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1918.4.5 - 1977.2.26）本名查良铮，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
对于战时中国诗歌的正确的评价，大概要等中国政治局面更好的一日。黄河以北一大块土地尚待发掘。模糊地听见的只有延安方面的一些诗人——在战前就建立了声誉的，如艾青和田间，曾实验过一些新的形式，既非学院气息，也不花花绿绿。有人说这些形式大体是民歌的改造，常常还以秧歌作为穿插。这些当然是错误的传闻。而传闻也必须到此为止：我们回到那年青的昆明的一群。
这一群毫不有名。他们的文章出现在很快就夭折的杂志上，有二三个人出了他们的第一个集子。但是那些印在薄薄土纸上的小书从来就无法走远，一直到今天，还是有运输困难和邮局的限制。只有朋友们才承认它们的好处，在朋友之间，偶尔还可以看见一卷文稿在传阅。
这些诗人们多少与国立西南联大有关，联大的屋顶是低的，学者们的外表褴褛，有些人形同流民，然而却一直有着那点对于心智上事物的兴奋。在战争的初期，图书馆比后来的更小，然而仅有的几本书，尤其是从国外刚运来的珍宝似的新书，是用着一种无礼貌的饥饿吞下了的。这些书现在大概还躺在昆明师范学院的书架上吧！最后，纸边都卷如狗耳，到处都皱叠了，而且往往失去了封面。但是这些联大的年青诗人们并没有白读了他们的艾里奥脱与奥登。也许西方会吃惊地感到它对于文化东方的无知，以及这无知的可耻，当我们告诉它，如何地带着怎样的狂热，以怎样梦寐的眼睛，有人在遥远的中国读着这二个诗人。
1938年12月，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 社员游昆明海源寺，右三为穆旦
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热烈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深夜：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但是对于他们，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他们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费上。毕了业，作为大学和中学的低级教员，银行小职员、科员，实习记者，或仅仅是一个游荡的闲人，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
战争，自然不仅是物价。也不仅是在城市里躲警报，他们大多要更接近它一点。二个参加了炮兵。一个帮美国志愿队作战，好几个变成宣传部的人员。另外有人在滇缅公路的修筑上晒过毒太阳，或将敌人从这路上打退。但是最痛苦的经验却只属于一个人，那是1942年的缅甸撤退，他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他给死去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在热带的毒雨里，他的腿肿了。疲倦得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的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了，更不能支持了，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到8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青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虽然他从此变了一个人，以后在印度三个月的休养里又几乎因饥饿之后的过饱而死去，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他活了下来，来说他的故事。
穆旦，入缅对日作战前摄于昆明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投笔从戎，以中校翻译官的身份随军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同年5月至9月，穆旦亲历滇缅大撤退，经历了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踏着堆堆白骨侥幸逃出野人山。
但是不！他并没有说。因为如果我的叙述泄露了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他本人对于这一切淡漠而又随便，或者便连这样也觉得不好意思。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
穆旦与母亲，摄于70年代
他的名字是穆旦，现在是一个军队里的中校，而且主持着一张常常惹是非的报纸。他已经有了二个集子，第三个快要出了，但这些日子他所想的可能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母亲。有整整8年他没见到母亲了，而他已不再是一个18岁的孩子。
这个孩子实际上并未长大成人。他并没有普通中国诗人所有的派头。他有一个好的正式的教育，而那仅仅给了他技术方面的必要的知识。在好奇心方面，他还只有18岁；他将一些事物看作最初的元素：
当我呼吸，在山河的交铸里，
无数个晨曦，黄昏，彩色的光，
从昆仑，喜马，天山的傲视，
流下了干燥的，卑湿的草原，
当黄河，扬子，珠江终于憩息……
如果说是这里有些太堂皇的修辞，那么让我们指出：这首诗写在1939年。正当中国激动在初期的挫败里。应该是外在的陌生的东西，在一个年青的无经验的手中变成了内在的情感。
十七岁的穆旦，摄于天津法国花园亭
我们的诗人以纯粹的抒情著称，而好的抒情是不大容易见到的，尤其在中国。在中国所写的，有大部分是地位不明白的西方作家的抄袭，因为比较文学的一个普通的讽刺是：只有第二流的在另一个文字里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最好的英国诗人就在穆旦的手指尖上，但他没有模做，而且从来不借别人的声音歌唱。他的焦灼是真实的：
