、菲律宾、暹罗、马来西亚等大都长期如此。在近代西方,人们普遍对人类理性表现出空前的自信,作为理性结晶的自然科学被普遍认为是改造世界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近代国人也对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赋予了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近代化转型过程中,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逐步超越古典学术的畛域,迫切渴望通过数学或准数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并“最终征服自然”,创建了以数理科学为基础的新式知识体系。在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近代中国的许多决策者主张循序渐进,先基础,后应用,以基础研究滋养科学应用。在大学建设时,管理者也往往将文理学院置于中心地位。这种先夯实基础再追求运用的思路,从知识演化、学科建设和大学治理的逻辑来说,或比较符合一般的教育学术规律。这或许不能认为是偶然幸致,而是有关决策者的顶层设计和努力经营所成。这无疑是中国教育主权和学术自主性的外化。于此可见,尽管近代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但并未完全丧失独立思考与决策的能力,其教育学术主权仍未全然沦丧,其知识体系仍维持着部分的自主性。相关决策者,对学术与政治、知识生产与国家建构等重要问题有着独到的认知,并进行了富有智慧的制度设计。这是中国虽经西方文化长期侵染、容受了西方学术养分,但自身文化内核并未完全消损的表现,也是其日后有可能从半殖民地的深渊中东山再起、参与全球性知识竞争的基础条件之一。对一个落后国家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奇异、令人深思的面向。在此意义上,中国可谓是整个非西方世界中一个罕见的特例。对相关问题,国内研究仍极为薄弱,但国际学术界已多有论列。
这种不平衡同样也体现在社会服务方面。总体上,近代中国大学在社会服务方面非常出色。许多名校在历史剧变中、在东方大国发展的关键转捩点上,推动了中国国运的回升。其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并不逊于发达国家的名校。国民政府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外交部、经济部、兵工署、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等重要机构的相当一部分人才均出自高等院校,学者从政、资政、议政均成效斐然,其中,“北大清华派”在许多领域影响尤著。许多大学为中国的文教、科技、外交、军工国防等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然其对农业进步、社会流动、社会公平及族群融合、区域协调发展、边疆稳定及生态建设等方面,贡献则相对有限。近代中国作为一个“以农立国”的农业国,农业振兴极为紧迫、农林人才极度紧缺,近代大学在这方面的贡献明显不足;此外,其对制造业和海事领域的贡献也相对逊色。由于当时的高等教育属极度精英教育,难以充分促进社会流动,绝大部分人无法藉此实现阶层跃迁。有人即批评当时大学教育“以权贵为中心”。这无疑加剧了社会分化和阶层固化。当然,这主要或并非因大学能力所限,而是社会条件所致。
如前所述,中国大学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强劲成长并取得重要成就,然而,这在其发展史上只是一个相对短暂的例外,绝非常态。因局势动荡,近代中国大学发展一直很不稳定。直至北洋时期,大学的学术水平总体上乏善可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诸多大学迅速崛起,在20世纪30年代中叶达到较高水平;但其在全面抗战后又饱受重创、渐趋衰退,许多前沿研究日渐落伍。因此,近代中国大学的黄金发展期只有短短十年左右,诚可谓大起大落、“其兴也勃,其衰也忽”。这种稳定性的不足,始终是其弱点。
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中国在名义上已取代日本,跻身世界五强。但朝野各界都深知其名不副实,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国内高官及名校领导者,对此时有检讨。当局教育部门承认,我国大学“不甚发达”,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甚至明确表示,要尽快把中国第一流大学建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这显然表明,中国名校此时的水平与他理解中的世界第一流大学尚有距离。胡适亦坦承,北京大学在世界大学之林中只能算是“小弟弟”,无法颉颃于西方名校。无疑,中国迫切需要实现“知识上底独立”。众人呼吁建设堪与欧美名校比肩的“大大学”。然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乱局中,中西科技的差距日益拉大。正是在此情势下,一直深盼中国大学早日跻身世界一流的胡适于1947年提出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力争尽速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建议引发了激烈争议。国内许多学者痛诋目前中国“没有一个好大学”。美国援华联合会驻华代表表示,对胡适“最近宣称中国应谋使其大学跻于国外各著名大学之林……深表赞同”。胡适深知中美之悬殊,故从西方名校积极揽人才充实师资,“盼在三五年之后,能使北大与世界名大学并驾齐驱”。1947年,任鸿隽赴美国考察发现,中国大量学子学成后滞留美国不愿归国,因国内大学不但无法进行研究,“即教学必要的设备亦多欠完备”。这批留学人才“用脚投票”,直接印证了两国学术环境之高下。
