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欧洲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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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碰撞，乌克兰的幸运在于此，乌克兰的灾难也在于此。

有人说这场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的冲突，也有人说是种族的冲突，但在《欧洲之门》的作者浦洛基看来，乌克兰内部冲突的种子，从乌克兰诞生的那一刻起似乎就早已注定了。

从古希腊的希罗多德时代开始，乌克兰大地见证了两千年来帝国的起起落落，经历了世界秩序的多次变更。定居和游牧、东正教与天主教、自由与专制、……直到今日，乌克兰仍是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焦点。若不理解两千年以来塑造东欧的复杂力量，就看不清如今仍在牵动世界的动荡种种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这么差？

是什么让乌克兰人不同于俄罗斯人？

俄乌冲突的根源又是什么？

乌克兰为什么花费了近千年直到苏联解体才取得真正的独立地位？

第一个独立的、和平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至今也不到30年的历史。在那之前，只有几次失败的建立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尝试。

乌克兰常常成为一个在欧洲版图中被遗忘的存在。常见的，称呼乌克兰为“二毛”的戏称折射出了这样一种民间认知：乌克兰只不过是大俄罗斯的一部分而已。这不仅是出于遥远的、文化不同东方国家里不谙历史的网民的无知，也同样折射出许多泛斯拉夫主义或者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民族认知：

乌克兰人应该是小罗斯人，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一部分。这种认知的错位奇妙地显现乌克兰历史中最尴尬的成分：关于民族认同、身份构建和历史变迁的印记和随之而来的分歧、战争、苦难与困境，从来没有随着乌克兰的独立而烟消云散。

▌欧洲之门：东西方文明的分界线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销量最大但却难以称得上最具有学术色彩的著作《文明冲突》中就简单地将乌克兰视为一个文明分界线，西方拉丁欧洲天主教和东正教俄罗斯文明的分界线。

亨廷顿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乌克兰内部存在这样一种断裂，恐怕也很难想象被认为是文明断裂带的乌克兰人在百年以前被分割在两个不同帝国的时候就互相庇护，其民族主义也相互渗透彼此影响。

2014年乌克兰的冲突被亨廷顿的追随者视为其预言的实现，只要文明冲突论者忽视掉1991年压倒性多数的乌克兰和在乌俄罗斯人支持独立，2010年仅有1/3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2019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却和俄罗斯成为仇敌这样不断流动的认同及其折射出的复杂事实。

历史上乌克兰常常被视为欧洲的东部大门。门，意味着双向的通行。与其说乌克兰是在把守东欧的大门，不如说是为流动的民族、文化、身份、历史提供通道的大门。这扇大门所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一个变化的乌克兰，更是一个变化的欧洲。

在这扇门后，我们看到的是半个欧洲的历史——不仅仅是政治、地缘上的，更是经济、文化、认同和族裔的。将乌克兰当做欧洲的边缘加以处理便看不到门的两边互相透射的丰富光影，而只能将关上的大门视作是保留在现代早已不存在的单一身份认同的最后堡垒。

▌文明蜕变：“北方的拜占庭”与欧亚帝国博弈的战场

这扇大门首先可以颠倒传统意义上的欧洲中心-边缘视角。当西罗马帝国被蛮族毁灭的时候，君士坦丁堡仍巍然屹立，而克里米亚北方的草原上则是流动的部落，把守着在这个时代最为宝贵的商路。

蒙古人的西征，让一系列历史因素又一次汇聚在这片土地上。如果说蒙古西征给西欧带来了新的技术，冲击了西欧原有的社会结构，那么东欧则不啻面临着一次剧变。这些压力撕扯着这片土地，讽刺性地将乌克兰带入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乌克先是被波兰，后是被俄罗斯所掌握。

▲蒙古西征摧毁了基辅罗斯，也让这片土地从文化上走向撕裂

这两个国家都用尽办法试图将这片土地整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中。此时不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而是宗教矛盾、地缘政治、不同显贵利益集团的分歧以及各国国内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整合的路径和困难。

波兰首先需要面对和立陶宛人贵族之间的妥协，其次是国内的天主教和东正教关系问题，之后又是和俄罗斯之间的领土纠纷。而波兰国内政治的模式显然影响了波兰控制下的乌克兰地区所出现的豪门和显贵的治理方式。

17世纪中哥萨克人领袖赫梅尔尼茨基在漫长的摇摆后最终决定臣服于新生的俄罗斯，俄罗斯以此为历史依据论证自己对乌克兰地区的吞并。

▲赫梅里尼茨基进入基辅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赫梅尔尼茨基对这一臣服的理解是一种“互相承担义务的契约关系”，而俄罗斯沙皇则将其理解为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

而18世纪哥萨克人最后的独立地位的丧失来自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这一改革则发端于启蒙主义所带来的理性精神和对开明专制的推崇。伏尔泰热情地讴歌这位女王，而正是这位女王取消了哥萨克仅存的半独立地位。

在这里，建立理性的专制帝国的努力和愿望塑造了这段历史，奠定了俄罗斯帝国在其后一百年的体制，也为乌克兰带来了更普遍的农奴制。

▌独立与自由：乌克兰的冰与火之歌

这扇大门中所折射的，属于乌克兰也属于全欧洲的最重大也最有趣的问题，无疑是族群问题，这是在乌克兰土地上最重要的话题。

流动的人口和复杂的历史制造了空前多样化的人口，犹太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在这片土地上都有自己的位置。他们享有超过四种宗教的认同，对俄罗斯和对乌克兰自身有不少于三种观点。考虑到哈布斯堡帝国的乌克兰人，这个观点数还得乘以二。

但是族群问题只能是认识这段历史的一个钥匙。如果仅仅用民族视角来理解这片土地上的民族问题，反而可能丢失许多洞见。

浦洛基《欧洲之门》中记载的历史变迁可以让我们看到的是，哪些历史事实都在乌克兰民族的构建，和更激进一些的意义上的“发明”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我们看到了经济因素，看到了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国际潮流；看到了因为文艺的兴盛而在语言和文化上带来的独立迹象，看到了采用不同策略的所谓普世帝国为了安抚这种情绪所采用的政策。

相比于单一的民族叙事，在这扇欧洲之门中，流动的认同更能在浦洛基“长时段写作”的篇幅中得到体现。这扇门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精彩斑斓的欧洲。