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
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而不幸，彷徨的日子将不再有了，
当我缢死了我的错误的童年，
（那些深情的执拗和偏见，）
主要的调子却是痛苦：
在坚实的肉里那些深深的
血的沟渠，血的沟渠灌溉了
翻白的花，在青铜样的皮上，
是多大的奇迹，从紫色的血泊中
它抖身，它站立，它跃起，
风在鞭挞它痛楚的喘息，
《穆旦诗集》书影 1947年版，这是穆旦的第一部诗集
是这一种受难的品质，使穆旦显得与众不同的。人们猜想现代中国写作必将生和死写得分明生动，但是除了几闪鲁迅的凶狠地刺人的机智和几个零碎的悲愤的喊叫，大多数中国作家是冷淡的。倒并不是因为他们太飘逸，事实上，没有别的一群作家比他们更接近土壤，而是因为在拥抱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和策略时，政治意识闷死了同情心。死在中国街道上是常见景象，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虚空地断断续续地想着。但是穆旦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当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
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
行进，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
是一个真理。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我并不是说他逐渐流入一个本质上是反动的态度。他只是更深入，更钻进根底。问题变成了心的死亡：
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
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
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
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
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
就在他采用了辩证，穆旦也是在让一个黑暗的情感吞蚀着：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穆旦《自然底梦》手迹
他总给人那么一点肉体的感觉，这感觉，所以存在是因为他不仅用头脑思想，他还“用身体思想”。他的五官锐利如刀：
在一瞬间
我看见了遍野的白骨
旋动
就是关于爱情，他的最好的地方是在那些官能的形象里：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的，我的，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的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在玩弄他自己。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看这首诗，对于我，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作品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
1949年12月23日，穆旦与夫人周与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拍摄的结婚照
但是穆旦的真正的谜却是：他一方面最善于表达中国知识分子的受折磨而又折磨人的心情，另一方面他的最好的品质却全然是非中国的。在别的中国诗人是模糊而像羽毛样轻的地方，他确实，而且几乎是拍着桌子说话。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似乎冒犯别人了。这一点也许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很少读者，而且无人赞誉。然而他的在这里的成就也是属于文字的。现代中国作家所遭遇的困难主要是表达方式的选择。旧的文体是废弃了，但是它的词藻却逃了过来压在新的作品之上。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甚至于他的奇幻都是新式的。那些不灵活的中国字在他的手里给揉着，操纵着，它们给暴露在新的严厉和新的气候之前。他有许多人家所想不到的排列和组合。在“五月”这类的诗里，他故意地将新的和旧的风格相比，来表示“一切都在脱节之中”，而结果是，有一种猝然，一种剃刀片似的锋利：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独自倚栏想
        落花飞絮漫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穆旦之得着一个文字，正由于他弃绝了一个文字。他的风格完全适合他的敏感。
1947年2月，穆旦于沈阳《新报》办公室
穆旦对于中国新写作的最大贡献，照我看，还是在他创造了一个上帝。他自然并不为任何普通的宗教或教会而打神学的仗，但诗人的皮肉和精神有着那样的一种饥饿，以至喊叫着要求一点人身以外的东西来支持和安慰。大多数中国作家的空洞他看了不满意，他们并非无神主义者，他们什么也不相信。而在这一点上，他们又是完全传统的。在中国式极为平衡的心的气候里，宗教诗从来没有发达过。我们的诗里缺乏大的精神上的起伏，这也可以用前面提到过的“冷漠”解释。但是穆旦，以他的孩子似的好奇，他的在灵魂深处的窥探，至少是明白冲突和怀疑的：
虽然生活是疲惫的，我必须追求，
虽然观念的丛林缠绕我，
善恶的光亮在我的心里明灭
以及一个比较直接的决心
看见到处的繁华原来是地狱，
不能够挣脱，爱情将变作仇恨，