世界一流大学需要在各主要方面相对稳定地居于引领地位、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力。相比之下,近代中国大学与此仍颇有距离。国人的不懈努力和国家与社会的支持,使其较快地实现长足进展并达到了国际水平。然而,也正是国家—社会的条件限制和学术积淀不足,使中国大学发展不充分、不平衡和不稳定。这些内在的弱点又使其虽达到国际水平,却终难持续跃迁并稳居“世界一流”之列。此种局面的形成固然有多种原因,然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客观条件所限。特别是长期战乱的摧残使初兴的中国科学深受重创,使中国大学很难长久地保持较高水平。大学建设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中国能否建成杰出大学,不仅取决于学者及大学本身,也取决于知识共同体的持续努力,更取决于整个国家和社会系统的有力支持,取决于历史积淀、社会土壤和时代环境的护佑。而在当时的中国,这一切显然是奢望。
知识自有其自身的价值,学术演化亦有其自身的机理。只有那种对“求真”的渴望、对知识本身看似“自由而无用”的兴趣(“超然的兴趣”),才能持久地滋养和锤炼人类的心智、激发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为学术进步创造最坚实的智识基础和社会土壤。也唯有如此,学术工作才能不断开拓新的知识疆域、不断为人类高品质的心灵生活供给精神养分、不断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更强有力的思想资源、不断为社会的永续发展提供新的可能性。由于多重因素的困扰,近代中国发展新式学术的土壤相对贫瘠,缺乏滋养科学的沃土和空气。从西方移植而来的现代知识体系在中国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始终未能深入普通大众,始终难以扎根,难以枝繁叶茂,也就难以孵育出真正属于本民族的强大的知识体系。由此,基础研究注定难以成为一种“自足的善”,更难以水到渠成地孕育“各式各样的实用结果”并强有力地增进公共福祉。尽管少数精英的不懈努力使中国大学取得令人惊异的进步,但这远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提升国民的总体知识水准和心智品质;其所苦心追求的自足而繁盛的知识系统,自然也成无源之水。准此,作为知识系统之轴心机构的大学也就缺乏可大可久之基。其在韧性、协调性、稳定性和独立性等方面的诸多弱点使之作为知识建制来说还相当稚嫩、粗糙而脆弱,离自足而强健的现代知识系统还有相当差距。这无疑正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在学术领域的反映。最终,中国大学的高速现代化进程因条件限制、局势变幻,诸般努力功亏一篑。
五、“迷思”背后的启思
综上,我们可初步判定:近代中国大学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持续猛进,至20世纪30年代中叶渐入佳境,到1945年后明显呈下行之势。纵向来看,中国大学无疑已实现长足进步和质的突破;从全球来看,它恐怕并未真正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虽有个别学校已相当逼近世界一流大学的临界点,但仍与后者有一步之遥且终未跨越。故其终难与西方老牌名校“并驾齐驱”。因此,时人所谓的“第一流大学”更多的是愿景而非实效;后人长期以来的“一流大学”言说,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叙事而非历史事实。它反映着时人的特殊情感和认知。在利科(RicoeurP.)看来,叙事是对历史的诗意化安排,而非真实行动的特征。它不可避免地要“被直接编织到经验结构中”,成为人们“深层回忆”的一部分。叙事或许与人类行为有某种亲密性,但它无论如何不等于行为本身。对人类世界(或曰“此在”/Dasein)而言,完全无涉于所有意念和感知的“真正的”世界(绝对现实)或许未必存在但人类认知到的世界终究有别于原初世界。而这种历史书写事实上充当了一个庇护所,以满足人们“在复杂中发现简单,在陌生中发现熟悉”的祈愿。
