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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园鸣谢

厉以宁（1930.11-2023.2.27）
2023年2月27日19点31分，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他还是“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名誉院长。
厉以宁，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11月出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资料员、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后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这些都对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厉以宁也关心关注民营经济发展，他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第三次分配”，他在早年就曾提出。进入新世纪后，厉以宁力主改革城乡二元制和土地改革等新一轮农村改革，是这一轮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此外，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厉以宁的研究领域包括：管理制度和管理哲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国民经济管理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比较经济史、西方经济学、中国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等。
厉以宁的主要著作包括：《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非均衡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罗马—拜占庭经济史》《论民营经济》《工业化和制度调整—西欧经济史研究》等。
厉以宁部分著作书影
因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厉以宁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等。
“作为读书人，总有些正心、齐家、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这是我坚持至今的动力。”他曾这样说道。
现摘录厉以宁先生早期的经历，共同回顾一代知识分子的跌宕起伏。
“漏网右派”厉以宁
文  | 杨勋 
选自 《心路：良知的命运》
厉以宁，1955年大学毕业
北大经济系还有一位被称为漏网右派的教师，就是现在公认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厉以宁1955年本系毕业，毕业前夕遇上肃反运动，因同外系同学一起研读了无政府主义书刊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关在24楼一年。1956年回到经济系不准当教师，临时派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当时经济系资料室在哲学楼三层，厉以宁在那里用功地苦读，被徐毓先生发现，于是由徐先生精心指导，专心钻研了凯恩斯经济学，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西方经济学基础。

厉以宁从1955年肃反中学得了聪明，1957年大鸣大放时一声不响，只在背后专心关注运动的发展。厉以宁后来交待思想说，大鸣大放时他曾想过要写一张最大的大字报把全校的右派统率起来，但一想到肃反的教训就不敢写了，只在16楼背后贴了一张“无题”小字报，而且没有署名。他给百花学社捐钱也不留姓名。谭天荣在校园讲演打出民主自由平等等口号，厉以宁在集结的人群解散之后，单独向谭建议应在自由民主的口号前加上“社会主义”！由于厉以宁没有公开言行，1957年划右派时自然不好动他。
运动后期，厉以宁作为内控对象编人下放干部队伍，同我们一起到了斋堂。1958年在下放干部中虽然继续追查右派言行，但运动的重点已是大跃进了。根据党的政策，下放期间响应号召向党交心者予以宽大处理，一律不戴右派帽子。厉以宁的上述右派言行属于自我交待，经内查外调属实，于是他得以幸免右派命运。此后，虽然明知他思想右，但内部只叫他漏网右派，并不按正式右派对待他。由于有了过去的教训，厉以宁变得很聪明，不仅不惹事，还表现不错，很讨大家喜欢。
借着反右派胜利的声势，也为了巩固反右派斗争的成果，1957年底北大决定选送500名教师下放北京市门头沟斋堂乡进行为期一年的劳动锻炼。
经济系下放斋堂的教师共十几人，分别被分在西斋堂的第三第五两个生产队。我被分到第五队。同我一起分在第五队的有蔡沐培、付骊元、厉以宁等。分到第三队的有张秋肪、张友仁、金以辉、胡志仁、林顺宝等。
1958年春，在斋堂河滩，前排左起：张秋舫、杨勋、蔡沐培、金以辉、胡志仁后排：厉以宁(左一)、林顺宝(左三)、傅骊元(左四)、徐在文(右一)
我在斋堂负责过右派的管理工作，厉以宁的“右派言行”就是那时向党交心交出来的。那时他可能是把我当做党的代表，怀着信任，约我到河滩上交待他的问题。我对他毫无成见，友好地同他一起走到村前河边，半信半疑地听了他的交待，第二天如实地向工作组做了汇报。其实，这时工作组已经掌握了他的全部材料，经审查，他并无任何隐瞒，于是，很快就宣布不给他戴右派帽并对他表示信任。后来又听说他和外系的人一起读过英文版工人日报刊载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但谁也没有再去追究，他就这样过关了。
厉以宁的聪明才气，在斋堂就有所表现。大跃进中他编写了不少快板和打油诗，同老乡们关系也好，很受农民欢迎。那年夏天，斋堂下放干部组织宣传队，上百花山宣传，厉以宁被选去当了宣传队员，在宣传队写了不少诗歌，广为传播，颇得好评。
斋堂大办食堂以后，厉以宁成了食堂的会计和管理员。厉以宁上北大前在湖南怀化地区的供销社当过会计，会算账，不管多乱的账，他能理清。厉以宁当食堂管理员时，自己住在大伙房的炕上，又脏又乱，但他的炕上常有书，记得还有几本《红旗飘飘》。那时能看到这种书刊也不容易了。他说将来要写一部小说，第一章就是一个大场面：一辆马车，由远方哒哒地驶来，前面和背后是一片茫茫荒原，无边无际……