是在自己的废墟上，以卑贱的泥土，
他们匍匐着竖起了异教的神。
穆旦诗集《探险队》书影
以及“辨识”的问题，在“我”这首诗里用了那样艰难的，痛苦的韵律所表示的
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从静止的梦离开了群体，
痛感到时流，没有什么抓住，
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
遇见部分时在一起哭喊，
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篱，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
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
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这是一首奇异的诗，使许多人迷惑了。里面所牵涉到的有性，母亲的“母题”，爱上一个女郎，自己的一“部分”，而她是像母亲的。使我想起的还有柏拉图的对话，在1936年穆旦与我同时在北平城外一个校园里读的。附带的，我想请读者注意诗里“子宫”二字，在英文诗里虽然常见，中文诗里却不大有人用过。在一个诗人探问着子宫的秘密的时候，他实在是问着事物的黑暗的神秘。性同宗教在血统上是相联的。
就眼前说，我们必须抗议穆旦的宗教是消极的。他懂得受难，却不知至善之乐。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他今年还只28岁。他的心还在探索着。这种流动，就中国新写作而言，也许比完全的虔诚要更有用些。他最后所达到的上帝也可能不是上帝，而是魔鬼本身。这种努力是值得赞赏的，而这种艺术的进展——去爬灵魂的禁人上去的山峰，一件在中国几乎完全是新的事——值得我们注意。
原载伦敦“Life and Letters”杂志，1946年6月号
一想起穆旦
（即查良铮，1918—1977）
，我就想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他和我都是从华北来的流亡学生，在新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毕业了又在外文系当助教。但不久他就离开了，去到中国派往印缅的远征军中做翻译，从而经历了一次穿越野人山的大撤退，几个月之后才艰难地拖着极度疲惫的身体回到昆明。

这一时期他就已经写了不少诗。原先在清华园的时候，他写雪莱式的抒情诗，但是已经常用“野兽”“旋转的白骨”“紫色的血”之类的形象，基调是苦涩的。等到抗战爆发，他的情绪高扬了，但由于他在流亡途中看到内地农民受苦的样子，又是常有忧郁的反思的。在《赞美》（1941）一诗里，他这样写他们：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的，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2年2月25日，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
这是对战争的直接感应，然而没有叫喊，只有一种静静的叙述，着眼的是落到农民头上的忧患，到末了才随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断言而变得高昂。这句话也是诗中几次重现的迭句，显示了穆旦对诗的形式的关注：即使在惠德曼式的滔滔长句中他也是要保持完整的结构的。
当然，他还有别的境界，别的形式。《春》（1942）是一例，全文如下：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他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欢乐。
如果你是醒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的
是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
你们被点燃，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不止是所谓虚实结合，而是出现了新的思辨，新的形象，总的效果则是感性化，肉体化，这才出现了“我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和“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那样的名句——绝难在中国过去的诗里找到的名句，从而使《春》截然不同于千百首一般伤春咏怀之作。它要强烈得多，真实得多，同时形式上又是那样完整。
1942年摄于印度加尔各答
他也能写得“狂暴”，如在《五月》（1940）里：
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
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
创门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
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
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
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也是在《五月》里，我们看见一种奇异的对照：
        负心儿郎多情女
        荷花池旁订誓盟
        而今当自依栏想
        落花飞絮满天空
而五月的黄昏是那样的朦胧，
在火炬的行列叫喊过去以后，
谁也不会看见的
被恭维的街道就把他们倾出，
在报上登过救济民生的谈话后，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
两个世界在这里面对面地相遇，古昔的爱情世界立即被当代政治的现实世界压盖了，而后者是用奥登式的写法烘托出来的，请看最后两行里那典型化了的“谋害者”和那“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的工业比喻。