总体而言,国内外学界对近代中国大学的研究已相当深入而系统,并涌现出大批优秀成果。然而,对于如此重要的一个议题,长期以来密集的、高热度的研究却从未实现透彻的认知,甚至仍存在诸多偏差、盲区乃至误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从实际情况看,这其中可能至少有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学科视域及知识结构的局限。此项研究涵盖多个学科领域,需要广阔的视野和跨学科的积累,也需要“从世界看中国”、“跳出大学看大学”的意识和能力。要对复杂世界实现透彻和融贯的把握,需要突破学科边界和思维定势,在不同区域与国家、学术与社会、制度与人事之间进行反复勘察求得真切的认知。相当长时期以来,日趋精细的专业化的研究进路,确实为创造知识增量提供了某种捷径,但由此导致的碎片化的研究倾向也钳制了人们的现实感知力、学术想象力和思想洞察力,阻碍了对世界的整体把握和对事物的更彻底的认知。
第二,基础信息储备的欠缺。上述议题涉及方方面面,只有在熟悉相关领域、充分掌握大量一手素材和文献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披沙拣金,不至于被个别言说所限所惑。在对相关事实、数据缺乏充分掌握的条件下笼统立论,不仅意义有限,且易致偏颇,无助于实质性地推进深度研究。然而,长期以来基础文献及数据积累的欠缺,使此类研究面临诸多困难。当然,这也与近代中国动乱频仍及统计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不完善有关。
第三,研究心态及思维方式的制约。其一,情感因素的强烈干扰。情感关乎认知、行为和人格;它驱动着注意力,也直接影响到人类记忆,诱使记忆只能与强化它的那些细节相容。情感因素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动力,但缺乏节制的情感将干扰学术判断,损害学术研究的信度、效度、深度和力度。目前,在大量相关研究中,仍蕴含着某些强烈的情结。这些情结容易诱使论者带着预设前提去搜集、筛选和解读史料,从而侵蚀学术研判的透彻性和精准度。诚如何炳棣所言,许多西南联大的研究者因用心良苦,不免把当时的情况过分“理想化”。在强烈的民族情结和怀旧心态中,多数论者对近代大学进行理想化的修饰,导致认识偏差。“心智是在社会的压力下重建它的记忆”,社会“使心智把过去美化为它所向往的目标”。在时间滤镜下,记忆容易使过往的“一切变得美丽”。事实上,记忆往往“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人的记忆容易“被后来的记忆所覆盖”,并以某种方式“奇妙地重建”往日。记忆往往是高度选择性的,它与遗忘之间始终保持着张力,共同形塑怀旧的图式。怀旧性记忆尤其独特。怀旧是“记忆之场”中的再建构。它与其说是对过往的简单再现,不如说是“一种对现在许愿的方式”。怀旧源于人心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们建构出一种精神上的原乡,以求得内心深处的归属感,以“情感团结”所形塑的统一性来对抗碎裂的世界;或以梦幻般的记忆逃离“今天的社会”,到“昨日的世界”/“另一个社会”中寻求精神皈依。这种情感自有其价值,然其危险性却在于“将想象的家园与实际的家园混为一谈”。怀旧之情唤醒了人们埋藏于潜意识中的昔日意象,由此所呈现的景象仿佛都是其应有的样子,但这并非本然的实存,而是一种人为构建的图景,是彼岸的“他者”或“乌托邦”,是“历史乡愁”的学术表达。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的许多叙事,也是历史浪漫主义书写的变形。历史与记忆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但历史研究“既需要记忆,又需要超越记忆”。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正是“从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开始”。其二,研判标准的误用。对事物的认知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定的观点或参照系”。历史研究的基准首先应是历史本体(实在),而非历史认识。前者是本源,是第一性的;后者是衍生的、第二性的。深度研究固然要超越历史实在,但首先应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而不能建立在历史叙事基础上,否则很可能疏离甚至违背事实。说到底,后者只能算是研究者在各自的认知“洞穴”中的历史想象和修辞,而不是经过人类理性洗礼和锤炼的批判性研究。我们须穿越表象的迷雾和观念的丛林,重返事实本身,直击事物本质。而现有的许多研究,对此缺乏自觉,以致将叙事混同于事实并将其误用为事物的主要判准,由此容易导致认知的失准甚至失实,使学术研判悖离真实世界,酿成诸多虚假意识。其三,思维方式的偏差。有的论者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局限和偏差,如非黑即白、以偏概全、偏信一家之言、把个别当一般、把主观体认误为客观事实等,这些都将诱致历史勘测的失察、失真。深度研究应始终保持科学态度和反思性思维,保持心智的灵敏和开放性,并积极面对各种事实、倾听各方意见,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性,甚至必须承认哪怕“在我们最喜爱的观念中,也存在错误的可能性”。事实证明,只有在开放广阔的全球视野与精深细致的地方研究的深度融合中、在恢弘的历史场域与鲜活的具身经验的持久对话中、在认知与事实的永续往返中、在不同现象和数据的反复耕犁中,研究工作才能逐步抵近原初世界,不断把思想触角深入人类“意识的深海”、深入到“时代精神的最深处”。