可能他发现我爱听他胡吹，就常在我面前说他的幻想，也不怕我揭发他批判他。厉以宁对于1958年向党交心后，不戴帽子不受批判并被信任很是满意。年初，他请假回北京同何玉春结婚，年底就生下一个女儿。为了纪念他在斋堂下放，女儿取名叫厉放。对于厉以宁结婚生女，大家都表示祝贺，他自己也心情舒畅。下放干部工作组的几位领导赵宝煦、刘文兰等都对他很好，没有人把他当漏网右派对待。他同大家虽不甚密切，但并不感到隔阂。
厉以宁被“视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
文 | 张友仁
1952年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经济系只有政治经济学专业才留在北大，而其他专业都调整到中央财政经济学院。学生的分配是采取学生自报志愿，院系调整领导小组批准的方式。经济系院系调整领导小组由三人组成：经济系代理主任陈振汉、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经济系学生党支部书记一人。
1961年10月，赵迺抟教授和厉以宁（右）在北京大学
当讨论到厉以宁的去向时，经济系学生党支部书记说：他这个人不行，不能到政治经济学专业。于是，陈振汉问道：“他怎么不行？”学生党支部书记说：“他书读得太多。”陈振汉又问：“书读的多有什么不好？”于是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陈振汉、张友仁两票赞成，学生党支部书记一票反对。就这样，厉以宁被分派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
1945年夏，厉以宁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他毕业后，工作分配不出去，校外和校内各单位都不接收他。（于是我说：“你们真不识货呀！他是个人材。你们不要！我要！”）我建议，让他到我当主任的政治经济教研室来吧！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是不能任政治课教师的，于是我说让他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资料室来当资料员吧！但是，这也不行！这时，他只好被放在北大经济系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的资料室作周炳琳教授的西方经济史的资料员。
过了几年，政治空气较为缓和了，他被提升为助教，辅助周炳琳教授作西方经济史的教学工作。
由于厉以宁被视为思想上有问题的人，有些同事瞧不起他，冷落他，而周炳琳先生却不顾别人对厉以宁的议论，经常相邀促膝谈心。在1993年周炳琳逝世30周年时，他以一首《七绝》记载了与周老师的这段交往，表达对恩师的思念。
七 绝   纪念周炳琳老师逝世30周年
一九九三年
旧事模糊淡淡痕，
只知冬冷未知春，
先生不顾潮流议，
夜半邀谈深闭门。
厉以宁在《治沙无意却成洲，只计耕耘莫问收——难忘的大学生时期》中写道：
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师的大力帮忙，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张友仁先生当时还是年轻教师，在西南联大毕业留校任教不久。职称是讲师。我大学二年级时，他担任重要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讲。整整两个学期，每周都有课。当时在全国高等学校经济院系能完整地开出这门课的人不多，张友仁先生是其中一个，他自称是刚从苏联经济学家那里学来的。
给班上同学印象最深的，是张友仁先生对我们班毕业论文的指导（当时并未采用毕业论文这个名词，而是称作高年级的学年论文）。我定的题目是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的论文是在张友仁先生指导下完成的，他评价不错，只是说我文章里的注释太多。在陆昊写的《厉以宁学术评传》中提到，这篇论文几经动荡已遗失了，那时我住在中关园宿舍（陆昊的书出版于2002年）。不料在我搬到蓝旗营宿舍后，一天在整理旧书和旧稿时又找到了，现在被我珍藏起来，作为大学生时期的珍贵纪念物，它反映了当年张友仁先生对我指导的成果。在国民经济计划研究小组，我和其他一些同学都认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和消费的相互推动的内在机制值得探讨。后来，张友仁先生知道了，同我谈过，让我在经济系教师的一次讨论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这件事使我深受鼓舞。可惜，从1957年以后再也看不到诸如此类的学生研究活动了。
在大学四年级，我开始对俄国19世纪中叶的农奴制改革、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农民社会主义学说以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俄国民粹主义理论感兴趣，因为在大学三年级时我利用业余时间翻译了费拉托娃著《赫尔岑和奥加略夫的经济观点》一书（合译者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赵辉杰，译者署名季谦，三联书店1956年出版），四年级时正在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下卷）》（此书于1959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仍是与北京大学历史系赵辉杰合译，当时他是研究生，出版时，译者还是用季谦署名。）这样，我对俄国经济史中有关这个问题产生兴趣是很自然的。张友仁先生又让我就这个问题在经济系教师讨论会上谈谈自己的心得。这同样是一次锻炼的机会。
1958年夏，他和胡志仁、张秋舫该提升为讲师了，他又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给他的罪名是“白专道路”。我力排众议，他才得以与胡志仁，张秋舫同一批提升为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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