写这些诗的时候，正是穆旦和他的朋友们在昆明带着惊喜读着奥登、艾略特、叶芝等人作品的时候。
西南联大南湖诗社部分师生合影
在西南联大，穆旦、王佐良等一批喜欢诗歌写作的学生积极组织和参加一些文艺社团。有南湖诗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等。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提到在40年代在昆明西南联大出现的中国现代主义。穆旦和他的朋友们不止是通过书本受到了西方现代派的影响。他们的老师当中，就有现代派，例如冯至和卞之琳。还有一位从英国来的威廉·燕卜荪，更是直接为他们开课讲授英国当代诗歌。燕卜荪（1906—1984）是“超前式”的诗人和新锐的批评家。他来中国的时候刚过30岁，风华正茂，跟着临时大学（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到长沙，南岳，蒙自，昆明，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彼此极为相得，当时写了一首题名《南岳之秋》的长诗，其中说：“我交了一批好朋友。”在他的影响下，一群诗人和一整代英国文学学者成长起来了。
中国新诗也恰好到了一个转折点。西南联大的青年诗人们不满足于“新月派”那样的缺乏灵魂上大起大落的后浪漫主义；如今他们跟着燕卜荪读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读奥登的《西班牙》和写于中国战场的十四行，又读狄仑·托马斯的“神启式”诗，他们的眼睛打开了——原来可以有这样的新题材和新写法！
其结果是，他们开始有了“当代的敏感”，只不过它是结合着强烈的中国现实感而来，因为战局在逆转，物价在飞涨，生活是越来越困难了。他们写的，离不开这些——尽管是用了新写法。与中国现实的密切结合，正是40年代昆明现代派的一大特色。
威廉·燕卜荪（1906－1984）
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诗人。1937年-1939年，燕卜荪先后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和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
就穆旦而论，他从现代主义学到的首要一点是：把事物看得深些，复杂些。他的《诗八首》（1942）就是复杂、多层次的情诗。第一首的起句出人意外：
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却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烧着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而等到他接近爱者，诗句却又突然哲理化了：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形成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他几乎完全不用文言式词藻，绝少四字成语，一切出之于现代的口语，然而自有韵律，自有形象，“言语”是“照明世界”的，而使我们沉迷的是那曲折。
就这样，穆旦把新诗带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前区。他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人们期待着他做更多。
穆旦和妻子周与良在芝加哥大学
此后却是另一种情况了。抗战胜利不久，刚到30岁，他就已经感到处于“过去与未来两大黑暗间”。他去到芝加哥大学，三年后回到中国大陆，一开头还能教书，不久连书也不能教了，更谈不上写诗。整整30年之久，人们听不见诗人穆旦的声音。

然而，过了一阵，以梁真或查良铮为译者署名的译诗出现了。他早已精通英文，后来又掌握了俄文，回国之初就译了大量普希金的诗，包括《欧根·奥涅金》。后来他转向英国浪漫主义诗：雪莱、济慈、拜伦各有一选集。他也没有忘怀英国现代派诗，艾略特的《荒原》就是他重译而且仔细加注的。他的最主要的成绩则是拜伦长诗《唐璜》的全译本，全书17章14节都以略加变通的意大利八行体（ottawa rima）为格律译出，保持了拜伦的口语体以及讽刺艺术的几乎一切特点，读起来像原著一样流畅生动。
《唐璜》译文稿书影
朋友们听到了良铮在译诗而且做出了成绩，是感到安慰的，但是不免想要一问：他本人的创作又怎样？难道他的诗泉真已枯竭了？
当然没有。他的译诗之所以那样精妙，正是因为他的诗才还在。而事实上，他也没有完全停止写诗。1976年，朋友们之间就在传阅着他新写的诗稿，其中有《智慧之歌》，《秋》，《冬》。
都是好诗。30年过去了，良铮依然写得动人。他运用语言的能力，他对形式的关注，还在那里——只是情绪不同了：沉思，忧郁，有时突然迸发一问：
那绚烂的天空都受到谴责，
还有什么彩色留在这片荒原？
——《智慧之歌》
穆旦《冬》手迹
实是内心痛苦的叫喊；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含有深沉悲哀的成熟，如写在《冬》里的：
我爱在淡淡的太阳短命的日子，
临窗把喜爱的工作静静做完；
才到下午四点，便又冷又昏黄，
我将用一杯酒灌溉我的心田。
多么快，人生已到严酷的冬天。
……
我爱在雪花飘飞的不眠之夜，
把已死去或尚存的亲人珍念，
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
我愿意感情的热流溢于心间，
来温暖人生的这严酷的冬天。
似乎有所松动了，有一股缓缓的暖流出现了。人们不由得生起希望来。但是希望落空了。1977年2月26日，诗人因心脏病突然发作而死在手术桌上。
分别选自穆旦《穆旦诗集》，中国文联出版社。王佐良《王佐良全集（第8卷）》，外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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