总之,在现有研究中,仍有诸多深层次因素在制约着我们的纵深开掘。批判性的原创研究,需要不断重审理论前提和论述边界,需要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自觉,需要既能深入又能超越,需要创造性地融合历史纵深感和现实的经验质感。唯此,才能使历史—社会科学研究更具历史感、现实感和穿透力。为持续推进对中国问题的深度研究,我们仍需进一步拓宽视野、夯实史料基础,优化知识结构,扎根真实的历史进行准确定位;仍需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立场、情意或先验观念出发;仍需将科学方法真正贯彻于研究的全过程,使我们的认知面向辽阔的世界,植根于历史并最大限度地贴近事实本身。正是对过往历史的理解深度,决定着我们对当下及未来的认知深度和把握力度。
以上论述绝非苛责历史、质疑近代中国大学的水准,而是为了更好地深入历史的本相,更真切地探究一流大学及高水平知识系统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相对于近代中国的基础条件而言,其在如此短时间内能有如此不凡成就,无论如何都是难能可贵、世所罕见的。谓之“奇迹”绝不为过。其中的许多经验,仍极具价值。
诸多研究业已表明,“科学的重大和持续的发展只能出现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之中,该社会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学术发展需要诸多基础条件;原创性研究和高水平大学的持续发展,对社会条件的要求更是苛刻。而在近代中国,这又谈何容易。此乃时势所致,内中原因极复杂。亲历历史的吴大猷认为,这实在“是因为整个国家的环境、学术的环境,再加上我们有战争这个因素”,使中国学术最终“只有少许的发展”。学术发展需要适宜的环境,但环境不可能凭空而来。近代中国大学“不单是没有经费、没有传统,也没有人”。吴氏此语,无疑很好地诠释了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深层困境,也揭示了日后中国大学建设和学术发展所无法回避的一系列关键议题。
注释:
①这一时段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至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大致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间歇期。这是20 世纪人类历史上总体相对较稳定的一个阶段。由此可见,全球学术进展也与世界的军政格局、地缘政治密切相关;知识生产与社会环境的深度关联,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推动,“有组织的科研工作”在西方国家日渐成为常态,航空工程研究在欧美国家渐次兴起;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局面迅速扩散到广大非西方世界(自此,大规模的原子能研究开始成为许多国家的“国家事业”和全球性现象,“举国体制”类型的尖端科技研发工作日趋普遍)。中国则介乎二者之间,在1930 年前后的数年间开启了这一新进程。其标志性事件,或可推1928 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后推展的一系列多学科“集众式研究”,以及1932 年开始的航空工程研究的大规模开展。而后者的动因之一,则是一·二八事变中日本空军对华东地区的大规模轰炸。军事因素对知识演化、学科发展的影响,无论如何不可低估。近代以来,战争(含冷战)作为一个结构性因素,持续推动着知识生产方式的迭代,极大地重塑了人类的知识进展、学术样态和文化版图,也重塑了一流大学的阵容和运作。中国亦不例外。参见:金富军,王向田. 抗战前清华航空研究考察[J]. 力学与实践,2009,(5)
②该校的收入在美国高等院校中长期名列前茅,1929年为790.4 万美元,1937 年为764.2 万美元。1931 年,中国高等教育经费为3 361.92 万圆;1934 年全国大学岁入经费累增至3 575.93 万圆,按官方汇率折算,约合当年的1823.73 万美元。参见:罗杰·L·盖格. 增加知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1900—1940)[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 274;二十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Z]. 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印(内部资料),1933. 3—4;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Z]. 南京:教育部统计司编印(内部资料),1936. 18.
说明:本文原刊于《教育研究》2023年第1期。本公众号推送文章仅供学习和研究,版权归原刊或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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